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植
一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苏州吴县人，明代中期著名诗人、书画家。唐寅诗文潇洒，书画冠绝，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素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自诩，居“吴中四才子”之首。对大多数世人来说，如果知道唐寅，那么提及他首先就会想到“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风流才子唐伯虎”是最动人的喜剧形象，他才思敏捷，蔑视礼法，不拘小节，率性而为，在他身上，寄寓了人们向往自由、追求美好感情的理想。可是，纵观唐寅生平，我们却知道这位文坛奇才却是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唐寅早时与里中狂生聚集纵酒，不务正业，后经祝允明规劝点化才闭户攻书，苦学一年后便轻而易举地乡试夺魁；然而进京会试却因徐经科场舞弊案而折翅断羽。唐寅“耻就为吏”，从此绝意仕途，放浪形骸。其间，“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明史·列传·文苑二·唐寅传》）。此后，唐寅益发率性自为，卖画鬻文，终于落魄一生，贫病而亡。
唐寅的生平经历是其文学艺术创作的现实基础和源泉。纵观唐寅诗，我们不难发觉其艺术风格之演变：早期多硏丽之作，中期追求平易，后期则纵放不拘成格。读其诗，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外表风流倜傥的才子内心实际上充满了苦闷忧愁和悲哀愤懑，也可以看出他在社会压力和困难境遇中不断调适自身处世态度的思想轨迹。我们发现，充满于唐寅诗的情志内容紧密联系和解读着唐寅鲜明的人格特征。其中，兼济天下的理想与尔虞我诈的官场之间的矛盾，独善其身的愿望与世态炎凉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归隐佛门的幻想与率性风流的性格之间的对立等等，无不深刻影响和制约唐寅诗的创作过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奉守的儒家准则。唐寅早年博取功名、光宗耀祖的仕进道路失败后，转而怀抱独善其身的愿望，在诗文书画中寻找慰藉，整理心灵。然而，世态炎凉促使唐寅认识到现实生活不可能成为心灵的避难所、理想的依托。于是，看破尘俗的唐寅开始幻想归隐佛门，寻找另一个能让他安定的精神庇护所。可是，事实上诗人生性活泼，心猿意马难以维系，放旷生活难以圈囿，清高自傲、率性风流而又不甘尘染的性格注定其寄托追求的失败。
唐寅追求一生却处处碰壁，这不能不令其始终处于憧憬、失意与彷徨的怪圈里而难以自拔，诗人的心灵与人格也就备受痛苦的煎熬与折磨。“人生得意须尽欢”，李白如是慨叹；但人生失意又当如何？唐寅不甘作茧自缚，他在痛苦与失意中寻求精神的自由和灵魂的解放。于是诗人以花为友，豪饮长醉，狎妓风流，举止怪异，为孤傲本真的心灵披上了一件磊落不羁、似真亦幻的风流外衣。所有这些，无不在唐寅诗中留下真实而又深刻的记录。
二
对于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进入仕途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乃人生第一要务，所谓“立功”者也。从春秋时代纵横天下周游列国的政客到后代皓首穷经冲击闱场的举子，都以之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唐寅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读书人，他也曾热烈地幻想功成名就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贫士家无负廓田，枕戈时着祖生鞭；中原一日澄清后，裂土分封户八千。”“贫士灯无继晷油，常明欲把月轮收；九重忽诏谈经济，御彻金莲拥夜游。”在这首《贫士吟》中，诗人借祖逖、张良、贾谊、包拯等前代诸贤的故事，表达了抓住机遇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强烈愿望。才气颖达的唐寅29岁时参加应天府乡试，一举夺魁。他踌躇满志，准备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希冀再接再励蟾宫折桂：“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在年轻的诗人看来，参加京试拔取头筹亦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他曾在《题画鸡》中表露出这种志在必得一鸣惊人的心态：“血染冠头锦作翎，昂昂气象羽毛新；大明门外朝天客，立马先听第一声。”