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趋势来看，相对乡村文明而言，现代城市文明是异质于乡村的另一种文明，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代表着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乡村到城市的社会形态的转化，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质的飞跃。然而历史总要为它的进步付出一定的代价，城市在带来种种便利之处的同时，也造成了种种精神和心理上的病症。生活在都市并对都市生活有着深刻情感体验的贾平凹在其“西京系列”作品中放弃了他对野情野味的商州儿女和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的描绘，乡土文化已经凝成了他内在的文化情结，他转而对主人公城市生活的体验和他们的种种生存状态，尤其是游走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撞击中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叙写，并试图在其中表达他对两种文化的反思和他的文化选择的情感向度。在《废都》、《白夜》、《高老庄》等文化蕴涵深厚的作品中，贾平凹在经济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去观照生存其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并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对存在于二者之间的选择问题不断进行了探索。
1993年，贾平凹发表了小说《废都》，一时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可谓众说纷纭，毁誉参半。这部关于古城西京及西京文人的文化小说主要写了一个饱受传统文化洗礼和几千年历史文明浸染、而且有着自恋人格的著名作家庄之蝶的生存之痛和失败的人生经验，小说的视角和关注的重心也从外在的表象世界转移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关于《废都》的创作意图，贾平凹曾说：“只想写出自己的一段心迹，写出生命之轮运转时出现的破缺和破缺在运转中生命得以修复的过程。”庄之蝶是一个名人，置身于人们的敬重和羡慕中，市长敬重他，朋友抬举他，世人羡慕他，但人们看重的是他的虚名，他却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作为生命实体的存在。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是，庄之蝶一听到埙声就心醉神迷，实际上正是因为那埙声的凄凉和哀婉切合了他落寞、孤寂乃至有些虚无的心境。他被众多琐屑之事缠身，陷入与景雪荫的文字官司，与三个文友以及与唐宛儿、柳月、阿灿等五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他终日周旋于各种无聊的场合，卷入官场的权力斗争，被声名、情欲、官场的钩心斗角所累，却逐渐地丧失了创作能力，荒芜了自己作为作家的本职——写作。在历经了种种人生的机遇、获得了声名却丧失了自我之后，在沉沦中挣扎的庄之蝶，只能通过与唐宛儿、柳月、阿灿的苟合来寻求一丝生命的慰藉，情感的安慰，以及精神上的解脱，以性行为来求证自身的现实存在。作品中庄之蝶的肉体的感性欲望被无限放纵，滥交使他得到了短暂的感官愉悦和满足，却导致心灵的空虚和生命意义的丧失。然而正所谓春宵苦短，陷入享乐和奢靡境地的庄之蝶依然无法摆脱放纵肉欲的性爱之后深沉而强烈的挫折感、失败感，“在淋漓尽致的烂熟的肉欲后面隐含的精神颓败的命运感”。由于生命的无意义而引发的道德上的焦虑状，使他最终走向精神上的崩溃和生命的终结。小说的结尾，庄之蝶在即将离开“车站”的一刹那，“双目翻白，嘴歪在一边了”，中风而亡。
通过庄之蝶这一人物的塑造，贾平凹在作品中准确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特定时代的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和更深层的内在的精神状态。庄之蝶的种种人生际遇和感受正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文人生活的恰切影像。“无名”和“泼烦”既是庄之蝶个体的精神面貌和本质特征，也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真实写照。在90年代商品经济的时代大潮中挣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文化人格培养起来的文人，所面临的是文学日益边缘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导师的地位塌陷的尴尬处境，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精神的沉沦和灵魂的无所归依，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自恋与无地的彷徨。纷繁的现实生活、文化的转型与失范，以及价值和道德意义的缺失，给那些处于开放社会、而又具有传统情怀的当代文人带来的是更多的虚无感和浮躁而失落的心态，丧失理性的节制、伦理的规范，以及精神信仰的导引，知识分子们在现代大潮中的焦虑和迷失自我似乎就成为一种既定的宿命。当庄之蝶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时，他试图逃离“废都”的沉沦，实现精神的突围和灵魂的自我救赎，却不免最终走向失败。在车站的中风而死，预示着庄之蝶永远无法走出“废都”。
