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
所有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对经济现实的解剖来寻找最终根源。理解这一现实比较恰当的切入点，莫过于对经济活动的组织载体——经济组织——进行透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而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农民经济组织尤其值得研究。所幸的是，作为现实基础上的理论和理论透视下的现实，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农民经济组织的应用研究》，无疑以作者深邃的创见精致而清晰地刻画了现实中的经济生活。
该书是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罗必良教授的新著，也是作者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结果。全书38万余字，除导论外，内容共分3篇13章。第一篇中作者通过提出所研究的问题和基础概念，以两章的篇幅界定了经济组织及农民经济组织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背景。第二篇是该书的核心部分，作者用5章的内容从理论上对经济组织进行了深入的逻辑分析，“通过对经济组织的性质与组织制度演进逻辑的把握，来解释经济组织的结构多样性、功能差异、效率边界与规模极限；并通过对经济组织内在机制的解析，来认识经济组织的集体行动逻辑，理解组织制度变迁的线索、方式及其经济绩效”。第三篇通过借助前文建立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用6章的篇幅对中国农民的经济组织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应用研究，阐释了农民经济组织的动因与特殊性，阐明了不同经济组织在效率上的相对优势，考察了中国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效率特征，探讨了农民经济组织规模的效率界定，解析了农民经济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并在最后上升到政府、市场与农民经济组织的关系层面考察了各自的作用范围与行为边界。
一、研究方法上的综合和突破
严谨、务实和创新的研究风格，使该书保持了前提假设—逻辑推演—经验实证的科学研究路线，体现出作者“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科学研究态度。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分析框架上的综合与创新，二是对同一研究对象在同一逻辑主线上的多视角观察。首先，该书在秉承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和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基础上，充分综合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产权和制度变迁分析方法，并吸收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分析思路，将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模型转化为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框架，同时提炼出“产权结构—计量能力—环境特性”解释模型，从而为研究（农民）经济组织制度的变迁与效率提供了分析手段。其次，一方面，作者从产权、资产专用性、交易费用、效率、规模、集团性质、制度结构、政府行为等角度对经济组织的性质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多视角观察；另一方面，在进行理论实证的同时，通过大量的图表尤其是事例性的专栏来强化文章的逻辑，并注重案例分析的检验意义与发现意义，从而使理论逻辑的严谨性与历史逻辑的现实性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把制度分析中的资产专用性与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相结合，以此来解释不同产权基础上的组织体制，这是作者虽然在该书中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实际已经使用的方法上的创新，因为社会分工恰好是被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的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可以设想，作为一种可能的结果，这种没有明示的结合方式，可以进一步发展到以超边际分析为框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去，从而有助于增添现代经济学的现实解释能力。
二、理论构建上的探索和创新
为什么会存在经济组织？或者说经济组织的性质是什么？这一研究经济组织首要的基本问题，曾经一度被人们忽视而又一度让经济学家们痴迷。第一，作者研究发现，如果从资产专用性角度考察，现有以科斯为源头的企业契约理论、以钱德勒为源头的管理者理论和以奈特为源头的企业家理论，这三大解释经济组织性质的理论分支并无本质的差别；同时根据对企业与市场两分法缺陷的检验，作者通过阐明经济组织存在原因的多样性揭示了经济组织性质的多重性。第二，作者进一步从资产专用性、组织内交易、规制结构和政府行为等多个维度考察了经济组织形式的相关性，说明了多样化经济组织的效率差异和有效率组织的结构设计原则，特别是通过对市场组织和等级组织这两个基本经济组织形态从生产费用与组织管理费用角度的对比，在揭示经济组织效率边界和规模极限的同时，得出“无论是通过市场分工抑或组织内分工，社会分工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结论。第三，作者认为，不同性质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依赖于各自不同的运行机制，而且正是因为其内含机制的不同才使经济组织的形式表现出多样性，因此，依据机制设计理论，作者把经济组织的各种内在机制归纳为4种类别，即分工—合作机制、决策—信息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分化—整合机制，从而使这一理论更为丰富。第四，如果认为经济组织是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而且这些集团总是倾向于进一步扩大自身集团的利益，那么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经济组织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所包含的逻辑是可以通过比较各种集体选择规则的差别加以认识的，而且这种差别正是导致产权与所有制具有多样性的行为基础。因此，作者在最后得出结论：“只要人类需要组织、需要集体行动，就需要制度”，而且制度具有自身的功能、变迁方式与机制，其绩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府、决策者、意识形态、组织文化和学习机制等都具有制度性作用。
