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在人才上始终坚持一个标准，即德才兼备。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告诉人们，要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借，以“六艺”为依托。这里的道、德、仁属于道德，艺指礼、乐、射、御、数、书六项技艺，代表才能。可以说，孔子的这句话要求的就是德才兼备，这样的人才是全面的人。
（一）德主才从
要义
德与才相比较，德排在才的前面，是第一位的。孔子有位学生叫冉求，字子有，人们也叫他冉有，名列孔门十哲（十大弟子），曾被孔子树为多才多艺的典范，很受老师赏识。他学的是政事科，长于管理，善于军事。在齐国对鲁国的战争中，他曾统领鲁国一支军队，击败入侵者。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手持长矛刺杀敌人。趁着得胜大家高兴，他说服执政大夫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位杰出并且忠心耿耿的学生，却遭到了孔子的怒斥，差点断绝师生关系。经过是这样的：冉求长期给鲁国大贵族季氏当家臣，季氏为富不仁，想用按照田亩收税的办法聚敛钱财，派冉求向孔子咨询。孔子认为冉求为虎作伥，非常失望，伤透了心，对学生们宣布冉求不再是自己的同道，号召大家“敲着大鼓去讨伐他”。（《论语·先进》）显然，在儒家那里，道德上不去，才干再大也白搭
德是本，才是末；德是体，才是用，这个关系不能颠倒。辨别一个人，主要看他的道德表现怎样。
故事
德是才的统帅
春秋末期，晋国的执政大夫智瑶贪婪无义，最后被韩、魏、赵三家灭亡。
司马光评论道：智瑶之所以灭亡，在于才能胜过德行。才与德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而世人往往分辨不清，一概称之曰贤良，由此便在人才问题上造成了失误。聪慧、明察、坚强、果毅属于所谓的才；正派、耿直、中道、平和属于所谓的德。才，是德的资用；德，是才的统帅。（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那里的竹子，是天下刚劲之物，然而不进行矫正，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硬的东西。棠地出产的金属，是天下的坚利之物，然而不经过熔炼铸造，不进行磨砺，就不能击破强硬的东西。故而才德兼备称为“圣人”，才德兼亡称为“愚人”。德超过才称为“君子”；才超过德称为“小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是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以职位，与其安排小人，不如使用愚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君子把才干用到行善上，小人把才干用到作恶上。有才干而抱行善之心，便能处处做善事；有才干而怀作恶之意，便可无恶不作。愚人就是想作恶，由于智力短缺，气力差劲，好像小狗扑人，人人都能制服它。小人就不同了，其智力足以完成他的奸诈，其勇气足以实现他的残暴，小人的才干就是恶虎生出的翅膀，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行的人令人尊敬，有才能的人让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产生亲近感，对尊敬的人容易形成疏离心，所以观察人才的人大多让才能蒙住了眼睛而看不见德行。从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子，正是这种才有余而德不足者，他们所造成的败亡太多了，岂止智瑶一人！所以治国的人和持家的人，如果能够分辨才能与德行并且知道孰先孰后，又怎么会因为识人用人上的失误而蒙受祸患呢！（《资治通鉴》卷1）
德比才可靠
战国时期，魏国设置国相，任命田文担任这个职务。
吴起不高兴，找到田文说：“我跟您比比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
吴起问：“统领三军，鼓动士兵以战死为光荣，使敌国不敢图谋，您比我吴起怎样？”
田文答：“比不上你。”
吴起又问：“管理百官，亲善民众，充实仓库，您比我吴起怎样？”
田文答：“比不上你。”
吴起接着问：“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向东行动，韩国、赵国跟从听命，您比我吴起怎样？”
田文答：“比不上你。”
吴起说：“既然这三项您都在我之下，而职位却在我之上，凭什么？”