庄之蝶这一形象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挣扎与沉沦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式微，他充满失败感的人生际遇成为90年代精神历史的准确而深刻的写照，而且，庄之蝶的文化人格，他对文化的情感态度，他的文化选择，以及他在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困境状态，也是庄之蝶以及他背后的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重要层面。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庄之蝶们本有着较高的自我期待，内心深处有着导引精神的道义责任和自命清高甚至自恋的意识，这样一群文人在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的现实社会的冲击下同样迷失了自我。一方面，他们倾心于传统文化中美好、淳朴的道德风尚，对诚信、公正等价值观念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被扼杀和消解深感不满，例如在小说中，贾平凹设置了代表着农耕文明的“牛”的角色和代表着乡土精神的“埙乐”，来表达对城市文明堕落的批判和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深情追怀；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又有着全新的现代理念，不愿被现代经济和文化大潮所湮没，于是只能在二者的夹缝中挣扎。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文化的边缘化乃至崩溃，也使他们感受着自身生命和价值之轻，最终只能走向自恋，以及自恋后的沉沦。可以说，相比之前的“商州系列”作品，从《废都》开始，贾平凹的“西京系列”作品充满了更为强烈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意味，成为贾平凹作品观照的重要方面。《废都》、《白夜》、《高老庄》等也被称为“文化小说”。
《白夜》是贾平凹继《废都》之后第二部反映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延续了作家在《废都》中对城市人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叙写。小说的题名就很有意味：“白夜”作为一种既非白日也非黑夜，抹去了白天和黑夜界限的混乱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的存在，加上作品中出现的诸如再生人、魔方、面具、霓虹灯和化妆术等意象，共同构建了对失去了历史的庄重与秩序、人鬼不分、真假难辨的古都西京的描绘，也成为城中人精神生态的一种寓言。芸芸众生似乎都在历经生命的悖论，如警察身份的宽哥生性正直、善良，工作上也尽职尽责，然而他对古城秩序的维护却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并且屡遭打击。还有那个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因追逐金钱而扭曲了自我的邹云，最终做了妓女，锒铛入狱。他们的生存样态本身就对当代都市构成了巨大的讽刺。
在《白夜》中，西京同样是一个令人惆怅、在整体精神上走向残败的“废都”，贾平凹一开始就追怀：“如果是两千年前，城墙上……”沉湎在对历史的眷恋中，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现代文化情感上的疏离甚至反感，另一方面也正反衬了现代城市文明威严与秩序的缺失，带给人的只是一种废都气息和荒芜之感，充满盲目混乱、欲望丛生的现代文明，使得“夜郎想到这里，一时万念俱空，感觉到了头发，眉毛，胡须，身上的汗茸都变成了荒草……”传统文化和秩序在废都中走向了颓败乃至消逝，而生存其间的人们也走向了精神的退化、空虚，乃至被湮没。主人公夜郎正是历经了这一内在的心灵的际遇。人如其名，夜郎有着“夜”的性格，有着自我无法回避的精神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夜郎在西京城里的游荡，是一种灵魂的游荡；他的梦游，是灵魂渴望回家，寻求精神家园的一种隐喻。再生人的出现，变幻莫测的都市霓虹，乃至女友颜铭的假装处女和她的化妆、易容，使得夜郎对真实存在的感受走向了虚无，也由此引发了他更深层的精神上的荒芜感、生存的无意义感、孤独感，以及对他人的疏离。单就夜郎的情爱选择看，用忠贞或者背叛做标准来评价，难免降低了作品的精神内蕴。与其说夜郎对颜铭的疏离和对虞白的亲近是颜铭的不真实和虞白的爱情使然，不如说是他在精神疲惫之后灵魂对“家”的渴望使然。再生人的钥匙，所能开启的只是夜郎和虞白的灵魂，夜郎与虞白的交流，是二者在灵魂最深处的心心相印，是一种精神上的倾诉和倾听。在“废都”中情感世界的苍白，精神家园的丢失，可以看做是庄之蝶与夜郎共同的精神特征；而如果说庄之蝶拥有的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的失落心态的话，那么，灵魂的守望就成为夜郎精神生态危机的重要表征。
三、精神家园的守望与寻觅
（一）“回归系列”：重返商州与精神回乡的尴尬书写——《高老庄》与《怀念狼》
