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其发生不因任何人的主观臆断决定，而是来自各种客观、深远的因素，这些因素一直在悄无声息地积累着，直到某天突然爆发。在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规律，那就是：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总是呈代数式演变，而事件结果却往往成倍地扩大。
（第一章）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在国家生命中所发挥的作用
1.生命周期
假使我们只从表面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只看到各个国家的军队和武器是多么的先进，一部分人可能会认为，从正常的思维逻辑也解释得通，如果我们仅仅从战争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结论倒也没错。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一个隐藏起来的事实：战争双方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意识还受到了更为高级的思想的影响。
无可厚非，在战争中武器确实影响着结果，但真正起决定因素的却是心理因素。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正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心理素质超高的人才能够承受战场上那样残忍的画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件战争武器的背后，都有着幕后的操纵者，这才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幕后操纵者的本质，我打算简要地陈述下之前提到过的心理学原理。（作者写过《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群体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真理的生命》《人类进化心理学法则》等——这些书的合集被称为“时代格言”，涵盖了作者提过的所有心理学原理。）
我们还没有看到隐藏在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所以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事件仍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一切作用力包括生理、心理都独立地发生着作用，这种作用还符合一种正常思维的特殊形式——所有的现象都有连续性。
生理逻辑调控有机生命的周期和维持生命的必要欲望，心理逻辑影响人的主观意识，神秘主义逻辑给人以神秘宗教思想，集体逻辑改变社会风气与道德走向，智力逻辑则影响人们在科学领域的不断探索。所以，每一种逻辑都有自己的作用对象，以上所说的逻辑都只有通过相互掺杂才能合理地解释事物发展的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再寻找合理的解释办法。
所有生命的根源都有自己的有机周期，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的细胞都适用，所以我们的活动方式也有着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悲与喜——所有两大极端的感情之下。
由于心理逻辑包含着许多感情及主观因素，所以上面所说的同一性不甚明显但是所有生物的情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家畜也有着爱恨情仇、勇敢、胆小、付出等。
人和动物只有在理性的逻辑思维下才表现出显着的差异，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所以只有理性逻辑才能站在科学的肩膀上，其他逻辑都不甚明显。但是理性逻辑对个人与各民族之间的影响却并不适用。因为这种关系并不是理性所能解释的，它掺杂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看似不合理性逻辑的行为方式。
2.心理力量与智力力量
性格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受感情和心理因素的遗传与发展影响。尽管我们的理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万事万物，但是我们的行为更多地受性格的影响，正如“细节决定成败，性格决定未来”，智力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性格却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同样道理，国家也有着自己的性格，并且其形成和发展与理性毫无瓜葛。正如一位名人——马蒙将军所说的：“当理智统治性格时，人总是在改变观点、方案和行动路线，因为大智慧总在时时从不同视角审视问题。”
感情的发展独立于意识之外，所以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的性格，并使其一如既往、永远不变。通过战争起源的不同观点可以知道：往往情感因素起着决定因素，连理性因素都变得不甚重要，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理性和情感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形式，它们并不相互影响，一种感情可以影响另一种感情，但却影响不了理性。
时至今日，哲学家们并未就感性和理性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得出确切的结论。在布特鲁看来，感性主导着法国人的逻辑，而德国则是受理性主导。我对此并不表示赞同，我认为这种以偏概全的结论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都不可能逃出人的范畴。德国人也可能会受自己的感情影响。他们也同样会有着凡人都有的感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残忍和善良同样是一种感情，同属于人类的感情世界。
情感对历史产生这种大的影响，它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我们人的思想，并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意识。这种意识都会受到情感、心理的影响。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看待同一个问题上可能会有差异，也就不难理解其间会发生种种矛盾，这些矛盾经过长久的积累，于是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冲突中，情感上的仇恨表现得更为强烈，就连理性也望尘莫及，更不用说其他的因素了。这正好验证了希波克拉底曾说过的一句话——Duobus doloribus simul obortis vehementior obscura alterum（当两种痛苦同时产生时，其中相对更加剧烈的痛苦会令人忘却另一种痛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内部还存在着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宗教矛盾这些足够棘手的问题，当他们受到外界力量的威胁时，就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内部矛盾，枪口一致向外。英国也是一样，当时英格兰和爱尔兰正处于内战时期，但是受到来自德国的威胁后，所有的政党和人民就团结起来，共同扞卫祖国的尊严。就连俄国也是如此，受到外敌侵略时，俄国的革命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再次转变为对沙皇的忠诚。如此之多的现象足够说明在其背后都有着相同的心理学原理。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假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了解到这种心理的存在，就不会认为英、法、俄的内部矛盾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上面我们所说的较强的情感可以抑制稍弱的情感，只适用于同一类别的情感。例如一种强烈的仇恨可以忽略较弱的，但却能允许另一种情感的存在，甚至因此变得更加强烈。例如，我们会因为德国侵略者的残暴行为而增加对其的仇恨程度，也会由于比利时抵抗侵略的顽强程度而更加同情它。当这两者遇到一起时，我们会同样加深这两种感情。
