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不愧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登基之初发布的诏书、实施的政令，使得天下人领略了他的明君风范。
第一，登基称帝的当天，刘邦以天子之尊下达的第一个褒封策书，册封为王的不是跟随自己转战的功臣部将，而是两位参与反秦之战却被项羽忽略了的“蛮夷”之地的君长——吴芮与亡诸（“亡诸”又作“无诸”）。这里显示的是主宰天下者的“公正”，与当年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的“不公”形成了对比，当然刘邦也没有忘记恰如其分地谴责一下项羽，提醒天下人在对比中确认新君的功德。让我们阅读《汉书·高帝纪》中记载的褒封文书：
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
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刘邦册封吴芮为长沙王、亡诸为闽越王的高明之处，除了显示他的“公正”之外，还在力量不足以镇抚边远之地的时候，以封王的形式，表达了朝廷对远人的恩德，笼络远方“蛮夷”的战略意图已经形成。
第二，刘邦迅速地为自己的政权选定了首都。由于称帝带有仓促行事的色彩，尽快选定都城已经是迫在眉睫，刘邦只能就近选择洛阳为都城。以洛阳为都城虽然只有短暂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汉初开国的过程之中、在经营东方为主的特定时刻，自然有其意义。
第三，刘邦颁布了“兵皆罢归家”的诏书。其中对不同身份的人都给予了优惠照顾或安抚。这是结束战时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标志性文件。
第三，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在与众臣从容“论功”的气氛之中，回顾开国征战的历史，在褒奖“三杰”的同时，也安慰了其他的大小功臣。正式的论功行赏虽然未及进行，但是，群臣明白了天子的意思——没有忘记跟随打天下的人们。
第四，招抚田横，导致田横被迫自杀。招诱豪杰归顺，否则即予以诛杀，这是天下新主的治世常规，倒也不必苛责刘邦。原来，田横被韩信施诈战败之后，只好归附彭越。等到项羽已灭，彭越对于刘邦的臣属关系已经确立，田横再也无法在彭越属下生存，于是与宾客逃亡到海岛上暂且容身。刘邦素知田横有英雄才具，恐其久居海岛终为乱源，就派遣使者前来宣布赦免田横的诏书，其中有一句威逼利诱的话：“（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发兵加诛。”田横知道天下一定，仅凭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与汉家朝廷为敌，又惧怕因为自己的抗命而导致属下遭遇屠戮，就被迫接受汉廷的传召，乘车前往洛阳。在距离洛阳还有三十里处，自杀身亡。在自杀之前，田横对两位随行的宾客感叹：“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汉书·田儋传》）刘邦感念田横的刚烈志节，为之流涕，调发士卒二千人，按照王者之礼厚葬了田横。两位宾客，在完成了田横最后的嘱托，安葬了田横之后，自杀于田横的墓旁。等到田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横的死讯传到海岛之上，留守的五百壮士全部自杀以殉。田横及其属下的视死如归，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刘邦在厚葬田横之后，不由得暗自庆幸：如果田横这样的英雄豪杰，独居一地，不知何时就会酿成大祸。“田横五百士”，更成为不屈雄杰的代名词。
第五，刘邦采纳娄敬与张良的建议，决策迁都长安。当时的娄敬是地位卑贱的戍卒，他求见皇帝，对刘邦分析了以关中为都城的优势。刘邦已经被打动，他询问张良，张良借机劝刘邦西进关中。当天，刘邦就决策迁都长安。为了表彰身居下位的人建言献策，刘邦特意晋封娄敬为“奉春君”，并且赐姓刘氏。后来，这位有战略眼光的刘敬，还曾经献策“和亲”，以处理与北部匈奴的关系。