近年来众多研究者将《高老庄》和《怀念狼》命名为、或者说划定入贾平凹创作的“回归系列”，或许是基于两部作品的故事都艺术地呈现为主人公在现实和精神上双重的由城返乡的历程，自然无可厚非。但就作品的主题而言，这两部小说仍然延续了贾平凹在“西京系列”作品中在批判和反思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和对安妥灵魂的渴望。如果说，《废都》中的庄之蝶走向车站，（尽管最后在车站中风而死）显示了一种企图逃离“废都”、追寻精神家园的努力，而《白夜》中夜郎最终走向在“废都”中灵魂的苦苦守望，那么，《高老庄》中的高子路和《怀念狼》中的子明则试图走出“废都”，返回寄托了理想和希望的商州家园，以实现精神和文化上的自我拯救。然而，处在转型期的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已经走向了变异和衰退，故土大地上的农耕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历史的残缺。80年代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中那个充满诗意的自然美和人性美的商州世界，到了《高老庄》和《怀念狼》中已经处在现代商业文明的逐步侵蚀中，变得分崩离析，残败不堪。《废都》、《白夜》中的主人公们精神处在“不在家”的迷失状态，而《高老庄》与《怀念狼》中的主人公们所面临的却是“家已不是家”的失落状，他们都如古人所言：“人生无根蒂，飘若陌上尘。”因此，这两部小说中取代回归家园本应有的精神上的愉悦感的是，贾平凹对于处在文化夹缝中的文人处境的尴尬书写，甚至是一种无情的嘲弄，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小说《高老庄》的主人公高子路，在贫困的家乡长大，却又不甘困守农村，从高老庄进了省城读大学，并努力奋斗成为一名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在个人奋斗的历程中，农裔文化人高子路饱受了现代文明的浸染，甚至为了摆脱高老庄的出身和乡村文明对他在生活方式以及心态思维上的影响，子路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刻意地倾向于城市文明，过起了比城市人还彻底的城市生活。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抑或是他对前妻的抛弃和对城市女性西夏的追求，以期生出一个与高老庄人不同的孩子，彻底改变自己走向退化的种族：“从此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心态思维和其族种”，都显示了现代城市文明对子路的吞没之势。然而，城市生活的喧嚣与浮躁又是子路内心所深深厌烦的，他一方面享受到了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和现代文明带给他的自由与快活，另一方面他却在都市文明中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精神上依然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加之子路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刻意去回避和压制的乡村文明情结已经转化为文化人格的重要因素，构筑在高子路内在的精神世界里。因此他开始逃离城市，企图回到远离城市的家乡高老庄，以寻找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然而，子路在带着新婚的妻子西夏回乡省亲、祭奠父亲的过程中历经的种种野蛮而残忍的家长里短、鸡零狗碎却打破了他对故乡的诗意想象和温情回望。子路为寻找精神家园而满怀热情地回到已经疏离很久的故乡，并没有使他找到安妥灵魂的居所，对故乡的日思夜想在现实中遭遇的却是精神的更备受煎熬和内心无法摆脱的混乱与困惑。
处在转型期社会的故乡商州，已经全然不是昔日那个纯粹、质朴的灵魂栖息地，商业文明正逐步扩展到乡村，高老庄正处在一步步走向城市化的进程中。遭受城市现代文明的污染和蚕食，商州人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也在历经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袭和挤压改变了高老庄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面貌，高老庄在子路面前呈现出别样的一番景象。原来自给自足、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方式已经瓦解，村民们也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商品化、工业化的时代大潮在高老庄已经势不可当。王文龙、苏红在高老庄办起了地板厂，鹿茂还办了纸箱厂，蔡老黑和鹿茂率先承包葡萄园，就连原来务农的子路前妻——菊娃也在镇街上办起了食杂店……从物质和财富的层面来说，高老庄人正逐步摆脱贫困的束缚，向着富裕的目标迈进。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带来的种种诱惑也改变了高老庄人的观念和精神状态，现代文明在为高老庄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危机，全面冲击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在子路的印象里，高老庄人有着淳朴、热情、善良等等品行，然而这些人性中的善在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中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走向了卑琐和世俗。