然而，就在蟾宫之门渐渐开启之际，突如其来的徐经科场舞弊案却使得唐寅梦断京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洟泗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欲振谋策操低昂，功且废矣。”（唐寅《与文徵明书》）唐寅所处时期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表面繁荣，而朝纲却日益败坏，统治阶层党争激烈，尔虞我诈，暴政推行，特务遍地，政治风气黑暗。徐经科场舞弊案其实只是政治黑暗的一个投影。正所谓希望愈高，失望则愈深。“仲尼悲执鞭，富贵不可求；杨朱泣路歧，彷徨何所投？”唐寅陷入了莫名而巨大的痛苦之中。
与功名失之交臂的唐寅在经过一番痛苦省察后，真实认识到了官场的黑暗，探触到了社会的各种痼疾。“狗监犹能荐才子，当时宰相是闲人”。“谠言不用时事危，忠臣志士最堪悲”。“身后碑铭徒自好，眼前傀儡任渠忙”。诗人慨叹人心不古时世龌龊，进而直言对时政的不满，“大禹宝鼎沉泥沙，宣王石鼓已剥落。世间耳目狃时俗，闻见安能免龌龊。”“大禹宝鼎”、“宣王石鼓”是社稷重器、镇国之宝，诉说国家重器的斑驳沙沉，无异于指斥时局不稳江山动摇。绝望的诗人满腔悲愤怒气难消，他一方面埋怨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小人暗做手脚坏人之事，“昭君偏遇毛延寿，高颖不怜张丽华”；一方面则对偏听偏信不恤贤才的大明皇帝心存腹诽，口吐檄词：“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正是深刻认识到了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与自己格格不入，尔虞我诈、玩云弄雨的宦海生活使自己深恶痛绝，唐寅才下定绝意仕途的决心。诗人笑傲权贵，握管濡翰，痛快淋漓地鞭挞势利小人，“不知朝市有公侯，只识烟波好风景”；“晃漾金银帆殿开，萧森杉柳隔粉埃；只容逋客骑驴到，不许朝官引骑来”；“当年孔圣今何在？昔日萧曹尽已休”。唐寅不仅对达官贵人表现出如此的冷漠和蔑视，就是对皇帝老儿也不愿摧眉折腰，强作欢颜：“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唐寅遭受功名失意的打击虽然非常沉重，而世态炎凉却更加使其眼酸心冷。唐寅少有奇才闻名遐迩，邻里乡党学中朋友无不仰慕其才，交口称赞，然而受徐经科场案牵连后，唐寅身边的世界已然面目全非：妻子离异，兄弟阋墙，朋友反目。“歧舌而赞，并口而称；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谗舌万丈，飞章交加。”“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唐寅《与文徵明书》）众叛亲离的惨象让诗人切切实实地领略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使生性活泼、意气飞扬、惯于受宠的诗人痛苦难耐苦不堪言。“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世间多少无情者，枕席深情比叶轻”。“亲知散去绨袍冷，风雪欺贫瓦罐冰”。在现实中失去精神寄托的诗人，只得到尘封网积的历史故事中去寻找慰藉：“我观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诺杯酒中；义重生轻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但古人重感情轻利益、重信义轻死生的故事并不能让唐寅获得永久的慰藉，而只能在片刻间聊以自慰，暂且舒怀。回到现实的诗人更加感到空虚落寞，慨叹人心不古：“我观今日之才彦，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人心不古今非昨，大雅所以久不作。”
三
唐寅生性清高、恃才傲物，功名不就则怀独善其身之念，从不肯屈就王公贵族。“抱琴归去碧山空，一路松声两腋风；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肯谒王公？”一介布衣，无权无势，又不肯干谒王侯，要想保持独立的精神、纯真的品德、傲岸的人格，又怎能从污浊的“上流社会”分获一杯羹呢？而且，诗人生性豪放磊落，为人正直爽朗，谨守光明正道，深恶阴谋苟且，从不谋取不义之财。“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诗人只想靠自己的诗画文章来养活自己，做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化人：“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事实上唐寅既不屑让艺术染上铜臭，又耻为银子终日奔忙，加上不善经济，因而日子也就过得相当艰难，其命运可想而知：在穷苦的泥潭里痛苦挣扎，在凄惶的境遇中品味自尊，在潦倒的命运中感受精神与物质的强烈反差。“书籍不如钱一囊，少年何苦擅文章？十年掩骭青衫敝，八口啼饥白稻荒。草阁读经冰满砚，布衾栖梦月登床。”“灯火萧萧岁又除，盘餐草草食无鱼。”“山亭廖落接人稀，泥补柴门叶外衣。”“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
