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管仲的话，齐桓公很是惭愧，他说道：“好吧，就请仲父去处理吧！”于是管仲把土地还给了鲁国。但是从此以后，齐桓公在天下诸侯中已经树立了诚信的好形象。
后来，齐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先称霸的霸主，威震四海，就连周天子也对齐桓公格外礼待。
[总结]
讲诚信是君王赢得人心的前提之一，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君主很难让众人心服，也就没有人愿意追随他、接受他的统治。守信是君主的一种“资本”，这种资本能给君主赢来无以数计的收获。齐桓公守信之举，不仅为自身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齐国称霸奠定了基础。
自知者明——要有自知之明
[原文]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译文]
认识他人叫做机智，认识自己就是高明。战胜他人就是有力量，战胜自己的弱点，才算做刚强。
《道德经》 第三十三章
[评析]
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比如才能、地位、身份、实力等的人并不多，很多人都对自身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有些人盲目地妄自尊大，总是自以为了不起，实际是全都是虚妄的自大而已。在很多时候，人们都容易犯这种错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结果招致失败，造成损失。
[实例]
唐太宗广开言路明自身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君，他在位期间，广开言路，能够听取臣子们的劝谏和谏诤，并且主动鼓励臣子们上谏。结果国家得以大治，一时间国泰民安，出现了令人称道的“唐朝盛世。”
在贞观年间，君臣能共商国事，谏诤蔚然成风：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的特异光彩，也是唐初“贞观之治”之所以引人注目的重要方面。像王珪、刘泊、张玄素、褚遂良、杜如晦等，甚至连长孙皇后，都是敢于忠言犯颜且卓有成效的进谏者。
魏征是贞观年间、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谏官，在短短的几年中，魏征所陈谏的事情多达200多件，且多被采用，他的忠言敢谏之举，深得唐太宗的赞许。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一天，唐太宗意外得到了一只漂亮活泼的小鹞，他素来喜欢鹰鸟，此次得到这只小鷂，简直是喜出望外，直至戏逗入迷。正在把玩时，忽见谏议大夫魏征进来奏事。
魏征此次是有备而来，他听说唐太宗把玩小鹞入迷，便预计加以干涉。唐太宗担心魏征责怪自己玩物丧志，忙将小鹞子藏到怀里。
魏征虽佯作没看见．却故意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没了。等魏征退下，唐太宗才敢取出小鹞子，可它早已被闷死了。唐太宗心疼极了，但却忍下了。
贞观六年三月，一次罢朝后，唐太宗大声怒骂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田舍翁！”
长孙皇后忙问田舍翁是谁，唐太宗道：“就是魏征！多次在我身边絮叨，常常在大廷上顶撞朕，让朕下不来台。我必杀了他，以泄心中之恨！”
长孙皇后听后大吃一惊，赶忙退下。一会儿，她正儿八经地换上了上朝用的严整朝服，向唐太宗拜贺道：“妾听说君主清明，臣便忠直。当朝既有魏征这样的忠直之臣，便可以想见陛下当政无比圣明了。”
唐太宗听后，便立即转怒为喜了。
又有一次，魏征出外办事，回来后对唐太宗说：“听说陛下要外出巡视，大的装备都已布置停当，怎么迟迟不动身呀。”
唐太宗笑着说：“前阵子是有这种打算，想到卿必定要来劝谏阻止，听以干脆在卿谏阻前打消了念头。”
魏征最负敢谏之名，但当时敢于直言忠谏且劝谏有功的大臣，绝非只有魏征一人。
有一次，王珪被荣封为侍中，奉诏后进宫拜谢，见有一美人侍立在李世民身旁。王珪觉得面熟，便故意盯着美人看。
李世民只好向他说明：“这原是庐江王李缓的姬人。李缓听说她长得漂亮，就杀了她的丈夫抢到了她。寡人将庐江王治罪后，便收下了这姬人。”
王珪听后故意问：“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还是不对？”