人种的退化、道德观念的裂变、精神生活的萎缩、农村礼法制度的崩溃、价值冲突的现实……农民卑琐愚昧的灵魂呈现在蔡老黑、苏红、石头（子路的儿子）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中，子路眼中的高老庄：“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有着凶神恶煞的派出所，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做妓女的苏红，有躺在街上的醉汉，有吵不完的架，有臭气熏天的尿窖子，有苍蝇乱飞的饭店……”利益的争夺、对物质和金钱的贪欲，使得高老庄人质朴的世风每况愈下，逐步走向浮躁，并且在浮躁中丧失原有的人情、人性。高老庄的此种变迁带给他的不是欣喜，反而是内心的忧虑。而作为两种文化载体的他也陷在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夹缝中不知所措，一方面他看不惯高老庄发生的一切人和事，另一方面在内心刻意回避、弃绝了多年的种种乡村陋习又回到了他自己身上。无奈之中，子路不得不抛掉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地方方言笔记本，舍弃对乡土的依恋，返回到喧嚣的城市中。可以说，高老庄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变，成为经济和文化转型期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生态危机的切实写照。而子路对此的焦虑，对自身缺陷的审视，也成为享受着现代文明而又有着传统文化情怀的现代文人精神生态的典型概括。
《怀念狼》是继《高老庄》之后再次由城市回眸乡间的作品。如果说《高老庄》中的子路是返回故土商州追寻灵魂安妥之所，那么《怀念狼》中的子明则在此之上更进一步，把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的自救寄托在了对“狼”的追寻中。小说开始，主人公子明准备回到商州，为仅存的15只狼拍照立档，这一举动本身就充满了追寻意味。生活在都市、饱受现代文明浸染的知识分子——子明对狼的发现、钟情，可以说是子明对自我和现代人在精神上的拯救。子明眼中的古都西京和生存其间的现代人在物欲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却也正处在精神委靡、人种逐步退化的困境中：“西京城里依旧在繁华着，没有春夏秋冬，没有二十四节气，连昼夜也难以分清，各色各样的人永远拥挤在大街小巷，你吸着我呼出的气，我吸着你呼出的气……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再不长出胡子……”而子明自身也处在生活热情和创作热情的消减中：“商州的人事于我非常非常地疏远，而我的生命也就此在西京坠落下去，如一片落叶于冬季的泥土上，眼见着腐烂得只留下一圈再捡也捡不起来的脉网了。是狼，我说，激起了我重新对商州的热情，也由此对生活的热情。”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对自我的拯救、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忧虑，子明重返商州，寻找野狼，以借助狼的原始、野性、残酷、坚韧等为现代文明之下走向堕落的精神生态寻找生命的活水。作品的深沉之处正在于在关注生态环境的层面上进行的是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思考，对现代人的前途、命运的忧思与观照，“怀念狼”正是对精神的热切呼唤和“怀念”。
回到商州的子明在老县城旧城池的大熊猫人工繁殖基地招待所与自己的舅舅傅山——商州闻名的猎狼队队长以及队员烂头不期而遇，曾经的猎狼英雄傅山此时已经结束了大半生的猎狼生涯，成了州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和狼资源调查队队员，并陪同外甥为仅存的15只狼拍照。然而这一旨在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却造成了狼的彻底灭绝。尽管理想的生态是人狼的和谐相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和狼又是处在你生我死的对立关系中的。由于种种外在的刺激和内心的冲动，以及猎人的猎杀本性，舅舅傅山在每次遭遇到狼的时刻，总生出杀狼的欲望，于是保护成为一路的屠杀，在拍完照片的同时，15只狼也全部遭到灭绝性的捕杀。舅舅傅山既是捕猎队队长、捕狼英雄，又是保护狼委员会委员的矛盾身份，以及人与狼之间这种极富讽刺意味的矛盾状态，正是对现代人精神混乱与困惑的生动写照。在商品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大潮中，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迷失了自我的方向，精神趋于断裂，人生的价值和信仰逐渐被弃绝，陷入了精神层面的两难境地。小说结尾子明在睡梦中呼喊：“我需要狼！”正是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渴求。作品的精神启示意义还在于小说最后现代人的命运结局。因为没有了狼，猎狼队长傅山得了软骨病，最终变成了“人狼”。人种在退化、生命在枯萎的同时，精神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也在失去天敌之后因为自私、贪婪的本性走向了堕落。作品就以狼和人形成的鲜明对比对人性的丧失做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原本该是凶恶、残忍的狼在作者的笔下不仅有着柔美的外表，如狼细细的眼线，如芭蕾步法的走姿、月色下裹身的“佛光”，而且它们还充满了智慧和善性，如小狼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被猎杀了，别的狼就来抚养它；又如对于曾经替它们治好了病的老道士做到了知恩图报，在他死后前来哀悼。相比之下，作品中描写的人却有着比狼还血腥的种种兽行，因为自私、狂妄与恐惧，对狼实施了残忍而疯狂的猎杀。而活取牛肉，割舌、断尾、镟肉、甚至生拔牛鞭、在蛇的扭曲缠绕中吸干蛇血等等充满了病态的色彩。那个为了小利而把小孩推进车轮下的郭财，为了骗取珍宝金香玉对死人也不放过的支书，以及那个嗜杀成性、几近疯狂的李义……他们都成为人性恶的代表，其精神生态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落和衰微。于是“要活着，活着下去，我们只有心里有狼了”。
