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都是帆布书包，清一色的双星球鞋，刷了一次又一次，只刷到蓝里泛着白，白里晕染了黄。永远都是可以想到的几本课外书：除却《青年近卫军》，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除却《三国演义》，就是《聊斋志异》，只有几个“进步人士”才会读读汪国真，谈一谈戴望舒。
正是老狼的《同桌的你》风靡校园的时候，这样的歌，多少要比《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要激进一些，能激化一下我们懵懂的情愫，让我们在青春的暗夜里写着蠢蠢欲动的诗，多美妙的小心思呀！直至后来《栀子花开》、《那些花儿》之类的校园歌曲出来以后，也没有压过当时的感觉多少。
那是校园民谣的时代，也是人心挣脱拘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全社会都是校园，所有的先锋派都是从校园开始的，最终在社会里被无限地放大。
那也是吉他风行的时代，谁若能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留一头稍稍长一些的发，肩上扛着一只吉他，再能在球场上蹦跶那么几下，一定会吸引不少同学们的眼球。
那也是诗歌的年代，除了我谈到的徐志摩、戴望舒、汪国真，当然也少不了顾城、海子、北岛……谁能写得一首好诗，再配上庞中华一样硬朗的钢笔字，简直堪称校园明星。
那个时期的教辅资料还没有满天飞，各种周末补习班还没有盛行，校园，成了最美好最肆无忌惮的乐园，那里的每一处橱窗前和教室里也播撒着我们如诗一样的光阴。那个时期的梦呓最甜，没有梦魇，那个时期的关系最好处，没有青白眼。那个时期的你我都纯净得像山间的小溪水，哗啦啦地在岁月的河道里流淌着，还唱着青春里最美的诗……
针尖上的蜂蜜
爱真是个简单的物件。被人说到了烂，说落到了底儿掉，穿越蛮荒，穿越时光隧道，现代人还在说。
随意翻开一部电影，一部连续剧，一本小说，如果找不到“我爱你”的影子，那这电影电视剧小说是失败透顶的。因为，他（她）连爱都不要了，哪位观众、读者愿意要他（她）？
一家晚报采访我，问我写了这么多和这座城市有关的文章，缘由是什么？
我说，只有一个字——爱。
太煽情了吧！记者说。
是的，生活就需要煽情，我们所处的生活在工业化的侵蚀下，到处都显得干巴巴的，太需要两滴眼泪来洗刷一下枯燥了。我如是答。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这是《大话西游》里的台词。
爱一座城市需要理由吗？这个世界，若是凡事都需要理由，我们或许将要寸步难行了，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心中最隐秘、最柔软的情结，一切理由都是惨白的。
我读雷平阳的诗，《亲人》，写得真有趣，也真的耐人寻味——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是的，所有的爱都是偏执的，爱不偏执，便不是真爱，爱偏执，爱才爱的值。连爱都不偏执了，要爱作甚？
爱到狭隘。爱本身就是狭小的，一对一的，定点接收的，撒网叫什么爱，那是渔猎，得到的是欲望的渔利，而不是同样爱在你的心灵。
我在冰雹之后来到树林，看到了被冰雹砸掉了底儿的鸟巢，一直血毛娃子小鸟掉了下来，并不大碍，而它的父母却在枝端惊心地叫着，似在滴血。
我冒着摔跤的危险爬到满是雨水和青苔的树上，用草给鸟补好窝，把刚才那只小鸟娃子放了进去。不为别的，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如果那只小鸟是我，而站在树梢上的是我的母亲，她该怎样忧心如焚？
爱像是针尖上的蜂蜜，疼且甜着，即便是针尖上这么丁点儿的地盘，也是可以用来传递的，在针尖和针尖之间，搭一座浓情蜜意的桥。
珍重青春
两年前，在上海某书城里，有个名叫单海海的作家正在搞签售，书名是《穿行都市》，悬念推理小说，正是我喜欢看的那一种。于是，我慌忙挤上前去，喷绘背景下，有个戴墨镜的年轻人在签售，估计比我还要小几岁，食指上戴着翡翠戒指，很扎眼。
我终于挤到了作者面前，捧着书，打开签名页说，请老师您给俺签个名留念。
作家很爽快，单海海在扉页上笔走龙蛇，很快就签好了，我拿在手里一看：你小子这么快就把我给忘记了！单海海。
我迟疑地望着他，他去掉了眼镜，我定神一看，这不是王浩吗？
我上去捅了他一拳，怎么是你小子，也写起书了！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在上海也能遇见你。我做出版业已经三年了，闲时间写写东西，中午别慌走，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好好聊聊。
我点头答应。边翻书边在大厅里等，脑海里瞬间想起大学时的王浩，喜欢泡网吧，追女孩子，经常因请女孩子吃饭花光了钱而不得不周三以后吃方便面。大学毕业以后，他到了家乡一家电视台工作，做编导，后来倒腾了两年以后，就到上海卖冷鲜肉去了。
也就是在他卖冷鲜肉的那些日子，写了几篇都市气息很浓厚的小说给我看，故事很好，只是不健康的内容很多，给我这种老传统看，是“惨不忍睹”的。