三、应用研究上的务实和透彻
农民和农民的经济问题一直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难题之一，作者基于自己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长期关注和系列研究，把对经济组织的一般逻辑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对农民经济组织的研究中，对困扰“三农”的经济组织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并取得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成果。第一，借助理论逻辑，通过具体案例，对农民经济组织动因与特殊性进行研究，既揭示了农业性质隐含的制度含义，又从资产属性、市场特性以及核心技术与专业化程度等角度揭示了农民经济组织的多样性、可过渡性和社区性，并在这里进一步发展了巴泽尔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思想。第二，把“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模型应用于两个不同制度安排的农民经济组织案例，证明了不仅不同的制度安排因为隐含着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而导致不同的组织行为与组织绩效，而且同一制度安排在不同的资源环境与制度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第三，应用提炼出的“产权结构—计量能力—环境特性”解释模型，对人民公社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纵向的制度分析，指出组织制度低效率是其失败的根源，重新审视了农业生产采取家庭经营形式的合理性，揭示了农业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个案进行了制度效率评价，指明了其制度示范价值。第四，基于对所谓“奥尔森困境”和影响经济组织规模效率若干因素的综合考察后认为，从土地要素看，农业并不是一个存在规模经济性的产业，小规模家庭经营组织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在非耕地领域尤其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方面却存在组织上规模经济的巨大潜力。第五，在怎样使农民经济组织更有效率的问题上，作者提出参与约束与激励相融约束两个激励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指出在农业集体经济中的“柠檬市场”上，即使信息不对称因素使任何机制设计都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也不能排除人们对相对有效的激励制度的选择，而从委托—代理关系来看，农民经济组织中仍然存在选择性激励与运行激励机制、最优监督以及剩余索取权与委托权安排问题。最后，通过把问题提升到农民经济组织同政府和市场的宏观关系层面，作者探讨了在不同交易技术条件下三者各自发挥作用的空间与边界，特别注意到政府偏好、体制环境约束及制度供给不足是影响我国农民经济组织发育不足的重要因素，并借助两个不同的制度绩效的案例分析，说明了政府和官员在农民经济组织创新中进行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当政府官员的偏好与农民的取向不一致时，政府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与此同时，基于对农民经济理性的分析，揭示了政府政策选择的基准，从而进一步提出，农民经济组织发育的政策框架应当放在改变农民行为选择的预期成本收益的比较及其实施方式上。
四、表达方式上的清晰和多样
在制度分析的显微镜下，作者用简洁、清新的笔调，把同一思路用不同方法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借助几何的、函数的和文字的多种分析模型、表格和个案实例，使习以为常的经济组织和农民经济组织的复杂结构精致而清晰地展现出来，既避免了单一表达方式可能造成的枯燥乏味或模糊不清，又保持了在不减少逻辑严谨性的同时提高内容的可读性。
在承认该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需要承认该书在理论构建上的不完善处，如社会完全分工的不可能性、超越政府组织之外的体制组织的缺位还具有假说的成分，对一些问题的阐述缺乏更一般的形式，对某些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发展，而对于农民经济组织的实证研究范围也仅仅限定在农业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及其绩效，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广大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也没有涉及。但是，毕竟瑕不掩瑜。面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解释与精细刻画所需的多种方法和多视角统一的两难局面，作者凭借自身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观察，以一个学者的历史责任感进行了积极而又富有成效的探索，既完成了对理论的实证检验，也为制定农民和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因此，该书自身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3期。
作者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