总之，无论是高老庄，还是商州，都已经不再是厌倦甚至反感都市现代文明的子路和子明理想的精神家园，“家已不是家”的状态再也难以安妥其漂泊中的灵魂，也再不能提供精神上的栖息地。由城返乡的知识分子显然遭遇了回归家园和精神追寻的双重失败历程。子路的尴尬而逃，子明内心对狼的呼唤，都成为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写照。而且，在商品经济大潮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下，乡村文明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礼法规范遭受挑战，道德逐渐沦丧，价值观念进一步解体，人情、人性也走向了衰微和堕落，生存其间的故土儿女也面临着精神生态的严重危机。逐渐被城市吞噬的乡村世界，从土地上消失进而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成为贾平凹在其后的作品中深入关注的焦点。
（二）告别乡土：乡村文明的挽歌与农民的城市生活——从《秦腔》到《高兴》
在“回归系列”的代表性作品《高老庄》和《怀念狼》中，贾平凹遭遇了追寻精神家园而不得的尴尬书写。子路和子明所回归的故乡世界，已俨然不再是那个温暖、圣洁，充满人性美好的商州世界，尽管难舍内心的眷恋和向往之情，贾平凹还是在随后的《秦腔》中将80年代那个理想的精神家园进行了活生生的还原，从作为“泛故乡”、并在以往的写作中深情回归的商州世界，转变为那个集中了农村生活变革中的种种问题、却在以往的写作中被作者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的“棣花村”，正如作者所言：“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长篇。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倾注和安妥了灵魂的处所——清风街世界，作者以鸡零狗碎的流年式叙事呈现出了对传统乡土的告别姿态，《秦腔》也被看成是以史诗的风范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的写作初衷本身就充满了告别的迷茫和辛酸，这种创作情感也是贾平凹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社会中寻找精神家园走向失败后的失落心态的写照。从《商州初录》时的喜悦，到《废都》时的浮躁，再到《秦腔》时的伤感与悲观，贾平凹的写作心境也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处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夹缝中因现实的焦灼与理想的幻灭带来的精神况味。而《秦腔》中对当今社会转型期农村变革脉象的把握、对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的观照、对农村生活诸如为什么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等等问题的思考，都表明了贾平凹对乡村人们自然生命状态的关注，更体现了作家对乡村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视。作品对转型期中国农村村镇人们的精神生态作了形而下的真实写照。
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对自己的写作姿态作了说明。作为农裔文人，站在城市的角度上，贾平凹认为当代农村在急速地走向荒凉，而当代人与故土的关联越来越少，因而作品对死亡的描写表达了乡村文明消逝、农民从土地上消失这一主题。实际上，作品的题名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没落的主题。“秦腔”是小说的名字，也是秦地的民间戏曲，而这一戏曲样式正在走向不可挽回的没落，作品中描写的清风街作为农村村镇的典型，已经不再是安妥灵魂的世外桃源，清风街以及清风街的乡土文明也在社会转型期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如秦腔一样逐步地走向了衰落、走向了解体。不仅小说的题名富于此种象征意味，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演绎也昭示了乡土文明的没落结局，以及乡村世界人们精神的式微。执著于秦腔、传承了秦腔的白雪命运的最终走向悲剧正是秦腔和乡土文明走向衰败的象征。可以说秦腔就是白雪的气质构成，白雪像贾平凹早期作品中的众多女性一样，一出场也是女神般的人物，那个疯癫的叙述者引生对她的痴迷和崇拜即是其被神化的表征。她秉承了商州女子的清纯、可爱，不仅色艺双全，也谈得上是善良贤惠。然而这样一个坚守秦腔，成长、结婚、生子等生命进程都与秦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女子，却因为对城市文明的抗拒，舍不得秦腔而留在县上，最终在苦音慢板中黯然地与远在省城的丈夫离异。