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中的“第22条军规”：俯拾即是，随处可见。公安局是维护公众安宁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做，也是公安局的自我实现。可是，要维护公众安宁，就得去制造公众危难，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孟夷纯因为贫穷而遭情变，他的情人砍死了她的哥哥，为了给哥哥报仇，不准确地说则为抓住人犯，保障社会安全。她不得不去当妓女，制造更多的嫖客，用赚来的钱供养公安局去全国各地追捕人犯。要知道，她培养的嫖客越多，因情杀而死的人也越多，社会上的杀人犯也越多，我们不禁要问：孟夷纯以当妓女来创造条件来抓逃犯来保障社会安全呢还是恰恰相反？孟夷纯不做妓女，就抓不住一个逃犯；孟夷纯当了妓女，又可能制造更多的逃犯，当与不当间，妾身千万难。孟夷纯最后还是决定当了妓女，促使她下定最后这个决心的因素是什么呢？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能给出答案的问题：孟夷纯的思维是这样的：我不变坏，就有很多人受害，为了更多的人不受害，我为什么不能变坏？孟夷纯是个妓女，但她身上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绝与勇敢，那种牺牲我一个，保全千万人的信念，难道不值得人们钦敬吗？解开道德悖论的金钥匙在哪里呢？在书中，刘高兴试图解开这个死结。他主动做了孟夷纯的好朋友，他还动员“刘高兴们”都来加盟，似乎普天下最丑恶的人团结起来，善良的社会就在今天，历史会这么简单么？刘高兴之爱孟夷纯，一个光棍与妓女之间，却没有性的成分，也不全是《秦腔》中的引生之于白雪，像个柏拉图之情那么纯洁，刘孟之爱，超乎性、超乎情，完全出乎义！社会正义、人类公义！可是他们一个是妓女，一个是“破烂”！不待读完全书，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明白，锁骨菩萨塔前为什么香客不断，香烟缭绕。不错，锁骨菩萨是妓女，可是她却拯救过多少人呢？以妓女行善，何错之有？孟夷纯、刘高兴，就是活在人们中间的锁骨菩萨。
公安局在书中十分可怜，最值得同情。他们一手抓嫖客，又一手造妓女。抓住放，放了抓。在一抓一放中求得自己生存。不抓妓与嫖，他们是干啥吃的？抓光了妓与嫖，他们又有什么吃的？罚款是公安人员的收入之源或补充，天下没坏人，他罚什么款？所以，公安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制造坏人，保护坏人，这与农民开荒与企业家投资有什么区别呢？坏人、犯罪、赌嫖，这些被称为罪恶或丑恶的人与事，是公安局的衣食父母呀。在《高兴》中，这层道理阐述得十分深刻：保护好人得先制造坏人！公安局左手捉曹，右手放曹，这就是社会的一种存在。
《高兴》一书的主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优秀作品都做到的那样：隐藏得很深，《红楼梦》写的是什么，让后世读者为此而穷尽心力，乃至形成“红学”，《高兴》以反讽的手法描写痛苦，可书中未曾见到一言半语的哭泣、流泪、痛苦。连死亡也写得轻松、诙谐、幽默，让人甚至忍俊不禁。五富在高兴面前，就是礼拜五之于鲁滨逊，桑丘之于堂吉珂德。五富死了，死时嘴里还噙着半块鱼肉，让人噙着泪水读。五富活得窝囊，可死得安详、平和、顺当，为了吃而死，死得其所，死有所值，正如《儒林外史》中，老秀才王玉辉听见女儿为未婚夫殉情上吊后大笑，“死得好！死得好！”一样，在高兴看来，五富作为乡下人，能死在城里，也算“死得好！死得好！”可是，五富活着为城市消化垃圾，他死之后，自己就变成一摊垃圾。这摊垃圾，警察当成了猪肉，其实，哪儿比得上猪肉值钱呀，只能背回老家去处理。这叫叶落归根，农村人进城可以消化垃圾，其实他们的肉体却连做城里垃圾的资质都没有。还有比这更黑色的幽默么？活着，不是城里人物；死了，不是城里垃圾，这就是城乡差异。正如屎壳郎不是澳洲大陆的主人一样。
五富的妻子和亲人因五富之死而都来城里了。他们对五富的非正常之死，坦然接受。因为他们认为死了就享福了，活着比死了难过。他们的木讷，让人想起了一本描写苏联统治时期，人们排队去上断头台，这时有一个当基层干部的人竟插队加进来，后面的一个人就抗议，你一生都搞特殊化，我从来都不反对，今儿个我就是要提一次抗议，不许你先死，活着的罪我受够了，多活一会儿我都不答应，所以，你今儿个不能加塞儿，得按次序让我先死！
读罢《高兴》，谁能高兴呢？五富不死，亲人进不了城。五富死了，亲人能进城，可五富的尸体连城市的垃圾也不配做。五富替城市化解垃圾，他死了，他的尸体谁来化解呢？
中国纯粹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有究天人，通古今的勇气。笔者认为，这也是平凹先生的风骨之所在，文笔之所寄。经国与不朽乃先生之职业生命可承受的重大任务。所以贾平凹先生的散文以轻灵隽见长，是十分出世情性中的文章。但他的小说却厚重密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强烈的入世关怀，浓厚的乡土情结，深邃的哲学追问，让人轻易走得进去，却难以轻松走得出去。博大的文学生态苑，芸芸众生相，让读者如行山阴道上，既有崇山峻岭，又有茂林修竹，移步换景，美不胜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