第六，赦季布而斩丁公，借以彰显“臣事君以忠”的政治伦理。在“楚汉之争”的战场上，“为气任侠”的楚将季布，奋勇作战，多次使刘邦遭遇险境，狼狈不堪。及楚亡汉兴之时，刘邦以千金重赏通缉季布，并规定敢有藏匿季布者，罪及三族。然而，鲁地大侠朱家出面讲了一番各为其主的道理，刘邦就赦免了季布，使之尽展才干，终于成为汉初名臣。而季布的同母异父兄弟丁公，遭遇却完全不同。丁公也是楚霸王项羽的部下将领。当年，刘邦在彭城之战中败逃，丁公领兵追逐，短兵相接，刘邦命在旦夕。在危急之际，刘邦当面向丁公求饶，丁公于心不忍引兵而还，刘邦才得以脱身。等到项羽灭亡，丁公自恃有活命之恩，前来谒见刘邦。刘邦却下令将丁公在军中示众，所定的罪名是：“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并且宣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史记·季布传》）刘邦此举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对背叛君主的人，即便我是受益者，同样加以诛杀，决不宽贷！
刘邦在称帝之初，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做了以上所述的若干事关大局的事情，可谓高屋建瓴、大刀阔斧。王者气度，借此而彰显出来。
然而，刘邦登基之后，实在没有享受“天下太平”的安乐之福，一系列麻烦事，接踵而至，使得这位开国皇帝大有疲于应付的感觉。
第一，忙于镇压异姓诸侯王和项羽旧将的反抗。在刘邦称帝的当年七月，燕王臧荼就率先起兵反汉了。臧荼在北部广大区域是有影响的豪杰，刘邦不敢大意，亲自领兵平叛。用兵两月有余，才将臧荼俘获。刘邦封自己的好友卢绾为新任燕王，希望他能够镇抚地方，为自己分忧。不料，后来卢绾的燕国也成为刘邦的一块心病。九月间，项羽的旧将利几起兵反抗。这次起兵的内幕，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又是刘邦亲自领兵平叛。由此可见，这次叛乱声势和危害性必定不小。汉高帝六年（前201）十月，离刘邦称帝不过八个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刘邦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以“伪游云梦”的方式，诱捕了韩信；随后在“罪名”无法落实的情况之下，贬韩信为“淮阴侯”，限制居住在都城，迹近幽禁（详见“韩信”部分）。
第二，大封功臣，安顿内部。刘邦分做两批分封“大功臣”为彻侯（以后为了避讳汉武帝的名字，“彻侯”改称“通侯”）。第一批受封者十人，其中有：平阳侯曹参、户侯陈平、汝阴侯夏侯婴等人；第二批受封者十七人，其中有：留侯张良、侯萧何、舞阳侯樊哙、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曹参、陈平受封彻侯的时间早于张良、萧何，其中是否有特别的原因，我们已经无从考查了。“大功臣”二十七人受封已毕，其余功臣竟然出现了“争功不决”的局面，如果不把他们尽快安抚下来，也可能激起变乱。张良为刘邦设计了先封雍齿为侯的策略，因为雍齿早年间有背叛刘邦的一段经历，两人“交恶”是大家共同知晓的事情，雍齿受封，意味着其他人都会得到封侯之赏。于是，中小功臣们吃了“定心丸”一般，稳定了下来。这是张良协助刘邦安定大局的妙计之一（详见“张良”部分）。在封侯先后问题上，表现出刘邦的“心理”问题，最为明显的是“王陵后封”。王陵在汉初的开国功臣集团中，是很有个性色彩的人物。论及他的忠心耿耿，有一事为证。在楚汉之争中，王陵的母亲不幸被项羽俘做人质，项羽要挟王陵归降。王陵是著名的孝子，这必将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通晓大义的母亲，在汉家使者面前，毅然选择了伏剑自杀，并且嘱咐使者传语王陵“善事汉王”。王陵为了汉家开基，付出母亲的生命。仅此而言，王陵的地位在刘邦的功臣集团中应该有其独特性。但是，王陵受封却是相当晚的。直到八月间，刘邦才封王陵为安国侯。已经比封曹参等十人晚了八个月、比封萧何等十七人晚了七个月，甚至比封雍齿为侯还要晚。