而且，白雪生下没有屁眼的畸形女儿，本身也是对她坚守秦腔这种乡村文化的一种无情的嘲讽。秦腔的衰落与在气质构成上饱受秦腔浸润的白雪的人生悲剧，完全消解了“商州系列”作品中营造的乡村女儿充满诗意的精神空间。如果说白雪的孝顺、贤惠还值得书写的话，那么作品中其他的清风街俗世妇人们则完全地沦落到贪婪、懦弱、不义、不节，乃至淫乱中，例如夏天义的那些为打碎碗、为公公死后竖碑的事而吵闹的儿媳们；生活重心永远是男人、完全是做饭工具式的人物——夏天智的老伴四婶；和陈星自由恋爱、却沉溺在性爱的淫乱中的翠翠；与上善偷情而被要挟的金莲……她们完全丧失了商州世界里乡村女儿充满人情美、人性美，以及蓬勃生命力的精神生态。纯洁、优美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的缺失，消解了乡村文明里原本充满诗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而作品中乡村文明更为重要的象征——夏天智和夏天义更是被作者赋予了“死亡”的命运结局而预示着乡村文明和乡村精神生态在转型期社会中的被挤压和失落状态。
退休小学校长，是夏天智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份。和儿媳妇白雪一样，他对秦腔的痴迷使得秦腔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乃至精神的寄托。秦腔戏曲中的价值标准已经融入他的精神观念指导他自己的人生，也指导着乡土世界清风街的俗世人生。然而夏天智所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礼法精神已经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秉承着道义的他对清风街村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甚至对侄儿金玉满堂等兄弟也愈发难以管束，而儿子夏风对他的种种教诲的背弃和与白雪离婚的不义之举更使他在道义上和礼法上的约束力走向了崩溃，而他自己也在催人心魂的秦腔中走向了生命的陨落，他的死亡不仅是生理上的意义，更是对传统乡村精神消亡的一种象征。而作为更为年轻的乡村知识分子后辈，夏风完全背弃了乡村精神和传统文化，投向了都市现代文明的怀抱；庆玉作为民办教师，不仅完全不具备四叔夏天智的道德和礼法上的威势，反而为了情欲与黑娥偷情而成为丧失道德的人。
同时，另外一位夏氏长辈夏天义的悲剧性结局，也具有同样的文化上的意义，成为乡村精神瓦解的恰切隐喻。夏天义作为夏家老一辈最为年长的家长，本身就是家族精神和家族文化的象征。而由于家族是传统中国乡村构成的重要单位，家族的力量是维系乡村生活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夏天义也成为传统中国乡村精神的象征。作为清风街的老一代领导人，他就像是清风街的毛泽东一样，有着一呼百应的辉煌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是农村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的带头人和劳动模范。他以为公之德、惜农之心，任劳任怨地为清风街的经济发展和公众事务服务，带领乡亲们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路子。即便已经不再担任党支部书记了，他却依然在身份和角色认同上一如既往地以清风街致富的带头人自居，正直公平地再次将清风街的公众事务作为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重心，大公无私地将乡亲们的事务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例如他在觉察到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失，轻视农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的趋势后，随即正大光明地写材料，提建议，希望以自身残存的威慑力和道德力量改变这种局面，并且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昭示人们。然而，处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中，展示在依然坚守土地、坚守家族精神的夏天义眼前的清风街已经完全走了样，逐渐地滑出了他所能驾驭和控制的范围。当他不顾地质条件、人力条件和经济实效而执著倔犟地带领着哑巴和引生硬行去七里沟淤地时，不仅没有感化清风街的人们，反而遭遇了无情的嘲弄。或许他的助手哑巴在生理上的残疾和引生在精神上的疯癫，以及他自身的老迈和日趋衰弱，本身就是一种失败的前兆，而最后他们的淤地行动被一场大雨摧垮而失败，也充满了无奈的意味。后夏天义时代的清风街世界在商品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逐渐放弃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处在“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转型中。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的人格精神和忠、孝、勇等生命的精神价值被日益趋向实利的商品经济价值观念所消解和取代。旧的礼法制度也日趋崩溃，而新的礼法制度尚未建立，传统走向失落，而新旧价值观念处在严重的冲突中。对立的一方是坚守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力量的夏天义和夏天智等老一辈夏家人，另一方则是逐渐饱受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洗礼而向现代文明转化的夏君亭、夏中星、夏风等第二代夏家人，并且前者走向了死亡，而后者在冲突和对立中不断获得转机。同时，传统家族精神的失落也使得夏家走向子女不孝、兄弟失和的状态，夏天义英武一辈子却沦落到被不孝的儿子、儿媳们折磨、羞辱的境地。如不交包谷、挨家吃饭、争财产等都在精神上给予了他极大的打击。夏天义淤地的失败，以及他最后葬身土地的悲剧性结局，彻底宣告他身上曾经闪光的乡村价值观念和家族道德精神在历史的车轮下走向了土崩瓦解。用死亡来表达乡村精神的消亡，贾平凹对清风街世界的解读，的确成为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和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
