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芯相印———我与祖国的航空发动机及国有大型企业》一书即将付梓之际，应我的老领导段昌平同志之邀为此书作序，这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一则段昌平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的知遇恩师；二则自从20年前我们相识后，共同的奋斗经历，使我们俩成了可以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因此，我来写序或许最为合情合理。读了书稿之后，我才知道段昌平同志有个小名叫梦林，使我油然而生出一种亲切感，这也算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吧。综合以上情理和缘份，确实当由我来为此书作序，于是就当仁不让了。
20年前段昌平同志到420厂任厂长时，当时的420厂已经停止了军品生产，主要产品是电冰箱，而之前仅有一个主导民品是洗衣机，但那时洗衣机已在民企、外企的剿杀下败落下去了。段昌平到420厂时，电冰箱正在步洗衣机的后尘，那个时期航空航天工业部曾有要求，420厂应全面转民，停止生产军品。虽然对于电冰箱后续的民品，航空航天工业部亦有考虑，是要420厂参加所谓的“三省一市”轻型卡车项目，生产汽车柴油发动机。但是承担这个项目整车生产任务的是132厂，军转民之后，132厂干的民品几乎无一成功，因此当时132厂对此项目基本上是按兵不动，也就是说420厂的发动机根本就没有下家。虽然云南、重庆和贵州三地还要轻型卡车的整车生产项目，但这几个地方都各有自己的小九九，虽然国家没计划也坚持自己上发动机项目。这个项目是从日本引进的，本来卖一条生产线给中国，却变成卖三、四条生产线给中国，日本公司可以说是捂嘴偷着乐。这是一个什么图景呢？就是说一个体制机制未根本改变的老国企要面对着血淋淋的市场竞争。段昌平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来到420厂，可谓是处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困难时刻。换成别人，在那个时候是不会愿意丢掉部机关司局长岗位到420厂的。而这正是段昌平同志的可贵之处。他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一直没有变，直到他退休后仍然四处云游，爬山锻炼身体，性格始终如一。
段昌平同志到了420厂以后，最为正确的决策和努力就是恢复了军品生产。在中央提出50年不打仗，军队要忍的历史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都在执行中央军转民的决策，记得航空航天工业部当时提出了“大转、快转、全面转”，420厂算是贯彻执行上级决策最坚决的企业之一。推动420厂全面军转民的是段昌平同志的前任裴鸿滨同志，遗憾的是当军品任务停产后，民品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显现出了当时企业在体制机制方面的不适应，裴鸿滨同志在取得短暂辉煌以后陷入了经营困境，段昌平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420厂。
段昌平同志到420厂时，我已辞去工程技术处副处长职务，离开工厂到乡镇企业打工三年了，当时算是停薪留职的一种形式吧，调令下的是420厂工艺研究所的试验技术员，我在工程技术处任副处长之前曾在人事劳资处任过副处长兼一般干部科科长，人头都很熟，下调令时走了个后门，调令下成试验技术员，可以多几斤粮食定量，不过没多久以后，中国就取消粮票了。
很长时间以来，凡是从领导干部岗位一撸到底的人一定是犯过什么错误，我能走这一步现在看来确实是凭着自己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记得我做出这个选择时，420厂正是历史上最兴旺的时候，一张电冰箱票都可以倒卖好几百元钱，很多老领导苦苦劝我，说小林你这么年轻就当上副处长了，多么不容易啊！千万要珍惜，不要意气用事。但是研究经济学让我“走火入魔”，虽然那时工厂很辉煌，可我当时觉得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把企业从辉煌的顶峰拉下深渊，我留在“体制内”无济于事，到“体制外”经风雨、见世面成了我那时最大的向往。说真的，我那时最能理解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什么有志的年轻人纷纷奔赴延安！果然，我“下海”没多久，420厂就陷入困境。那几年的“下海”生涯让我认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中国必须发展非公经济，但是国有经济决不可以倒下去，否则中华民族复兴无望，国有经济必须通过股份制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再造魂魄，完成凤凰涅槃！
段昌平同志出任420厂的厂长后，一手抓企业经营，一手抓起用新人。他在企业经营上果断地争取了航空发动机的订单，恢复了军品生产，同时把眼光投向一些年轻新人。我就是在当时情况下从“海里”又游“上岸”的，虽然收入少了许多，但我当时把重振国企雄风的信念寄托在段昌平同志身上，实际上那个时候能相信国企可以重振雄风的人几乎没有。今天我觉得一定要为段昌平同志作此书序的原因是：段昌平同志很幸运，我有义务为他喝彩。振兴国有企业在当时的大多数人是认为不可为的事，段昌平同志站出来担当，虽然那时候能站出来担当的人还有一些，可大部分人都以悲剧而告终，最后成了悲剧人物。段昌平同志却躲过了这一劫，所以我们有理由为他喝彩！
我到420厂时经历了三位厂长，一位是枉云汉同志，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型企业领导人，那个时候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书记是陈英同志。我印象中陈英这个人贯彻中央的决策无比坚决，在420厂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体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枉云汉同志也是我从心里佩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这两位领导同志退出领导岗位比较早，应该说没有摊上历史大变革带来的悲剧命运。然而裴鸿滨同志则不然，虽然我是他在任时离开420厂下的海，但是他始终是我心中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他去世已经很久了，但我心中永远怀念他。
裴鸿滨同志是位非常敬业的企业家，也是一位非常廉洁的领导人。但他却赶上了企业最困难的时代，虽然这是历史的宿命，可是并不为人们所理解。特别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在他离退后的一天早上，走在通往厂区门口双桥路上的他突然摔倒在地上。当时上班的人成千上万，居然没有人上前扶一把他们的老厂长。那时候我刚刚接任段昌平同志当420厂的厂长不久，听了这个消息后急忙赶过去，得知刚刚被厂医院的院长接走，我赶到医院后，他见到我后哭出声来说：“小林，我老了，没有用了……”，我当时也不禁哭了。
这一幕对我刺激很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既然选择了重振国企雄风这一条路，就要准备走向悲剧。问题是悲剧可以悲壮，但绝不能悲惨！从那一天以后，我就真正铁了心，树立了破釜沉舟推进改革的信念！当时在我看来，裴鸿滨同志太顾及大家的情感，在推进改革上不够坚决，却为此所累！虽然裴鸿滨同志是一个刚强的东北汉子。但他实际上又是个心肠很软的人，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很“民主”，愿意听身边同事们的意见，所以他很难做到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顾一切，结果当企业出现困难后，责任都由他自己承担了，黑锅都由他一个人背了。他在任时，围着他转和进言的人不计其数，他退了以后，却门可罗雀。而在推进改革的决心这一点上，段昌平同志就显得比裴鸿滨同志果敢得多！
段昌平同志到420厂任厂长，他的优势在于虽然是420厂出来的干部，但毕竟离开工厂较长时间，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牵制，在最关键的时刻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推进改革，虽然也得罪了不少人，但他正是因为果断地推动了改革才跳出了悲剧的命运。几位老领导成了我人生事业生涯中最好的导师，从此我立下信念，要党性不要人情，在位的时候和大家建立正常的同志关系，而不是私交，这样做对工作、对党的事业都有利，对自己老了以后退出历史舞台不感觉失落也有利。作为领导者，没有对少数人有过密的私交，对大家就是一种公平，大家就都是朋友，这也许算是一种处世哲学吧！然而自己这一切观念的形成都和段昌平同志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有手把手教我如何做企业领导的师傅的话，段昌平同志是我的第一位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