“王陵后封”的原因，《汉书·王陵传》记载得很清楚：“以善雍齿，雍齿高祖之仇，陵又本无从汉之意，以故后封陵，为安国侯。”其间涉及人事关系，需要稍做梳理和说明。王陵本是沛县的豪强人物，刘邦在起事之前，以待兄长之礼与王陵相交。王陵性格直率，敢于直言，刘邦本人也对他有所忌惮。刘邦起兵于沛县之后，许多丰沛故交前往依投，唯有王陵，自重兄长身份，不愿依托于当年的小兄弟麾下，他聚众数千人，独立成军。直到刘邦从关中东征项羽时，王陵才加入了汉军阵营。再加之，王陵与雍齿交情甚笃，而雍齿曾经利用镇守沛县之机，背叛过刘邦，给刘邦造成过被动。事后，刘邦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处死雍齿，但雍齿是刘邦的仇人，却是汉初统治集团中尽人皆知的事。偏偏王陵是任气的长者，他不愿为讨好皇帝而中断与好友雍齿的关系，他在皇帝面前又总想保持当年兄长的地位，刘邦对他真有几分无可奈何，只能在分封功臣之时，迟迟不给王陵封侯定赏，聊泄一点怒气。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刘邦深知像王陵这样质朴诚实的大臣，正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柱石，所以才会在晚年指定他为曹参之后的丞相候选人。
第三，晋封刘氏宗室为王。刘邦对异姓功臣王心存疑忌，又以秦王朝没有宗室封王导致“孤立而亡”的历史教训为鉴戒，借着镇抚万民之心的名号，推行“大封同姓”的政策，在废黜韩信的王号之后，先后立从兄刘贾为荆王，少弟刘交为楚王，次兄刘仲为代王，长子刘肥为齐王。刘氏四王受封，是刘邦扶持宗室力量的重要举措。
以上三件事情，刘邦作为开国皇帝虽然做得辛苦，倒也有点“其乐无穷”的刺激与兴奋；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实在让刘邦哭笑不得、伤透脑筋。那就是——他的开国功臣，大多出身草莽，在封侯就职之后，尽管他们已经是新朝勋贵，却依然是不通礼仪，不守规矩。乃至于在朝廷之上、百官云集之时，也闹出了不大不小的“笑话”。《史记·叔孙通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场景：“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其中的“妄呼”，很有可能既指互相呼喊姓名，也可能暗指酒醉之后呼喊出刘邦的名讳来。在“豪爽”、“不拘小节”的背后，反映的是等级秩序亟待建立的现实。这时，精通礼仪之学的儒者叔孙通，最为了解刘邦的心态和需要。他向刘邦建议尽快建立朝仪制度，并且自告奋勇地请命：“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对刘邦而言，这是正中下怀的。刘邦的可爱之处，在于务实而不为高言，仪式搞得太过于烦琐、典雅也是他本人所无力承担的，他实实在在地告知叔孙通：“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邀约了鲁地有学问的先生三十余人，与朝廷原有的学者以及叔孙通的弟子百余人，共同制定汉家朝廷的朝仪。
到了汉高帝七年（前200）的十月，正值岁首，借着长乐宫建成的大吉之期，诸侯群臣都来参加大朝典礼。在叔孙通主持之下制定的朝仪有了首次施用的机会。文武百官冒着黎明之前的寒风列队集合，在谒者的依礼导引之下，严格地按照官位的尊卑顺序进入殿门，廷中早已布置好各类宫廷卫士、旗帜标志。随着进退的命令，文武百官分列东西，井然有序。标志皇帝尊严的各种仪仗陈设就列。皇帝的车辇才缓缓出来，在端庄肃穆的气氛中，“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朝谒礼毕，又置酒殿中。各位侍坐于殿上的官员都按照制度的要求伏首抬头，依据尊卑次序向皇帝敬酒上寿。酒觞九行，主持仪式的谒者高唱一声“罢酒”。殿中还有御史执法，凡是举动不符合礼仪要求的都被随时责令退出。直到全部朝见礼仪、酒宴结束，在场的数百官员无人敢大声喧哗，更无失礼者。这一隆重庄严的朝仪，是刘邦和他的臣属们都未曾经历的，刘邦眼见那些平常不知尊卑有序的臣子们都如仪行礼、中规中矩，不由得龙心大悦。刘邦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做皇帝的乐趣这才真正体会到了！于是，刘邦当即拜叔孙通为太常，并且赐金五百斤。