田文问：“国君年幼，国家前途未卜，大臣心存疑虑，百姓不能信服，这个非常时刻，是把国家托付给您，还是托付给我？”
吴起默不作声，良久才说：“还是托付给您！”（《资治通鉴》卷1）
为什么不赞赏苏秦、张仪
战国时期，张仪和苏秦以连横、合纵的谋略游说诸侯，获取高官厚禄，为天下人羡慕效仿。还有个魏国人公孙衍，号犀首，也以谈论游说而著名。其余的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流，纷纷步其后尘，一时说客遍布天下，均以诡辩诈术争高低。
对此《孟子》这样说：“有人问，‘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就害怕，他们定下心来，天下战火也就熄灭了。’孟子答：‘这叫什么大丈夫！君子站在天下的正位上，处世堂堂正正，天下有道的时候，他与民众同行；天下无道的时候，则走自己的路。获得富贵不能使他骄狂，处于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意志，面对威武不能令他屈服，这样的人才配叫大丈夫。’”
东汉学者扬雄在他的《法言》中说：“有人问：‘张仪、苏秦从鬼谷子那里学会了他的谋术，运用到合纵、连横的游说中去，各给华夏带来了十几年的安定，是这样的吗？’扬雄答：‘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圣人对此十分厌恶。’又问：‘那么，读孔子的书而采取张仪、苏秦的行动，怎么样？’扬雄答：‘这好比叫声如同凤鸟，却身披老鹰的羽毛啊！’再问：‘然而孔子的学生子贡不正是这样做的吗？’扬雄答：‘不一样。子贡做的是事业，张仪、苏秦做的是富贵。’有人问：‘张仪、苏秦不跟着前人走，开创了自己的道路，应该算是人才吧？’扬雄答：‘往昔在用人上，圣王拒斥无德之人，能说不考虑才能吗？不能说张仪、苏秦那样的人不是人才，但不是我们所说的人才（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资治通鉴》卷3）
德的力量
齐国大将田单将要率军攻打狄城，出发之前去拜访贤人鲁仲连。鲁仲连说：“您打不下狄城。”田单大不以为然，说：“我以区区即墨5里之城、7里之郭，带领残兵败将，完胜拥有万乘兵车的燕国大军，收复齐国全部失地。一个小小的狄城又怎么可能打不下来呢？”说罢，没有告辞就登上车子离去了。
田单进攻狄城，苦战3个月，一无所获。一首童谣在齐国传唱：“大大的冠帽像簸箕，长长的宝剑高过腮，久攻狄城不能下，围城武士心焦急。”听到这首歌，田单更是忧虑，便登门请教鲁仲连。问：“先生预言我攻不下狄城，凭的是什么呢？”
鲁仲连说：“当时您在即墨的时候，坐下去就编织草袋，站起身就挥动铁锨，处处身先士卒。您对他们说：‘我们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国家就要灭亡了，魂魄就要离开身体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那时，将军您有决死之心，士兵无生还之意，听了您的话，无不挥泪振臂，誓与敌人决一死战。这就是当初您大败燕军的原因。而现在呢，东边有夜邑封地的租税供您享受，西边有淄水之上的泛舟供您游乐，金光闪闪的宝剑挂在腰上，跨着高头大马驰骋在淄水和渑（shéng）水之间，有贪生的欢乐，而没有决死的信念。这就是您久攻狄城而不下的原因。”
第二天进攻的时候，田单挺身站在敌人箭弩的射程之内，亲自擂起战鼓，狄城终于被攻破了。（《战国策·齐六》）
心地
东汉章帝时，选拔人才的途径出了问题，以至于官吏越来越不称职。章帝下诏命令公卿大臣就此发表意见。大鸿胪韦彪上书说：“国家以选拔贤才为首要，贤才则以孝顺的德行为首要，所以要得到忠臣，必须到出孝子的人家寻求。（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人的才干和德行很少能够兼备，故而春秋时的孟公绰能够胜任晋国的赵氏和魏氏两大家族的家臣，却承担不了滕国和薛国这两个小国的大夫职责。忠孝之人，用心倾向厚道；干练之吏，用心倾向刻薄。（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选拔人才应当首先考虑才能德行，不可以只看阅历。归根结蒂，关键在于对俸禄二千石官员的选拔，因为他们担任郡守和封国的国相，是决定人才命运的人。二千石官员贤良，那么通过他们举荐的人也才能保证是合格的。”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资治通鉴》卷46）
无德之才