何大成评唐寅诗文曰“卓然如野鹤之在鸡群”，此语用来形容唐寅的个性人格亦恰当不过。“世人皆醉我独醒”。自古以来，志行高洁的文人志士总是幻想进入到自己的理想国，于是屈原有香草美人的离骚之赋，陶渊明有清流赋诗的归去来辞，而唐寅则有花下醉眠的桃花之诗、伴鹤梦梅的昂藏之歌。“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傲吏难容俗客陪，对谈惟鹤梦惟梅”；“日来养就昂藏志，不逐鸡群伍细儿”。“风摇丛筱萧疏响，雨湿残梅自在香”。寂寞中的诗人无人对语备感孤独，他把真诚待人的一片冰心和追求美好人性的强烈愿望化作悠扬的笛音，变成清幽的琴声，奏响在风清月明之夜。虽然曲高和寡，但诗人似乎并不企望他人的理解和欣赏。“一笛月明人不识，自家吹与自家听”。“尘埃不到市朝远，琴趣年来只自知”。“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
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古代文人总是用东方人特有的丰富而细腻的感情去拥抱自然：“中国人喜爱自然，他们喜欢对着鲜花凝视，对着白雪沉思，对着云彩遐想。”（C·昂博尔·于阿里《中国古典诗歌的三个时期》）中国文人总是把表现自然作为文学的重要主题，其中关注自然的目光投向更多的则是花木草树，并借以表现理想，抒发情感，表达哲理，如夸父弃杖化为邓林，湘妃泪水变成斑竹等等；而梅兰菊竹更是号为“四君子”，为文人墨客们所激赏咏叹。花，是青春、美丽、生命的象征。古往今来有无数的中国古代诗人写下了无数的咏花诗，而唐寅却独领风骚——其有两成的咏花诗！在唐寅笔下，真可谓鲜花盛开四季飘香，争妍斗艳各领风骚：春天的桃花“独怜春色步芳邻，短杖堪扶路不遥；为问百花开未否？隔林已见破丹桃”；夏天的莲花“凌波仙子斗新妆，七窍虚心吐异香”；秋天的菊花“黄菊预迎重九节，短篱先放两三花”；冬天的梅花“溪桥突兀田塍裂，雪里梅开梅胜雪”。唐寅不仅爱花、寻花、赏花，把花作为客观描写的对象，更把花视若生命之物和有情之物。他把花视为知音，与花同欢乐共悲哀，“花发千枝月一轮，天将花月付闲身；或为月主为花主，才作花宾又月宾。月下花会留我酌，花前月不厌人贫”；“月转东墙花影重，花迎月魄若为容；多情月照花间露，解语花摇月下风”。他赞美花的节操、花的精神、花的品格，暗寓自身的人格形象：“佳色含霜向日开，馀香冉冉覆莓苔；独怜节操非凡种，曾向陶君径里来。”他借花事遭遇抒发失意不遇的生命之叹和人生苦闷的寂寞情怀：“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离曲径中；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春尽愁中与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风；鬓边旧白添新白，树底深红换浅红。”他把美丽的桃花坞作为灵魂的寓所，借以保持自由的人身、独立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四
寂寞独处时的唐寅寄意于花鹤琴笛、清风明月而聊以自慰，交游往来中的唐寅又该如何排解失意与苦闷呢？为了忘却世事的无常，抵抗死亡的压迫，驱赶人生如梦的迷幻，诗人无奈之中只好用风流的外表、放旷的言行来表示对统治阶级的藐视和拒绝，表示对当朝政治的不满和否定，表示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反抗；同时也是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和赞扬，是真情真性的坦诚流露，是勃郁个性的勇敢张扬。他那惊世骇俗的言行实乃困兽犹斗的抗争，使世俗庸人道学先生们只能瞠目结舌深感忧惧！
唐寅的豪饮是名闻遐迩的。“治圃舍北桃花坞，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祝允明《唐寅墓志铭》）唐寅诗文集中有上百首饮酒诗。“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饮如长鲸吸巨川，吞天吐月鼋鼍吼。”“池塘春涨碧溶溶，醉卧香尘浅草中。”穷困落魄而又不善经济的诗人，家境贫寒常有衣食之虞，然而酒是不能不喝的，即使典衣当物也要喝。“无所不知方是富，有衣典酒未为贫”；“沽酒衣频典，催花鼓自敲”。如果说这里还有一点苦中作乐诙谐调侃的意思，那么“衲衣结鹑何愁冷？醉眼模糊长不醒”就与李白“但愿长醉不复醒”相类了；如果说诗人在宁王宸濠那里“佯狂使酒”是为了保全个体生命的话，那么这里则是以“醉眼模糊”来抵制“闻见安能免龌龊”的社会丑恶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寅的豪饮醉酒几乎都可以说是佯狂的一种方式。因此，即便是酒醒之后，诗人仍惦念着酒醉时的“狂”：“坐对黄花举一觞，醒时还忆醉时狂。”能自言狂者必为佯狂，只是佯狂之因不足为外人道也。
