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交师友，谨慎为先
对于一个人来说，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好的朋友可以帮助自己成功，而坏的朋友则会阻碍自己成功，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广交良师益友，而远离那些狐朋狗友。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个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
曾国藩在踏出湖南之前，除郭嵩焘、刘蓉等，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但他对交友已经有了些自己的看法。他在1843年2月17日从北京写给弟弟们的一封信中就嘱附他们要只获取明师的益处，别受恶友危害！还说：他自己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末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诗、古文和书法。
曾国藩对于当时的友人感到很不满。越到后来他越觉得好朋友的重要和不易得。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励，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慕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
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大得连楚庄王也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爱弟，不违法纪者，那么他家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断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许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便可以判定他能升官，这就是我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会给人看相，只不过能够观察他所交朋友的情况。”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于是影响了自己的事业，或是无辜坏了自己的名声。
古人说：交友贵多，树敌务少。但这也要看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了。如果是贤友，志同道合，互通有无，共同促进，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如果是顽徒，志趣低下，见利忘义，那显然是不可多交、深交的，甚至应断交。
由于对交友于人一生贤良与否的深刻认识，使曾国藩更加自觉地去接近那些品学兼优的朋友。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从曾国藩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谈起良师益友时是多么兴奋！良师益友在曾国藩的事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他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慎交朋友，贵在专一，注重品德修养，交友时严于待己，宽以待人，以诚相交，这些都是曾国藩的交友之道。
2.相交以诚，大度宽容
在结交朋友和与朋友相处时，以诚待人、大度宽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结交到好朋友，让好朋友为自己事业的成功增添动力。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左41岁，才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曾国藩的大度待人还表现在他对左宗棠的保举上，尽管左宗棠在很多事情上与曾意见不合，但他认为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甚至于说左“深明将略，度越时贤”，终使左能够一展抱负，成为近代着名人物之一。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靠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之举，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有傲慢无理的地方。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面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3.以恕待人，不求全责备
历史上有不少事例说明人要以恕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拥戴。
西汉末年，刘秀与王郎对阵。刘秀势弱，其部下有不少人暗向王郎写投靠信，并诽谤刘秀。后刘秀攻破邯郸，杀王郎，缴获不少文书，其中得其部属私通王郎信章有数十件，刘秀看也不看，召集众将当众焚烧，并说大家可以自此安心。刘秀以“恕”字稳定了队伍，消除了贰心。
春秋时楚庄王宴会上，风吹烛灭，黑暗中有人趁酒意调戏楚庄王的爱妃，不料被折断帽缨。楚庄王听爱妃诉情，却不动声色，说：“今天高兴，我们要一醉方休。谁的帽缨没折断，谁就没尽兴，我会处罚他的。”结果所有人都折断帽缨，这才再次点烛，大家畅快痛饮，一场风波被遮掩了过去。后来楚国攻打郑国，有一名武将特别勇猛，鼓舞起全军士气，一举制胜。这位猛将就是当初被折缨之人，他是要以勇报德。
恕不仅可以受到人们尊敬，还可以免灾，宋太宗时吕蒙正中进士不久就做了参知政事。有天早朝有人暗暗指责他不够格，他装没听见。有同僚要为他追查说此话者，他说：“如果我知道这个人的姓名我会耿耿于怀，有什么好处呢？再说，不追究此事，与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正是凭随和宽容大度，吕蒙正成为一代名相。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生来就有某些短处，倘若苛刻要求，恐怕无人可以成为朋友，也无人可以为己所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恕”字的一个关键作用，就在于容人之短，甚至是在旁人看来不可容忍之事。韩信未出名时，在闹市上曾被人逼迫从胯下爬过，称为“胯下之辱”。后来韩信成为名将，汉代开国元勋，不但未找这些人报复，反而召他们来任以官职，其“恕”字精神实为旁人所不可及。曾国藩读到此处，赞赏不已。他以此为例告诫部下，称韩信之举为“豪杰之举动也”。
唐朝名将郭子仪是曾国藩最佩服的人之一，他曾多次提及。除了郭子仪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外，曾国藩对他的“恕”字精神也深为折服。郭子仪的祖坟为人所掘，他不但不报仇，反而引咎自责，并未追究。曾国藩称此“是名臣之度量也”。
韩信和郭子仪都是曾国藩心向往之的模范，他自己在办事过程中，也以此二人为榜样，容人之短，与人为善。这在他的用人政策上表现得最突出。
三国蜀相诸葛亮足智多谋，惟独在用人方面存在“端严精密”的偏见。他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他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有角的人才见其缺点而不重其长处，结果使其无法得到重用。魏延长于计谋而“不肯下人”，诸葛亮就将其雄才大略看作急躁冒进，始终用而不信；刘封勇猛，诸葛亮患其难以驾驭就劝刘备借上庸之败除之。如此求全责备，许多官员谨小慎微。诸葛亮临终才觉蜀地将少才寡，却还不肯省悟是自己的过失。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勇一卒。而当时湖南已有江忠源、罗泽南、王鑫三支湘勇，各有一定势力。曾国藩却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湘军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曾国藩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四川人鲍超等也受其重用。这些都得益于曾国藩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