在尽享皇帝的尊严、威风之后，汉家开国皇帝刘邦还得为巩固政权而奔波不已，甚至还要亲冒矢石、出兵征讨。让我们历数刘邦此后几年间身历的大事：
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亲率大军征讨韩王信和匈奴，匈奴首领冒顿巧设诱敌之计，以四十万精骑将刘邦所率的先头部队围困于白登山（今大同东），长达七日，刘邦面临着被俘的危险。史称“白登之围”。幸得陈平巧设妙计，才侥幸逃脱。此后一直被视为汉家之羞。刘邦经历此次被围，目睹了匈奴的强大军力，此后不再奢望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与匈奴的冲突，而是理性地看待汉匈之间的力量对比，改为推行刘敬提议的“和亲”之策，以忍让之术暂且求得北部边境的粗安。
汉高帝八年（前199），刘邦再度亲率大军在东垣（后改名为真定，今河北正定）讨伐韩王信余部。此战刘邦尽管以优势兵力而获得胜利，但是似乎汉军伤亡很重，有两事可以为证。一是刘邦下令对从军战死者给予厚礼安葬；二是刘邦归途中路过赵国，因为乱发脾气，差一点导致“遇刺”事变。引发这次有惊无险的“历险”，是由于刘邦的失态，这只能以近历苦战、心情郁闷来勉强解释。当时，始封赵王张耳已经去世，在位国君是张耳之子张敖。张敖已经娶鲁元公主为妻，是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对皇帝刘邦曲尽臣子之礼，偏偏刘邦傲坐谩骂，大耍威风。张敖可以忍让，而赵相贯高等人却是早年间跟随张耳转战天下的人物，他们秉承战国以来“自为君臣”的意识，只知奉张耳、张敖父子为君主，对刘邦并无君臣隶属意识。看到张敖执礼甚卑，而汉家皇帝一味地作威作福，不由得大怒！贯高等人密谋，借着刘邦夜宿赵国“柏人”县的机会，安排刺客袭杀刘邦，为自己的君主一雪受辱之耻。好像是天佑刘邦，在准备安排住地之时，刘邦心有所动，突然问及当地县名，得知是“柏人”之后，刘邦感觉不安，说道：“柏人者，迫于人也。”当即离开而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入住，贯高周密安排的刺杀皇帝的计划落空了。事后，刘邦得知此事，严厉惩治。贯高为此承担了全部责任，保住了张敖的生命，自己却以自杀保全了名节。此为后话。
汉高帝十年（前197）九月，很得刘邦宠信的爱将陈，在遭受猜忌的背景之下，利用其出任代国相国、并且“监赵、代边兵”的军政实权，起兵造反，自立为代王。由于陈平时仰慕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的“养士”风范，宾客相随者多达千余乘，门下不乏能干的人才；又有擅兵北边多年的优势，因此，他一旦造反就声势很大。北部边境烽火顿起，形势相当危急。刘邦不得不再度亲征平叛。此次平叛之战，大规模的战争就持续长达四个月；从陈起兵到被太尉周勃击杀，时间更是长达一年多。无论从规模之大，还是战况之烈而言，在汉家开国之后的平叛之战中可能均是首屈一指的。汉朝廷几乎是以全力来镇压陈叛乱的。不仅刘邦“御驾亲征”，而且太尉周勃也统兵参战。其中的聊城一战，就“斩首万余”，杀戮之众，令人胆寒。刘邦亲自指挥的东垣之战，叛军据城死守，《史记·韩信卢绾传·附陈传》有如此记载：“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从刘邦的战后报复之严酷，可以想见战争之惨烈。战后，刘邦下令“更命东垣为真定”的举动，也可以看出此役对刘邦的心理影响之重大。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正月，皇帝亲征平叛尚未归来，京城传出了令天下人更为吃惊的消息：贬居长安的淮阴侯韩信，暗中与陈勾结，准备在关中发起叛乱，幸亏被他的属官秘密举报，吕后与丞相萧何巧设妙计，诱韩信入宫，在长乐宫的钟室加以诛杀。据说韩信在临刑之前，恨声不已：“我后悔不用蒯通之计，竟然被小儿、女子所欺诈，岂非天哉！”这位开国元戎的第二次“谋反”，罪名是否属实还在未可知之列，就此惨遭灭族之祸（详见“韩信”部分）！刘邦回兵途中，得知韩信以“谋反”之罪被灭门，有“且喜且怜之”的表现。
