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大大削弱了总司令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规定：
“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动机关”；“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表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七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决议的重要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各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决议，提交中执会通过，再交司令部执行。
这些决议，使蒋介石的权力大大缩小了。而且《对全体赏训令案》中，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着重指出：
“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出尔反尔，蓄势待发
且说蒋介石是独裁者，他一时的退，正是为了进。面对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制约独裁者的决议，蒋介石是不会苟同的！
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
时间到了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这时的蒋介石对一年前被他排挤走的汪精卫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此时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矛盾很大，汪精卫去武汉，必增加反蒋阵营的力量，若能把汪精卫留在上海，帮自己一把，日子就好过一些。
“欢迎，欢迎，汪主席一行。”蒋介石异常高兴，“今天我来请客。”
“李石曾已经安排好了。”汪精卫对一年前“蒋汪风波”还记忆犹新，说话不温不火。
正如李宗仁在回忆中所说：“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汪精卫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回到上海的时候是4月1日，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等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
汪精卫道：赶走鲍罗廷，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再是分共，与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符。
蒋介石跳出来反击：这些共产党，我是恨死他们啦，他们一日不除，我是一日不安。在蒋介石带动下，其余人也加入了对共产党的人身攻击，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责任。
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人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听了汪的发言，大家不寒而栗。
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在欢迎汪精卫时开了两次会。出席者有吴敬恒（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钮永键、汪兆铭（汪精卫）、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李宗仁等。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帮助蒋介石反共灭共。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决策辩护：“中国面对着的敌手不光是千年的封建王朝，还有一大串的外国列强。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打击我们的敌人。不然的话，敌人没打倒，倒乱了我们自己。子文，你是武汉政府派来的财政接收大员，我说的话对不对？”
至此，全会保持沉默不发一言的宋子文友好地点了点头。
“汪老兄，你说话绝对些。我看共产党不是什么好鸟。你是吃了共产党的薪水了吧？”
“你这是什么话？我汪某是行得正站得直，不像有些人说话掖着藏着的。”
“既然是这样，大家的要求你就答应吧？”
“要求什么？”
“留在上海，一起革命。”
“帮助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我不会答应。”
“你要不答应，我就下跪求你了！”吴稚晖一时激动，竟真的下跪在地上。
汪精卫见吴稚晖跪下来，连忙拔腿逃避，退上楼梯处，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的成分。接着汪精卫也乖巧地做了蒋介石的俘虏。
4月3日，蒋介石又召集以上这些人开会，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4月15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
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4月3日这一天，蒋介石还发通电，拥护汪精卫，通电全文如下：
广州李总参谋长、龙华杨总司令、南京何总指挥、汉口唐总指挥、九江宋总指挥、陈总指挥并转各军军长各师长均鉴：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当此革命大业功亏一篑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督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露，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扫荡军阀，恪尽革命天职。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中正唯词军令，以明责任。各军师长务遵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这则迎汪通电，看上去是蒋向汪精卫“俯首称臣”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蒋介石用“笑里藏刀”的阴谋，目的是迷惑汪精卫，制造舆论，争取蒋汪的新合作。
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话：
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汪精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从四月一号到五号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个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坚决地以为必须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了，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
4月5日，蒋介石等正在开会，报上登出《汪、陈联合宣言》，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吴稚晖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4月5日晚，汪精卫去了武汉，蒋介石知道后气愤地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
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孙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斥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件”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即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
汪精卫去了武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
弹在膛中，骨子里反动
如果说1926年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是向共产党投石问路的话，那么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则使他真正地走向反动。如今蒋介石鸟枪换炮，今非昔比，北伐前，蒋介石仅有6个师，1个军，由于北伐的节节胜利，军队大大扩展，收编了不少军阀的部队，变成了40个军。同时又掌握着江浙等几个富裕的大省，再加上江浙财团的支持，蒋介石此时头脑发热，根本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置孙中山的遗嘱而不顾，彻底撕开了自己的伪装。于是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就开始了。
且说4月12日这天，凌晨1时，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就列队组织人马，全副武装，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每人发给赏金十元，从法租界出发，警车开路，去上海工人纠察队部门前动粗。
先是叫喊叫骂，半夜三更，工人纠察队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值更的出门巡看，不巧被他们抓住。
“别误会，我们都是自己人。”那队员还在梦里。
“没有误会，抓的就是你！”说完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走上前来。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杀共产党！”
“我不是……”
“什么是不是，给我捆绑起来！”一位长官模样的走过来吼叫。
四个大汉手疾眼快，三下五除二给捆了个倒栽葱，扔上了警车。
这时，工人纠察队如梦方醒，立即集合队伍，奋勇抵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枪声爆响于凌晨的浓雾中……
此时，早已埋伏在周围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借口“工人内讧”，冲出来强行收缴双方的枪械。至晨5时，上海2700余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日上午12时，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同时，列强驻上海的军事力量也直接帮助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总计抓捕1000余人，交给蒋的军队。
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名工人徒手冲向总工会机关，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南市区召开5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以市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广大工人仍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没有意识到蒋已背叛革命。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周凤岐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密令，预先部署妥当，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人即以机关枪狂扫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京游行的工人也遭枪击，死伤数十人。当时天降大雨，现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失踪，逃亡者达5000余人！其后不久，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献身。
“四一二”上海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
继两次大屠杀之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也大开杀戒，甚至连国民党中的左倾人士也未能幸免。
蒋介石突然掉转枪口，大肆屠杀昨天还与他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李大钊等20人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再说上海大流氓黄金荣。
有史书记载，他是浙江余姚人，12岁到上海，24岁混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虽然是“刑警”，可是兼营走私、绑票等勾当。他在巡捕房一路福星，由包探升为探目，再升为督察员，再升为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1925年退休，仍被聘为警务处顾问，法国帝国主义三次授勋给这只走狗，可见此人的显赫。据《黄金荣事略》中记载，黄金荣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茶楼里布置走私、绑票等勾当，为自己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官警和流氓也就此铸成一体。”
一个两手空空的流氓靠烟、赌、敲诈等办法，不仅拥有了上述种种产业，而且在上海的源成里、钧培里购置了数十幢里弄房产，在苏州惟亭乡下有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
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自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千计。
在“数以千计”的黄门狐群狗党里，蒋介石就是其中一流氓。
据黄金荣的心腹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第十节《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中记载，不难看出小流氓蒋介石的发迹，与大流氓黄金荣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