三国时，魏国君主魏明帝打算讨伐蜀国，朝廷内外一片反对声。侍中刘晔有胆有识，善于言辞，深受明帝信任。他当着明帝的面，支持伐蜀，但与朝臣讨论，又反对伐蜀。中领军杨暨是反对伐蜀的中坚，受刘晔影响很大，他劝明帝不要伐蜀，并说这也是刘晔的意见。明帝不信，把刘晔找来对质。刘晔责备明帝泄露军事机密，违背了兵不厌诈。又责备杨暨正直有余而心智不足，不懂维护君主威信，结果两边都向他道歉。后来明帝终于发现了刘晔的迎合做派，疏远了他。刘晔忧郁而死。
《傅子》曰：“机巧鬼诈不如拙朴诚实，这个说法有道理。以刘晔的聪敏、机智、权术、计谋，如果坚守德行道义，把言行置于忠信基础上，就是古代的大贤人，也没有办法超过他！（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但刘晔只是一味倚仗才智，不事诚恳，在内失去君主信任，在外受到世俗牵制，最终害了自己，岂不可惜吗！”（《资治通鉴》卷72）
治国工具的要求
三国魏明帝时，朝廷就人才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卢毓议论人才及其选拔，都是先谈品性德行然后再谈才能。黄门郎李丰曾就此请教卢毓。卢毓说：“才能是用来行善的，故而大才成就大善，小才成就小善。如今选拔官员，只看是否有才能，然而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人才不符合治国工具的要求！”（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李丰佩服他的见解。（《资治通鉴》卷73）
治政的一个失误
东晋元帝下诏，命令群臣就国政得失发表意见。御史中丞熊远上疏，指出三条失误。其中第三条是：“朝廷选拔官员、任用人才，不考查实际德行，只看虚名，不要求才能，只重关系。为官者把治理政事仅仅视为俗吏应付公事，把遵奉法律视为苛刻，把遵守礼制视为阿谀，把无所事事视为高妙，把放荡视为通达，把骄傲怠慢视为高雅。”（《资治通鉴》卷90）
唐高宗时，有个叫刘晓的人上书议论选拔人才。他认为：“现在选人以核验功过为公道，以文章和判文为标准，而不去考查德行和才能。殊不知文章和判文借人之手的太多了。礼部考取进士，也是以文章定等次，故而天下士人都舍弃道德修养而去追求作文技巧，结果有人早上考中甲等进士，晚上就触动刑律成为罪犯，这样的人虽然每天阅读上万字，于推行教化这一治政根本又有什么益处！能在七步之内作成诗歌的人，未必能够承担起教化的责任。人们追求声名，如同水往低处流，处于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处于下位的人就会变本加厉地予以追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陛下选取人才把德行放在首位，把作文技巧放在末位，那么更多的士人就会雷厉风行地修养德行，而四方则会闻风而动。”（《资治通鉴》卷202）
王琚为什么失宠
唐玄宗时，中书侍郎王琚深受信任，群臣中无人能比。每次进见，王琚都要陪同玄宗谈笑，直到夜里才退出；就是在休息的时候，玄宗也时常派宦官召他入宫。有人对玄宗进言：“王琚属于倾心权谋、行为诡异的纵横之才，可以跟他平定祸乱，却难以跟他共同守卫太平（可与之定祸乱，难与之守承平）。”玄宗因此逐渐疏远王琚。（《资治通鉴》卷210）
德重于才的理由
唐玄宗下令长安、洛阳两京以及各州分别设立姜太公（姜子牙，又名吕尚）庙，以张良等人为配享，以符合十位先哲的数量。祭礼与孔子一样。
司马光评论道：“经纬天地，叫做文才；戡定祸乱，叫做武略。自古不兼备二者而被称为圣人的，还没有过……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出现过像孔子这样的人，姜太公怎么能跟他平起平坐！古时候出兵，命令大司徒教习军士关于乘车和披甲，裸露大腿和手臂，射箭和驾驭战车，接受投降和进献战利品等知识，这些都在学宫里传授。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军士把礼义放在勇力之上（先礼义而后勇力）。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做反臣，小人有勇而无义就会做强盗。如果只是专一训练他们的勇力，不去教育他们知晓礼义，那么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自从孙武、吴起以来，都是以勇力决胜负，以诡诈争高下，怎么可以把他们也列入圣贤行列而把其功业称为武略呢！又无中生有地把这些人放在一起以凑成十位先哲，引以为后世学人的先师，假使太公有灵，肯定会以跟这些人一同享受祭祀而感到羞耻。”（《资治通鉴》卷213）
冯道不足赞
五代时，北周太师冯道去世。冯道历任五个朝代的官员，职位不离将军、宰相、三公、三师的行列。他一生谨慎，别人无法猜透他的喜怒哀乐。他足智多谋，左右逢源，曾作《长乐老叙》，叙述自己在各个朝代得到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