同年三月，刘邦与吕皇后密切配合，对另一位功臣诸侯王彭越实施了突袭掩捕、定罪废王、流放入蜀、中途携归、指令属官再度告发谋反、枭首洛阳、诛夷三族、醢其肉遍赐诸侯的残酷手段，灭其族，废其国。酿成了韩信受诛之后的又一场惨祸！在楚汉之争中，彭越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游击作战的方式，破坏楚军粮道安全与后方稳定，几次迫使项羽不得不亲自领兵解除其威胁，使正面战场上的刘邦获得了喘息之机。如，刘邦溃败成皋之后，形势极为被动，幸得彭越渡河攻击楚的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羽亲自东击彭越，汉王刘邦才得以引兵渡河，复取成皋，驻屯广武，占据敖仓获得粮食供应。汉五年秋，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彭越攻克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彭越还亲自领兵，参加了消灭项羽的垓下之战。对于刘邦的开国之业，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在韩信被杀的当年，刘邦以有人举报梁王彭越“谋反”而将他掩捕。可能是证据无法落实，刘邦将彭越贬为庶人，押送蜀地安置。偏偏在途中与吕后相遇，彭越错把吕后当作心地善良之辈，向她泣涕，自言无罪，表示愿意回归故乡为民。吕后假意许诺，一道回归洛阳之后，吕后却对刘邦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夫妻合谋令人告彭越再次“谋反”，结果彭越也惨遭灭族之祸。刘邦甚至把彭越剁为肉泥，遍赐诸侯，以制造恐怖气氛。
同年五月，针对着乘秦末战乱之机、占据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佗的割据行为，刘邦深知以汉家朝廷的国力不能开展大规模的南征，又不能承认其割据事实为合法，于是派出能言善辩的陆贾，出使南越，盛称汉家德高力强，凭借着一番令人信服的利害分析，折服了恃强不羁的赵佗。赵佗接受了汉朝廷颁授的“南越王”封号，承诺了“和集百越”的使命。陆贾单车出使，使得跋扈一时的赵佗“称臣奉汉约”，固然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才干，但是，以“封王”的政治手段，解决南部的军事威胁，决策者当然是汉高祖刘邦。此后，南越王国与汉家朝廷之间，尽管还有摩擦，甚至有过冲突，但是刘邦在汉初国力贫弱的情况之下，务实地处理南越王国的问题，无疑是理性的、正确的决策。
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起兵造反，刘邦只好强撑病体亲征平叛。英布的造反，完全是在刘邦政治高压的刺激之下而发生的。英布骁勇善战，曾经是项羽部下得力战将，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其所封十八诸侯王之一。后来，在刘邦彭城惨败之时，英布接受了刘邦使者随何的游说，起兵反楚，导致项羽后方告急，只得放缓了对刘邦的追击，使得刘邦有机会设置防线。仅此一功，刘邦就应该铭刻五内。在叛楚之后，后来英布率领所部将士亡归刘邦，参加了成皋之战。汉王四年（前203）七月，英布被刘邦封立为淮南王，成为抗击项羽的重要盟友。在垓下之战前夜，英布利用他在九江王国故地的影响，与刘贾共入九江，诱降项羽的重臣大司马周殷。随后，英布统领九江兵将与汉军会师击楚，垓下之战击败项羽，英布也是重要的参战将领。应该说，在襄助刘邦消灭项羽的诸侯王之中，立功最大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三位。在刘邦开国之后，英布曾经小心翼翼地侍奉皇帝，包括多次亲身朝觐皇帝。但是，韩信、彭越的依次被杀，使得英布无法自安。特别是朝廷把彭越剁成肉酱分赐诸侯王，给英布的心理刺激太大。后来又发生了部下向朝廷“告变”，英布自知大祸临头，要想明哲保身已经很难，干脆起兵造反。消息传来，刘邦当然“震怒”。至于英布为何造反？稍有政治分析力的人不难得出正确的判断。刘邦的亲信大臣汝阴侯夏侯婴，与有交谊的人谈及此事，在其门下的原楚国令尹就回答：英布造反是事出必然。夏侯婴反问：英布裂地而封王，南面而立为万乘之主，其反何也？