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中苏谈判的参加者、毛泽东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翻译局局长）回忆说：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⑤。
“协定”是在斯大林主政时签订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的领导人对斯大林在中国和东欧国家设立联合股份公司开采所在国资源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米高扬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⑥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中说：
顺便说说，斯大林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发矿产资源的条约。这个条约是斯大林犯下的错误，我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冒犯。几百年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纷纷掠夺中国，而现在斯大林也参加进去了。这种开发掠夺是一件坏事，但不是没有先例的——斯大林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也都搞过同样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统统取消了⑦。
事实也正如此。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赫鲁晓夫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在苏联高层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于1953年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权力地位并不稳固，面临着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党内其他高层的挑战。赫鲁晓夫深知，若要确立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获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因而在195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国庆5周年庆典的前夕，赫鲁晓夫亲率庞大的党政代表团前来北京祝贺，这是苏联自成立以来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来华的最高规格代表团，中国对此也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在庆典活动期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希望苏联把他们在几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股份完全地、迅速地移交给中国，并对赫鲁晓夫说：“当年你们在东北和新疆要了两个势力范围，现在还要不要呀？”赫鲁晓夫讲：“不要了。”⑧1954年10月12日，双方不但签署了会谈公报，还签署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将旅顺口海军基地交还中国的联合公报、将各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联合公报，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5.2亿卢布长期贷款，向中国提供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141项援建企业项目设备的供应范围等等。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宣告终止，公司合营宣告结束，即是这次庆典活动中所产生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和权力斗争，对当时的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由此证明了1954年底中苏石油公司突然终止、苏联专家撤回，并非如一些史料所载述的是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所致。而事实正与此相反，斯大林的去世，卸去了中苏两党之间友好合作的障碍，苏联政府开始纠正过去对新疆、东北的错误做法，故而提前终结了中苏石油公司，将其股份全部移交给了中国。
1954年～1957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赫鲁晓夫不但撤回了斯大林对我国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而且将斯大林承诺但未兑现的156项对华援建项目全部按要求兑现，我国也对苏给予了政治上的全力支持。
1958年后，随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地位的日益稳固，其对华政策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却逐渐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紧张走向公开破裂。
“协定”执行中的龃龉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合作开发期间，总体上讲，双方对“协定”的执行情况是好的，但由于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加上双方在管理体制、人员素质、技术实力、办事程序、生活习惯、语言风俗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协定”执行过程中难免产生一些龃龉。正如“协定”谈判的主要参加者伍修权所说：
不过就是在那时，我们同苏联也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那么完全一致的，免不了还有过一些龃龉。例如新疆的中苏合营石油公司，苏联单方面提出要扩大油田的勘测范围。按照协定，油田的地段是作为我国的投资的，如果扩大了油田的范围，等于我国增加了投资，相应地苏联也应该增加投资，即增添油田的设备。我同主管新疆工作的王震同志向苏联大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却不想增添设备，只要求我们单方面扩大油田范围，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坚持按协定的原则办事⑨。
这里所说的“扩大油田的勘测范围”是指吐鲁番盆地。按照“协定”，勘测区域包括准噶尔盆地、南疆库车地区和喀什地区，总面积16.8万平方公里。1953年苏方提出把勘探范围扩大到吐鲁番盆地，中方代表在请示中央原则同意后，在1954年6月20日的第五次股东大会上“听取苏方代表索斯诺夫关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地质寻觅及调查工作报告，决定委托公司总经理部在3个月之内制定出在吐鲁番地区进行地质寻觅及调查工作计划，并将划定的地质寻觅及调查地区界限方案交双方股东”。⑩由于上述伍修权提到的原因，最终没有执行。
另据时任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方总经理兼党委第一书记的钱萍于1954年2月22日、1954年6月8日两次向中共新疆分局上报的《关于中苏石油公司中苏关系方面的报告》《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关于中苏友好团结问题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两份报告首先都客观公正、热情豁达地高度赞扬了苏联专家的国际主义奉献精神和严格负责的工作态度。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告中也委婉地（注：当时对苏方的态度已被提高到忠诚党性原则的高度）提到了苏方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前一份报告中他提到：
他们（指苏方）在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中苏双方正副职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密切，许多问题没有经过适当商量，即自行决定，实行高度集中的“一长制”，没有定期的有中方同志参加的技术行政会议。在使用提拔干部问题上，单纯从业务出发，而很少考虑其他问题。由于语言习惯的相同，前一时期，他们特别爱好俄罗斯（指苏侨）、二转子（指中俄混血后代），在培养、使用、工资等问题上，均加以照顾，造成俄罗斯、二转子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对于执行中国政府的法令，例如纳税、报关、党团学校经费开支、干部任用制度等问题，都还不能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来执行。个别苏联同志在生活作风上不够注意，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在处理时苏联同志又对我们不满。（苏方领导）工作中的计划性还不足，譬如钻井计划连续三年都完不成任务，器材供应赶不上生产的需要，苏联政府也有责任。需用职工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使我们在处理上非常困难[11]。
在后一份报告中，钱萍总经理又谈到：
根据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第十一条规定：“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现行法令进行活动。”可是1952年公司应纳的税款17亿元迄今未缴纳，股本帐上应贴的印花也未照贴。中共新疆分局规定公司科长以上干部必须报请批准后方可得以任命，可是苏方却坚持把一个历史不清、经新疆省财委书面指示不能任用的苏侨，硬下命令任命为公司器材供应处会计科副科长。又如军委乌鲁木齐航空站不止一次地向公司提出，公司的飞机不遵守航行规则。银行的现金管理制度，公司总难执行。
此外，苏方的民主作风是很不够的，产生劳动模范由领导上（指苏方领导）指定，许多问题平时不和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商量一下，对有的问题的决定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花20亿元修一个俱乐部，只能坐300人，舞台小得不能演戏。独山子矿区千余职工住在地窖中，却先给牲畜修起高大舒适的马棚和猪圈。
培养干部基本只是在工作中培养，有计划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培养工作则很少，而且缺乏经常性和坚持性，对于中方领导干部的培养则基本上采取放任的态度[12]。
从以上披露的情况可以看出，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龃龉是明显存在的。苏方对中国政府法令的无视，在企业活动中的种种专权独断行为，一方面反映出了两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思维理念和社会习俗的不同，同时另一方面也多少折射出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对外交往中的普遍性。作为历史，理应客观公正地对这些存在的事实进行全面反映，以求得历史真实的再现。
当然，瑕不掩瑜，我们更应该客观地看到，在整个中苏石油合作时期，苏联政府特别是广大的苏联专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扬了崇高的国际主义奉献精神，为开创和发展新疆的石油工业，为处在险困交迫中的中国医治战争创伤，为尽快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他们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这也是历史事实。可以说，中苏合作的主流是好的，是健康的，其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今天，我们在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许多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许多都得益于当年苏联专家为我们奠定的基础。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是应该对苏联的帮助心存感激的，也有理由怀念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注释：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②⑥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③⑨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2～23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④⑧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⑤《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47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⑦同⑥第283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⑩.[11].[12]均为新疆油田公司档案馆馆存资料，本文编委会查阅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