3.集体力量
当一个人置身于人群中时，他的心理和独自一人是绝不相同的。因为群体和个人是两个层面的，两者不可能等同。正如细胞与个体的关系一样。
个人的思想可能会受理性的影响，但群体却不会，群体只会受到集体所特有的集体逻辑的主导，群体的智慧往往会不如个人的，但是情感可能会比个人强烈。因为处于群体中的个体虽然可能没有感恩之类的特定感情，但是却会有奉献主义、利他精神、英雄主义等个人所难以达到的感情，在群体中，普通个人的力量往往会得到加强，但优秀个体的力量却会削弱，就像是平均分配了一样。
群体的情感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却会变得变化无常。甚至会发生极端互换，可能会由仇恨急速地转变为崇拜。所以说群体的感情更难以把握，因此常常只运用希望这一凝固剂。群体的情感往往还会受到神秘主义的侵袭，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神化领袖这一迂腐的手段。除此之外，心理感染也对集体起作用，因为集体的理性往往更弱的缘故，心理感染就有了可乘之机。
集体同样会有幻觉，一旦这种幻觉控制了集体，便会迅速地占据真理般的权威地位。我们也可以从当前战争中的许多事例看到这一原理所起到的作用。
集体观念虽然有着极大的力量，但只有极少数是自发的，因为群体是一个无形的有机体，它不能自发行动。只要有一位领袖出现，并且用尽办法，如断言、声望、感染甚至是蛊惑的方法影响群体。当然这里的方法都归属于情感逻辑的范畴。但是，并不一定必须要高谈阔论、慷慨激昂才会起效。信仰和既有的感情也可能会在一些经过预热的环境中发生作用。当然，领袖或者其替代物往往会成为公众舆论的起始点。所以一个群体必须要一位领袖来创建和引导公共舆论，在民族冲突和战争中也是如此。
虽然如此，大多数的学者还是忽略了这一原理。列维·布吕尔（M.Levy Bruhl）曾在其关于战争的起源一书中做出以下总结：
“在危机与冲突的历史剧中，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演员正是爱默生所称的‘代表人’——这些人是集体意志的独立体现，其言行代表了无名大众的意愿和激情所在。”
列维·布吕尔（M.Levy Bruhl）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德国几乎所有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还得到了法国学术圈的认同。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一项事实之上的：可能会有那么一刻，群体地位会超过其领袖的地位，继而领袖被其自己所创立的群体赶下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继续深究的话，不难发现，群体观念常常起源于个人的主观意识。
可以看出，这条原理不但在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适用，在重大的政治危机和世界大战面前也同样适用。
能够创造集体情感和普遍观念，并且能够予以维持，是统治艺术的前提。现如今，再不会出现一个强大到能够公开对抗公共舆论的独裁者。但问题是，公共舆论很容易受到不良势力的引导。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曾认识到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和威胁，于是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笼络人心。德国直到现在都还能调动国民感情，从而引导公共舆论走向，使得德国的媒体、学者们纷纷响应国家意志，煽风点火，将寻常的冲突升级为国家间的战争，从而实现其自身目的。现在，不再单单是某一位君主或者团体间的事，而是上升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但是，政府只有将国民群体的好战情绪激发至最高点，完全凌驾于公民意识之上，才能熟练地操纵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
国家的议会院也同样有着群体的共同特征：易激怒、智力水平下降、人云亦云，盲目崇拜领袖等。但正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决定了一个大国的命运。通过众多的实例说明：这种议会的集体专制比起个人独裁，或某一团体专制又有着其自身的优势，因为议会要通过商讨才能决定某一法案是否通过，又因为其不愿承受更多的批评而回避了许多错误的决定。这一点俄国人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多次遭受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后，他们创立了国家杜马，用来作为国家决策的最终机构。
在太平盛世，一个国内的各个群体可以轻易地被国家的优秀学术势力主导，但是在战争或革命时期却不可以。因为，在战争时期个体对群体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将整个国家置于混乱之中，并会使国民的心理发生变化，出现一种新的心理思考方式。
4.国民的心理
相比个人心理的短暂存在，种族心理是永恒存在的，并且不会顷刻间崩溃，国民心理——或者说是种族心理——并不是很快形成的，而是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文明国家历史的形成是由其国民的心理塑造形成的。国民心理的发展使一个国家走向文明。
国民心理逐渐稳定后，就会与个人和群体的不稳定心理发生对抗，限制后者的情感波动，国民心理就是通过这种作用增强其国家实力的。
透过目前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国民心理，可以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重大历史事件上，思想与行动保持高度的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人民在战争爆发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个人利益和安逸，并心甘情愿地为祖国做出牺牲，正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心理远远高出了个人的心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战场上，生者之间的厮杀并不是最激烈的，而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民族心理。
接下来，我不再赘述种族心理的形成过程，尽管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得出过许多荒谬的结论，但是如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当多个种族——例如现在的普鲁士人——长期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中，有着同样的利益和威胁联系起来时，国家就会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除此之外，语言和宗教信仰也是联系一个国家的更为重要的纽带。
每一个种族都会在不同的生存阶段体现出特定的制度、道德准则、信仰等。相反，也必定会排斥一些其他事物，例如，一个国家绝不会直接接受另一种文明，而必须先将其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