李世民答道：“杀人而后抢人妻子，是非已很清楚，何必要问？寡人不是已经治了他的罪吗？”
王珪不依不饶地说：“臣听说齐桓公曾经向郭国遗老询问郭国败亡之因，遗老说是因为善的不用而恶的不除。如今，陛下纳了庐江王的侍姬，这不是要重复庐江王的错误吗？”
李世民听后一惊，羞愧地说道：“若不是卿来提醒，朕差点就犯下错误了。”
等王珪一离去，李世民就把美女送回娘家了。
臣子们都敢于直言劝谏，就要归功于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的“采言纳谏”之策了。魏征说得好：“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如果陛下是个不能采言纳谏的君主，下臣们哪里敢触犯忌讳，以卵击石呢？”
唐太宗还从制度上来促进广开言路、“采言纳谏”的施行。他在朝纲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同时又让一些职位稍低的官员以“参与朝政”的名义，加入到最高决策层当中。唐太宗还特别重视对谏官的选择，甚至把杰出的谏官一步到位提到宰相的位置，可见其对谏言的重视程度了。
[总结]
李世民是个开明的皇帝，他知道皇帝的身份很特殊，自己一身的言行，关系着整个唐王朝的兴与衰。他担心自己有失误的地方而不能自知，于是广开言路，积极鼓励臣子们上谏，时刻督促自己，以此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李世民贵为皇帝，尚且如此重视“自知”、“自治”，何况我们呢。
李密不自知终丧命
李密在隋朝末年，是一支起义军的将领，曾经有很大的实力和声势。但李密这个人虽有雄心壮志，却没有雄才大略，也就是说，有勇而无谋，所以难成大事。
李密的父亲原是隋朝的大官，李密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也当过几天侍从官。后来，他看到隋朝腐败，难以长久，就称病辞官，在家闭户读书。
后来，李密与朝中礼部尚书杨玄感共同谋划起兵反隋，兵败后，杨玄感被杀，李密一个人逃到雁门，隐姓埋名，做了一名教书先生。
在教书先生中，有一位魏先生，是位世外高人，李密和他渐渐熟了起来。
一天，趁着左右无人，魏先生用开玩笑的口气悄悄问李密：“你气色沮丧又目光迷乱，内心犹豫而语言含混。现在各处都在搜捕反贼，说不定你就是朝廷要抓的李密！”
李密听了大吃一惊，吓得差点跳起来，拉住魏先生的手说：“您既然知道我，难道不能帮助我吗？以先生之才，再加上我李密，我们一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魏先生微微一笑，说道：“依在下察看，你没有帝王的气度和心胸，也没有将帅的才略，只能是一个乱世中的豪杰。”
李密不服气地说道：“帝王和乱世豪杰有什么区别？难道你没听说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吗？”
“不然。当然是有区别的。”魏先生摇头说，他向李密分析和论述了帝王将帅与乱世豪杰们，之所以兴废成败的关系与区别，并说：“我曾经仰观天文，发现在汾晋之间有圣人出现，你如果能去投奔他，将来可以取得富贵。”
很明显，魏先生所指的圣人，就是李渊、李世民父子。李密自视甚高，魏先生说他没有帝王的气度、没有将帅的才略，他自然不服。
李密拂袖而起，不屑地想：“这等凡庸无志的书生，说出来的话是不足以相信的，也是不足以商讨大计的！”
不久，李密投奔了瓦岗农民起义军，后来他杀死瓦岗军的首领翟让，自己取而代之。瓦岗军声势很大，曾经名噪一时，与李渊、李世民的队伍相比，占明显的优势。
但李密这个人有勇而无谋，只知硬拼，而不知韬晦。他本来有着绝好的机会逐鹿天下，在夺取了瓦岗寨的领导权后，他本可以大展宏图的，但他实在是没有这个韬略。
他仗着队伍强大，四处征战，因此成为隋军和各种起义军打击的重点，结果损失严重。
而在此机，李渊、李世民父子一方面向李密屈首称臣，一方面暗中积攒实力。后来李密的队伍耗尽实力，衰弱不堪，直至被打得七零八落，再无回天之力。
无奈之下，逞强一时的李密带着瓦岗军残留队伍，投靠了李渊、李世民父子，反过来称臣了。
降唐后，他本可以辅助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一番功业，这样即使当不上皇帝，也可以成为开国的功臣，和李靖、尉迟敬德等人不相上下，跻身凌烟阁。但他又犯了错误，而且这次是致命性的错误——叛唐。
此时的李密，身在他人的地盘中，怎么还有反抗的实力？叛唐的结果，自是身首异处、性命不保。
时年，李密年仅三十七岁。难怪，那位魏先生早就看出李密成不了大事，虽然他曾有时机和实力，只因他没有大人物的心胸和才略。
[总结]