这位前令尹说道：“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史记·黥布传》）乱事已经爆发，刘邦不得不以老病之身亲征。此役大约历时三个月，刘邦本人还曾中箭受伤，总算把叛乱镇压下去。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发生的燕王卢绾叛乱，更是让刘邦怒不可遏。因为，刘邦与卢绾曾经是关系最为亲密的朋友。卢绾是丰人，与刘邦同乡同里。卢绾的父亲与刘邦的父亲就是好朋友，最为令人称绝的是，刘邦、卢绾同日出生，为此，邻居们牵羊送酒致贺两家。刘邦、卢绾两人自小到大，始终是好朋友。刘邦为布衣百姓之时，卢绾就追随左右。及刘邦起兵沛县之时，卢绾就参与其中。跟随刘邦入汉中时，卢绾为将军。在刘邦出关中东击项羽时，卢绾已经官至太尉。史称：“（卢绾）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常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汉高帝五年（前202），在讨平燕王臧荼叛乱之后，刘邦有意封卢绾为燕王，群臣早就洞悉皇帝的心意，共同推举：“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这样，卢绾受封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到了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在平定陈叛乱的过程中，燕王卢绾先是参与了平叛，但是他的立场却发生了改变。起因是，卢绾的亲信张胜出使匈奴之时，故燕王臧荼之子臧衍前来游说张胜，说道：“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他分析一旦陈被平定，燕国就会成为汉家朝廷整肃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建议燕王卢绾放缓对陈的战事并且与匈奴结好。张胜归来告知燕王卢绾，卢绾认可了“纵敌自重”的战略设想，暗中派出使者与陈往来，实际是希望陈叛军长期存在，所以在战场上久拖不决。等到汉高帝十二年，汉将樊哙击斩陈。陈的裨将降汉，交待了燕王卢绾与陈通谋之事。刘邦开始无论如何不相信卢绾会有异心，就派使者宣召卢绾，卢绾称病不至。刘邦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并且审问其左右近臣。卢绾更加恐慌，对其亲信说：“现在非刘氏而称王的，唯独我与长沙王而已。往年春季，汉朝廷将淮阴侯韩信灭族，夏季，诛杀彭越，都是出于吕后的算计。现在皇帝患病，把大权交给吕后。吕后以其妇人之心，专门制造事端图谋诛杀异姓王以及大功臣。”于是，决策称病不行。刘邦发怒了：“卢绾果反矣！”（《史记·卢绾传》）立即派出樊哙统兵击燕。燕王卢绾的举动本来就是意在自保，他不与汉军交战，只是率领其宫人、家属合计数千骑的核心部属，游走在长城内外，希望皇帝病愈，自己有机会入朝当面谢罪。在刘邦收拾异姓诸侯王的规划之中，本来没有把卢绾列为打击的对象，但是，朝廷对异姓诸侯王的基本态度，使得卢绾无法自安。卢绾的“叛乱”虽然有诸多内情，甚至留有许多回旋的余地，但是背叛朝廷的事态毕竟出现了。最亲近的朋友居然背叛自己，使得刘邦大感意外，倍感怒火攻心！刘邦的老病之躯，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了。
刘邦自称帝以来，不得不应付一系列事变，连年征战不息；再加之还有围绕太子地位而展开的宫廷斗争（见后所述），刘邦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晚年，如果说是志得意满的事情，大概有三件：
其一，荣归故里，高歌一曲《大风歌》。
刘邦在镇压了英布叛乱之后，班师途中，路过故里沛地，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畅饮。刘邦自己击筑而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在一群童子的伴唱下，且歌且舞，慷慨伤怀，泪流不止，确实也是真情的流露。刘邦对着故乡的父老兄弟说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刘邦借着荣归故里的喜气，宣布将沛地作为天子的“汤沐邑”，永远免除当地百姓的徭役。真正是“皇恩浩荡”了！这一天，应该是刘邦最欢乐、最轻松的时光。史称：“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史记·高祖本纪》）