唐寅狎妓的风流韵事在《风流逸响》、《乌衣佳话》等杂记、野史中记载较多，其中“三笑”的故事，晚明时冯梦龙改写成话本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收入《警世通言》。唐寅本人也不讳言于此，他在许多诗中留下了与青楼女子交往的故事。“苦拈险韵邀僧和，暖簇熏笼与妓烘；寄向社中诸契友，心情可与我相同？”在封建社会，邀僧狎妓对士人来说本是行为不端、羞于启齿之事，但在唐寅看来却平常至极，对朋友谈起也坦坦荡荡毫无扭捏之态。尽管别人认为他纵情青楼是不入流品的“无行迹”，但他本人却是十分认真多情重义的：“相思两地望迢迢，清泪临风落布袍。”“明日河桥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遥。”当与之情深义笃的妓女离世时，诗人哀痛欲绝：“清波双佩寂无踪，情爱悠悠怨恨重。”“再托生来侬未老，好教相见梦姿容。”唐寅生前囊中羞涩，料想那些娼家女子看中的恐怕不是他口袋中的银子而是他的才气与名气；而被人赏识、受人爱戴也恰恰正是唐寅最缺乏和最需要的。唐寅真情所至恣意而为，心无防范口无遮拦，狎妓风流的描写真率自然毕露无遗，读来真让道学先生们大跌眼镜：“满树天香昼掩门，无端春意褪红；恩情只在牙床上，闲杀香闺两绣墩。”“夜雨巫山不尽欢，两头颠倒玉龙蟠；寻常乐事难申爱，添出馀情又一般。”
唐寅行止放旷，与众不同。诗人或尽性而饮醉卧苔毡，或呼啸田园结伴浪游，或目空一切白眼对人：“六尺清苔骨，酣齁称醉眠；不受人荷锸，喜有叶如毡。白眼西风里，黄花小径边，啸声多伴侣，何惜一陶然。”为要看取杏花，虽已被主人家谢绝，诗人却死皮赖脸、软磨硬泡、非要人家兑酒给他喝不可：“绿水红桥夹杏花，数间茅屋似仙家；主人莫拒看花客，囊有青钱酒不赊。”诗人有时又俨然一个老顽童，高谈阔论、玩笑逗乐、嬉笑开颜：“能容缓颊村夫子，戏谑长眉老辩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唐寅也曾“归好佛氏”。“子畏罹祸后，归好佛氏，自号六如，取四句偈旨。”（祝允明《唐寅墓志铭》）“难寻萱草酬知己，且摘莲花供圣僧。”然而，唐寅虽看破红尘，其个性人格特征却又决定了他不可能潜心佛法艰苦修行，这就产生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矛盾冲突。在《醉时歌》里，诗人既说“贪嗔痴作杀盗淫，因缘妄想入无明；无明即是轮回始，信步将身入火坑”，又说“种堪爱惜色堪贪，它家妻子自家男”；既说“他人谋我我谋他，冤冤相报不曾差”，又说“一念归空拔因果，坠落空见仍遭祸。禅人举有着空魔，犹如避溺而遭火”。诗人把这首诗题为《醉时歌》，实际上表现了他借酒佯狂的一种心态，为他在思想上皈依佛门而在行动上免受清规戒律束缚寻找合理的借口。在此基础上，诗人把“佛”归结为“自我”、“本真”，认为“佛并非高居西天的如来”，而是存在于自己心中的“真”：“神仙福地是蓬莱，释迦天宫号兜率；不在西天与东海，只在人心方咫尺。”也正因把“佛”归于心中的本真，所以诗人也就能率性而为之了：“案上酒杯真故旧，手中经卷漫生涯。”诗人佛门取经的结果是获得了淡薄名利与世无争的理念：“世事与人争不尽，还他一忍是便宜。”“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机谋？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帆风便可收。”
五
综上所述，因为时代历史与社会的原因，唐寅率真颖达、清高自傲的人格特征通过一般象征寄托物和放旷的言行、风流的外表曲折反映在其诗歌的情志内容之中。困兽犹斗的抗争是其勃郁个性的勇敢张扬，率性自为的放旷是其横溢才华的充分流露。读唐寅诗，我们领略到诗人的才气、志气、豪气，感受到诗人可敬、可亲、可爱的个性品格，触摸到一个向往美好与自由、憧憬理想与本真的灵魂。唐寅50岁时作的《言怀》可视为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在《题自画渊明卷》中，诗人由衷而叹：“南山多少悠然意，千载无人会此心。”
孙植，男，1971年生，江苏东台人，南京师范大学2003级高访学者，研究方向为唐宋元明清文学。
以上“代序”选自《重庆大学学报》2004年第10卷第2期。为行文需要，编者对原文稍作修改，并删掉原作摘要及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