就对乡村社会人们命运的关注而言，如果说《秦腔》思考了在当今社会变革和经济、文化转型中为什么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农民如何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等问题，书写了乡土中国的崩溃历程，那么，贾平凹的新作《高兴》则延续了对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命运的关注，追寻了那些离开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小说主人公刘高兴、五富和黄八等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以及沦落风尘的妓女孟夷纯等正是来自农村、生活在都市的底层人群的真实写照。正如作家在小说后记中所说：“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从书写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这一层面来说，《高兴》并没有体现出这类题材上的敏感性，或者说贾平凹是选择了当前极为敏感而又颇受人们关注的“农民工”题材。近年来随着大量的农民拥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形成一个不可忽略的社会群体，引发了文艺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人们普遍地将目光转向生存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群体时，文坛也随之兴起一股“农民工”题材热潮。农民工进城后的艰难生存和不幸遭遇在作家笔下不断地被书写，甚至在居于知识精英地位的作家笔下被不断地变形和夸大，演变为一种深刻的苦难叙事。而对农民工精神世界的观照却被对外在生活困境的书写严重地遮蔽着。贾平凹《高兴》的出炉或许在一定的程度上扭转了“农民工”题材这种视阈狭小的局面。小说题名“高兴”本身就是对一种心理世界和情感活动的描述。作品不仅展现了流落城市的拾荒者刘高兴等人的物质层面的艰难生存状态，更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进行了关注和深情的抒写，以期通过对此种盛世景象中别样人生的观照，“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高兴〉后记》）
在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中，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使那些长期生活在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中的农民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乡村，走上了在城市打工的漫漫长路，也开始了自己的城市生活。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城市是进步于乡村的现代文明发祥地，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化是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然而生存地域的转变，并非意味着身份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转变，也并非意味着他们真正走进并融入了城市，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主体。相反，却是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城市生活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他们向往城市、渴望亲近城市，甚至把“成为城里人”定为其奋斗的人生目标，然而，居住在城市，他们却又无法找到城里人的感觉，无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如果说庄之蝶、夜郎、高子路等在都市生活中失却了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但他们至少在生存的质量上处于较高层面、享受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的话，那么，刘高兴、五富等城市农民工不仅在生存的质量层面上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成为都市中的落魄者。