2005年前的一个秋天，他曾打电话问我借过1000块钱，后来，我总怕这小子又在外面和女孩子们厮混，没有给他，后来他再打我电话，我就关机了，再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
直到今天我再偶遇他，他像是换了另一个自己。中午留我吃饭畅谈，看到他的热情，我总想起多年前自己为了不借钱给他，拒接他电话的事情。
于是，大厅做了不到十分钟，我就逃了。
午饭的时候，接到王浩的电话，他问我，你怎么招呼不打就走了，上次在你那拿的1000块钱还没还你呢？
1000块钱？我并没有借你钱呀！
你忘了，多年前，我手头紧张，问你借的，你很爽快就打给了我。
你这是在打我的脸对吧？当时我没有借给你呀！你真别生气，我也有苦衷，我当时刚买了房子……
你小子别再狡辩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现在不差钱，你不用接济我，给我说，现在在哪，我把钱给你送去。
我真是蒙了，再也回忆，确认我当时真的没有借钱给他。就匆匆关了机。
一周后，我到单位，收到一张汇款单，1000元，还有王浩先前出的两本签名书，正正规规地签着名字：王浩（单海海）。签名上方还写着一句话：问了好多人，总算找你的地址，永远记得陪我走过青春的好朋友。
我费了好大劲，终于找到王浩多年前的QQ，早已废弃，在他多年前的日志里发现了一篇令人冒汗的日记：借了好几个人的钱，都没音讯了，这个周末好难过，估计他们各有各的忙处，悲惨青春，挨饿写小说去……
这才明白，王浩是故意给我打马虎眼，不想让我难堪罢了，目的是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我没有拒领他的1000元，我带着对他的愧疚收下了钱，什么也没说，但那1000元钱，我一直放在红包里，至今不曾动分文。
又一年后，我收到王浩的新书《珍重青春》。这个书名，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
蜘蛛人距离杂技演员有多远
我认识巷口那位修鞋的老头，他每天都不开心，帮人修鞋的时候也常常咳声叹气。有时候，挺贵的一双鞋，被他在叹气声里一捣鼓，不是线走歪了，就是胶水粘多了，免不了的口角，碰见难缠的主儿，还得陪人家皮鞋钱。
有一次，我修鞋时到他的鞋摊儿。他一边帮我修着鞋，一边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在皮鞋厂工作过，我所在的那个鞋厂能制作各种各样时髦的鞋子。那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厂里一个皮鞋设计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工资就是我们工人的10倍还多。我经常见他吃着猪肉炖粉条，或是抽着古巴雪茄在稿纸上画图。我曾给他学过一阵子，还帮他设计过几款鞋子呢，只可惜学艺不深，设计失败了一款鞋子，给厂里造成了巨大损失，后来我和那个皮鞋设计师双双被解职。要不然，你们现在穿的这么多鞋子也应该有出自我的手笔呢！可惜呀，唉……
原来，这老头怀里揣着一颗皮鞋设计师的心，做的却是打鞋掌的活儿，难怪忿忿不平。然而，转念一想，这样做有用吗，鞋还是要修，日子还要照过，他充其量也就在巷口摆摊，其他地界儿就要被城管赶走。
有人说，这是命运。所谓命运，关键在“运”，好命，其实往往也就那么关键的几步走对了，在恰当的时间做对了恰当的事情或抉择，仅此而已。若是这些我们都没能赶得上，安分守己地乐享当下的生活，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活得悠然自在，无拘无束，这也就等于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好命，或者说是迎来了好命运的第二个春天。
看村上春树的《东京奇谭集》，内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女子，每天被人用一根绳子绑在吊篮上，然后顺着摩天大楼的玻璃外层放下去，她一手拿着刷子，蘸着水去清洗大楼的玻璃，而谁也不知道，其实，她的梦想是做一名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她的梦想和现实虽都把自己置身在差不多的高度，而两者之间的距离却有着天渊之别。没办法，她不能撂挑子不干，去学走钢丝，生计需要，她只能一边做着城市“蜘蛛人”，一边做着杂技演员的梦。
其实，这样也好，“蜘蛛人”的工作以喂饱她的“胃”；杂技演员的梦想以灌溉她的“志”，抓住了结结实实的当下，还用那个前方招摇的未来给自己取暖，谁能说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就一定要比做吊篮的大楼清洗工要幸福呢？
杜·罗休弗克说：“不论人生多不幸，聪明的人总会从中获得一点益处；不论人生多幸福，愚蠢的人总觉得无限悲哀。”更何况，我们往往还没有达到“不幸”的地步呢？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有时候只是一张窗户纸的距离。这扇窗，就是我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