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曾国藩打下安庆后，特地把五舅接到安庆住了一段时间。当五舅过世后，五舅的独生儿子前来投奔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自然要给予照顾。然而这位表弟既没有才学又懒惰散漫，交办的事情几乎无一成功，还总爱以总督的表弟自居，有些狂妄傲慢。曾国藩认定这位表弟属于不堪造就之才，尽管五舅生前对自己有恩，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表弟还乡。
曾国藩选拔人才的观点是“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槽。阳鲚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因而，对有真才实学的人，量才使用，提供发展的机会和舞台；对平庸无能之人，坚决不予收留。因此，曾国藩的幕府和军帐内确实汇集了一群文武干练的人才。
曾国藩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不能因为自己而埋没了人才，也不能选出华而不实或碌碌无为的人，这样都会贻误将来的事业。选拔人才是有难度的事情，曾国藩也叹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谁是卑鄙猥琐不堪重用的人？谁是才华卓越不同流俗的人？也许只有通过观察和任用才能辨别，而且要长时间的观察。领导者绝不能任人惟亲，只有量才录用，任人惟贤，才能长保不败。
4.善用偏才，扬长避短
曾国藩对于偏才和大器晚成者不离不弃，而是扬长避短，给予充分的磨炼，促其成长。
王珍，字璞山，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由此可见王珍的勇猛非同一般了。
王珍是湘军中治军极严的统领，他着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章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王珍在军纪中规定：“士兵怀银十两者斩”，很多人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原来王珍军中士兵的饷银，都是由营部直接交到士兵家中，因此，士兵身上有十两银子，便可推断银子不是抢来的，便是赌博赢来的，所以要把他杀了。还有吃饭不给钱，买东西不给钱的，只要犯了这样的错误也必然给以严惩。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格。
但是王珍为人有一点不好，喜欢夸大事实，而曾国藩一向讨厌夸大其辞的人。王珍有一天对曾国藩说：“我只要招兵三千，就可以把太平军消灭掉。”曾国藩一听，大惊失色，写信告诫王珍。
王珍接到信后，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曾国藩深感忧虑，在致骆秉章的信中说：“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待所今亡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王珍的言行很是不满，因劝阻无效，两人已经闹翻。
王珍对曾国藩如此不敬，因其是难得的人才，虽然有缺点，但曾国藩并不因此嫌弃他。王珍屡次违抗曾国藩的命令，曾国藩在关键时刻照样事事处处关照他，丝毫也没有因王珍的不敬而打击报复。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身先士卒，率军奋勇作战，大破太平军20余万，一时间湘军声名大振，名扬天下。
曾国藩知悉王珍破敌的消息，连夜赶写奏折，为王珍请功。未曾想到这位为初建湘军立下汗马功劳，作战威猛不可抵挡的湘军将领，因为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暴死军中。曾国藩得知王珍暴死的消息，不禁痛哭流涕，旁人也无不痛惜。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不仅注重人才，并且有容人之量。他在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与《与张亮基》一文中曾说到：“这一地区的文官中如魁太守、朱县令等，武官中如塔参将、景都司，都忠心赤胆，奋发有为，可以和他们一同伸张大义。而其中的塔玉山参将，是被乌都统赏识的顶头人物，实属很难求得的人才。近来听说您因为他未肯前往桂东增援狠狠地督责了他，求您稍稍从缓处置，等我再仔细对他考察一番。人才难得，只怕因小错而损失了有用之才啊！”
偏才大多具有独特的才能，善于使用，发挥其特长，避其短处，必能取得较大的成功。曾国藩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与他的这种智慧是分不开的。
5.多方考察，选才有道
曾国藩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第一，曾国藩的用人标准特殊之处在于：“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他说：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功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王朝，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识用鲍超，就是重“忠义血性”的例子。鲍超是今重庆奉节县人，因家贫从军，行伍出身。咸丰三年，他入湘军水师，任哨长。攻克武昌后，鲍超升为参将，改领陆军，曾解曾国藩祁门之危，后官至湖南提督，乃曾氏帐下一猛将。
鲍超不识文墨，仅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其憨直更令曾国藩喜爱。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九江，欲派人向曾氏求救，叫文书写信，多时未完。鲍超心急，顿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咬文嚼字！”立即喊亲兵拿来一幅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幅中大书一“鲍”字，四周作无数小圈围绕，急急封函，派人送去。众人不解其意，曾国藩大笑说：“老鲍又被围矣！”于是派出援军。
曾氏知鲍，鲍亦敬曾。有次鲍超学写“门”字，末笔没有写上钩，别人告诉他还缺一钩。鲍超指着厅中大门：“两边不都是直的么，哪里有钩？”正好墙上悬着曾国藩所赠对联，中有“门”字，这人于是说：“曾大帅写门字亦有钩矣。”鲍超一看果然，即跪地三叩首，说：“先生恕吾武人！”
第二，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
“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曾国藩就这一选才标准还专门与沈葆桢商讨过，他在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信中写道：“李迪庵兄弟选营官，专门选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的人。弟不能临阵观人，而略仿李氏之意选取简默朴实的。阁下素来知人善任，此仅供斟酌参考。”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
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