李密这个人，不能说没有见识，也不能说没有谋略，但他的见识不够大，谋略也不够深，因此，他是不可能成就王业的。没有王者的谋略，却不甘居于他人之下，这就注定他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非要站上那么高的位置，结果只能是自损、自灭了。
美行可以加人——高尚的品行能赢来高超的地位
[原文]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译文]
“道”是万物的奥妙所在，它是善人的法宝，不善人的护身符。漂亮的言词可以博得人们的信任，高尚的行为可以出人头地。
《道德经》 第六十二章
[评析]
一般情况下，品行高尚的人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更容易得到发展、赢得高超的地位。因为，品行好的人，必然能够博得上上下下的好感，上级乐于提携，下级愿意追捧，这样一来，发展之途必然顺坦很多，功名成就也会来得容易得多。靠这种正当途径得来的功名成就，不仅众人都心服口服，而且更稳固。
[实例]
光武帝宠臣包咸
包咸是东汉朝中的大官员，很受光武帝刘秀的器重。他能在朝中居于高位，途径不同于其他官员，既不媚上，也不钻营，而是凭着正直的人品和超众的德行，赢得皇帝宠信的。
西汉末年之时，包咸尚且年幼，在长安拜博士右师细君为师，跟他学习《鲁诗》和《论语》。
一次，针对学术中的问题，包咸和他人争辩不休，恩师便教诲他说：“为人要有理有节，有进有退，治学也是如此。你得理不饶人，凡事都要辩个是非曲直，这本身就有失教化的大道了。如能恭敬对人对事，不仅能让人心悦诚服，还能多积人望，感化天下，这才是最大的收益。”
包咸思之再三，从此依其道而行，果然如恩师所言，他的名望日愈增长，受到了人们的敬重。
光武帝刘秀登基，建立起东汉王朝后，听闻了包咸的仁德和大器，便征召他入朝为官。包咸初入官场，因不肯趋炎附势，屡遭别人打击和诬陷。正直之士都对他深表同情，有人就劝他说：“你重仁重义，这是君子的美德。不过既在朝为官，也该有所变通才好。”
包咸谢过，说：“我一介书生得蒙皇上厚爱，怎敢不保持名节来报效皇恩？当今朝廷风气败坏，多讲权术，人人只谋私利，就让我一人有所不同吧。”
一次，有友人暗中替包咸运作升迁之事，包咸知道后不喜反怒，并极力阻止。
朋友生气地说：“你只知苦干，而不晓官场之道，这只能是苦了你自己。我好心帮你，谁知你竟迂腐至此，实在是不可理喻。”
包咸解释说：“仁德乃我毕生所求，此为大也，焉能为了求一官职而一朝尽失？你的好意我心领了，遗憾的是，我绝不能违背我的志向。”
包咸的卓然不群，渐渐为光武帝刘秀所注意。后来，光武帝刘秀命包咸做了太子的老师，教授皇太子学习《论语》。
当群臣就此议论不解时，光武帝便在朝堂上对群臣解释说：“不争不显，宠辱不惊，说得容易，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得到呢？包咸不求私利，品行端正，这样的人不重用提拔，岂不是让天下君子寒心？由他教导太子，朕才放心啊。”
包咸高风大德，在受到人们的侧目之后，仍然保持本色，坚持不变。
汉明帝继位后，见自己的恩师生活清苦，便常常格外赏赐给包咸珍宝财物，他的俸禄也高于其他大臣。包咸则常常拿出钱财，施舍救济贫穷的儒生，并乐此不疲。
包咸这样告诫人们说：“有些时候，权位不是靠攫取能得到的，仁德才是做人成事之根本，其利大焉！”
[总结]
包咸品行超众、不争不显，在乌烟瘴气的官场中，真是卓然不群。包咸虽不趋炎附势，却能居于众人之上，独受光武帝的赏识，当上了太子的老师。包咸不曾为自己争取什么，却受到了两朝皇帝的宠爱、得到了莫大的荣耀。正如他所说：“仁德才是做人成事之根本，其利大焉！”
裴宪免祸得高官
西晋时期，官员裴宪是令人称道的有德君子，他先后担任过黄门侍郎、侍中、豫州刺史、北中郎将等职。像裴宪这样的人，在官场之中是很少见的，也正因此，显得很是稀有，因而受到了他人的广泛赞誉，也受到了当权者的格外器重。
王浚在朝中当权时，对裴宪很是器重，亲自升任他为尚书。王浚是西晋帝国的大司马、大都督，权势极大，亲朋党羽重多。
公元314年，汉赵帝国的征东大将军石勒，以闪电战夺取了幽州城蓟县，擒获了一心想当皇帝的王浚。在此之际，石勒大开杀戒，不仅处死了王浚，还屠杀了王浚的精兵一万人。王浚原来的部将、属官和幽州的士大夫们都吓坏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到石勒的营门去请罪，呈献的金银财宝交错堆叠，就像一座小山。
就在别人为了保命而纷纷请罪、献金时，有两个人却稳坐不动，一个是从侍中郎荀绰，另一个就是尚书裴宪。
石勒早就听说过他们两人的贤德名声，心中素有好感。知道他们不来谢罪之事后，就专程下令召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