在“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喜悦之后，继之以涕泣不止，其中原因，除了“游子悲故乡”的乡情、乡愁之外，大概也在感叹长于用兵的功臣宿将韩、彭、英被灭之后，英雄孤寂，守边乏人，故在诗歌中发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求贤感叹。对此，唐代诗人胡曾《沛宫》（《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一诗，从正面给予歌咏：
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
犹恨四方无壮士，还乡悲唱大风歌。
刘邦以皇帝之尊，出现在故乡父老面前，作歌言志，自然不需做作，歌诗中的求贤之意，与开国后的“求贤诏”正可相互印证，但后世文人对这首气宇不凡的歌诗，却常有诛心之论。宋代学者张方平《歌风台》即是此类讥刺之作的代表：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看来，刘邦在开国之后，杀戮功臣之举，在历史上留下的讥责，实在是所在多有了。
其二，依样画葫芦，在京城附近复制了一个故乡——“新丰”，让他的老父亲生活于其中，以尽人子之心。
新丰县，据《汉书·地理志上》的记载，是在高帝七年始置。《汉书·高帝纪下》记载，高帝十一年夏四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东汉学者应劭注释：“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据此可知，刘邦为了照顾其父亲的思乡之情，在京城附近修筑了“新丰”，又将丰地的旧街坊搬迁过来，并且给予终身免役的优惠待遇。关于此事的更具体记载，见于《西京杂记》卷二“作新丰移旧社”条：“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异地而建的“新丰”，与刘邦故里的丰地，竟然完全一样，不仅人识其居室，而且连犬羊鸡鸭也各识其家，无疑是一场成功的“克隆”工程。当然，如此“尽孝”，只有“贵为天子”才有可能做到。
其三，把皇帝之尊的威严，适时地引入到处理与家人的关系之中。早年间，刘邦的长兄早逝，嫂子携子寡居。刘邦不务正业，时常与一批酒肉朋友到长嫂家中混吃混喝。寡嫂维持生活已感不易，又从心中瞧不起这位游手好闲的小叔子，自然就要设法打发他。一日，刘邦带几位朋友到来，嫂子声称锅中饭羹已经吃完，并用勺子敲打饭锅，刘邦的朋友们只好怏怏离去。稍后，刘邦回来查看，锅中尚有饭羹，喜欢交游的刘邦，因在老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因而对长嫂怀恨在心。等刘邦称帝之后，遍封宗亲，唯独长兄之子不得封赏。刘邦的父亲出面代为求情，刘邦仍愤愤不平地说：“不是我忘记了封他，只因他的母亲太不厚道。”实在拗不过太上皇的面子，勉强封这位侄子为侯。但却在封号上继续做文章，定为“羹颉侯”，以示凌辱，实际上是一种泄愤心态。刘邦早年间游手好闲，老父曾责骂他不成器，不如其兄善于持家殖财。在称帝之后，借着未央宫修成，刘邦大宴群臣，席间他向太上皇敬酒，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当初，大人时常骂我为无赖，不如二哥能发家致富，现在我所成就的基业，与二哥相比谁多谁少？”笃厚的太上皇哑口无言。殿上群臣以大呼万岁来满足刘邦的炫耀之心，以满堂欢笑来冲淡尴尬气氛。而此时的刘邦，心中的得意之感，几乎可以与第一次享受叔孙通所定朝仪时的尊贵快感相媲美。
既然做了开国皇帝，在享受“至尊”权力带来的乐趣的同时，当然也要承担数不清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