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的四壁、白的顶棚、白的病床，造就了一座没有犯人的牢房。妻子是这座牢房的专职看守，而我则在她的严密监督下，服服帖帖在病床上单调地盯着千篇一律的白色，让分分秒秒痛苦地啮食着我的灵魂。
已进入了秋天，从“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类诗句里看，古人不仅悲秋，也悲病，秋天是收获疾病和死亡的季节，自古皆然。
今夜这半拉秋月格外苍白无力，疲惫地把一抹树林魔鬼似的黑影卸在我窗外，又无奈地驮起一朵阴郁得发霉的云恹恹而去。屋里空得怕人，唯这月光还能填充一点空间伴着我胡思乱想。明天就要手术了，我心里如一团乱麻，说不清是紧张、恐惧还是忏悔。
往事如烟又历历在目，而最费解的却是手术结果这个谜。我当然非常希望手术成功，从此结束我几十天的痛苦，重新生气勃勃地走上健康的道路。从各方面准备工作的重视程度看，这样的结果是有把握的。但任何大夫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如果有万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差错，它又恰恰落在我身上，对我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这百分之百的差错，也许造成终身残废，落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瘫痪。从此我将成为家人的累赘、社会的负担，分分秒秒在别人的怜悯、施舍中度过。冰冷、轻蔑和厌弃的目光将比病痛更难忍受百倍。如果我是一个强者，还有可能成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张海迪式的人而引起社会关注。可悲的是我这个没出息的人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精神准备。
过去没有大病的时候不知道健康的珍贵，直到今夜，我才意识到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
另一种可能是在手术台上告别这个世界，将生命的句号画在中年界内。我的不少同龄人先我而去的不幸例证，已为这种可能作出阐释。长期以来，中国循规蹈矩的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过重的负担、过低的待遇和复杂的包括看不惯某些不合理社会现象在内的心理负载，为这种可能做好了铺垫。
人生太短促了。今夜，只有今夜面临生死考验的严峻时刻，我才猛然悟到。躺在阴阳界上蓦然回头，我吃惊地看到我短暂的一生，才记得还是个天真幼稚的学生，大学毕业时怀着满腔热忱表态到山区、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艰苦地方去……那慷慨之声犹在耳边回响，却已经从那些地方艰难地走过几十年，换取浑身疾病躺在病床上了。这比翻阅一份人事档案还快，头几页还生龙活虎，后几页已经老态龙钟了，简直一眨眼的工夫。
几十年不越政策和道德的雷池半步，无暇考虑个人的事情，只像一只陀螺一样不息地旋转……致使家庭仍在温饱线上浮动，事业仍在起跑线上蹒跚。万万没有想到如今得到的却是僵化、老正统、跟不上形势等等不屑一顾的微词。我迷惘、我困惑，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也真活该，为什么不早一点像某些聪明人那样，多考虑一些自己的事，干一干以权谋私的勾当？那样不是比现在生活得滋润得多，身体也不至于垮到这步田地吗？为什么直到今天仍不能“大彻大悟”呢？
都说如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一直不敢苟同，但看到某些以不义之财养肥的“大腕”、“大款”们行为那样肆无忌惮，而道德和法律却不能奈何他们的时候，我服了。不信可以，不服不行。就连疾病和死亡也不敢向这种人绽出迎候的微笑。
也许几天后有人会在我的悼词中说：“他是个好人。”但“好人”这两个字显得多么背时，多么沉重啊！它是用毕生心血和汗水铸成的空头勋章，是以两袖清风、一身沉疴为代价的。就像赛马场上那些马匹的金鞍玉佩，马累死后，那鞍佩对它还有什么意义？无非再配给另一匹马，以同样的方式换取同样的一曲悲歌。虽有一首歌唱“好人一生平安”，给了好人一丝安慰，然而那句“好人命不长”的说法却从另一个角度为这句慰词作了注解。那就是，即使平安也是短命的，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宁愿祈求：尊敬的死神，快赐我一死吧，好让我下辈子做个坏人！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黑糊糊的树影像飘忽的幽灵一样探头探脑。几只秋虫发出孤独的哀鸣。深夜阴气最重，是死亡喜欢光临的最佳时刻。疲惫的月亮早已西坠，给这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留下一阙猫头鹰冰凉的伴唱。这个以益鸟外衣为掩护的不祥家伙，偏偏唱得那样凄厉，那样哀怨，每个音符都是一支利箭，尖锐地穿透我的心壁，难道这是死亡前奏曲吗？万万不敢叫妻子听见，她会难受的。
从妻子小心翼翼的辗转中，我推导出她也正受着失眠和胡思乱想的折磨。真难为她这个忠诚的狱卒，为了我才不敢弄出半点声响，这正好为我创造了一个回首往事的宝贵时机和氛围。我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话：“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于是，我很快从中得到了解脱——若没有我这具躯壳，我还会有什么病？耐心等待明天最后的归宿吧，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原载《中国医药报》1994年11月29日
《散文选刊》1995年6期选载
收入《临汾市纪念新中国60华诞文艺作品选集文学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