这也就难怪当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工题材大多是书写他们不幸遭遇和落魄生活的悲剧作品。并且这些作品更多地停留在对农民工艰难生存状态的记录，即便是涉及城市生活对其精神世界的伤害或者是农民工的精神归宿，作家们大多以返乡作为解决这种精神困境的方式，抒写他们对土地的深情眷恋。实际上，当今农民工的真实心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或许依然有对城市文明病的诸多反感和排拒，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甚至迷恋。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就是如此执著地投入了城市生活，并且希冀从无根状态中解脱出来，寻找到城市生活的支撑，最终奋斗到在城市扎下根来。对刘高兴等城市拾荒者的生存生态，尤其是精神生态的关注，也成为《高兴》带给读者最深刻的思考。
小说题名为《高兴》不仅是作为主人公的名字，而且“高兴”作为对一种情感活动和精神状态的概括，本身就意味着小说在为社会生态作记录的同时对主人公精神生态的强烈关注，作家企图在辛酸的故事讲述中去捕捉都市底层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变迁，小说也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富的蕴涵。尽管作者选择“高兴”作为书名，还寄托着“写出一种温暖”的创作心态，刘高兴等小人物命运却并未受到此种创作意图的左右，作家如实地写出了底层农民工生存和精神层面的悲凉意味。生命的卑微和高贵、柔弱与坚忍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他们生存和精神的本真状态。
刘高兴在经历了农村婚姻的失败后，带着同乡五富来到西安城挣钱，以捡破烂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作为城市农民工中最低贱的人群，刘高兴等拾荒者通过走街串巷的拾荒生活，接触到了各色人等，经历了种种城市生活带来的窘迫和世态炎凉，也使他们逐渐地了解了城市。尽管拾荒生活充满了种种艰辛和失败，并且隐藏着深深的悲凉，但刘高兴等人却能苦中作乐，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和惬意。一天下来赚了20元便有着无限的满足，要用牙签戳点豆腐乳放在嘴里，聊作精神上的享受；即便是得不到高兴，也要保持着高兴的心态。在艰辛的拾荒生活中，刘高兴依然有着自己的爱情追求，其情感空白也因为一位叫孟夷纯的女子的出现而被填补，尽管小孟是一名妓女，但她的不幸遭遇得到了刘高兴的同情和帮助，两人真诚地相爱了，为了早日帮助小孟凑足办案经费，高兴不仅把辛苦挣来的钱送给小孟，还带着五富去咸阳一个工地上做苦力，小说的结尾，高兴与孟夷纯的爱情无疾而终，而五富却惨死在工地，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开头刘高兴背五富尸体还乡的场景中。在这一底层故事的讲述中，作者着力描画了主人公刘高兴丰富的精神世界。刘高兴虽处境艰难，却也正因其精神上的丰富性而成为新农民工的形象典型。和传统农民的代表五富相比，高兴的精神追求更靠近城市。他读过《红楼梦》，还有吹箫的闲情逸致；不仅能识文断字，甚至能读懂并理解锁骨塔上的碑文，所以自诩为“鸟中凤凰，鱼中鲸”。其精神世界既有着孤傲的成分，却又异常的饱满。并且刘高兴的精神领域尤其色彩浓重的一点是，他有着强烈的尊严感。他的衣着、思维方式和言谈举止都不同于传统农民，虽然对城市也有着本能的不满和反感，但他却梦想着并宣扬要做城里人，他把自己卖掉的一只肾看做自己与这个城市的亲近的资本，有时甚至比城里人还城里人，这表现在他去一个饭馆吃饭，那个老板的父亲把他认作是大隐隐于市的高人，也表现在他一次次教训五富“吃饭要像个城里人，走路也要像个城里人”。这种身份的追逐和认同使得高兴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他受到乞丐石热闹的讥讽和冷眼相看时，其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拾破烂的竟比乞丐更穷？！同时，与强烈的自尊共存于其精神世界的是刘高兴对爱情的追求。无奈他心仪的女子孟夷纯是妓女，为了宽慰自己，他把后者比作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然而他所寻找到的爱情是苦楚的。这份感情的艰辛、悲凉和无疾而终，更多的似乎是社会底层人们用同情和怜惜换来的浅薄的情感，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婚姻，但毕竟这种情感的渴求真实地存在于刘高兴这样的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中。
此外，小说还对五富、黄八、杏胡夫妇等与刘高兴一起拾荒的社会底层人艰辛的城市生活和精神状态作了描画。尽管五富憨厚、胆小，黄八爱发牢骚、杏胡夫妇粗俗不堪，但当得知妓女孟夷纯的不幸遭遇后，他们又都显示了极大的同情心，按时给孟夷纯捐钱。在良知丧失、人性扭曲的现代都市中，这无疑是作家对善良人性的一次温情抒写。而城市人的代表——韦达对孟夷纯肉体的玩弄和信任的骗取，对孟夷纯不幸遭遇的冷漠和无情，寄托了贾平凹对都市现代文明倾向于批判的情感态度。可以说，生活在城市的农民，以及城市人的精神生态同时在《高兴》中得到了观照。小说的结尾，刘高兴说道：“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待在这个城里”，尽管小说的诸多细节都暗示着刘高兴似乎是无法融入进这个城市的，但他的这种执著和自信，却是社会转型期愈发饱受现代文明洗礼的新一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