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只对写成吉思汗的古代史料感兴趣，并无写成吉思汗的念头。
波斯人志费尼撰写人物传记《世界征服者史》，是在1252年左右，距其传主成吉思汗去世才25年；另一位波斯人拉施特开始主编其历史巨著《史集》，是1300年的事；而古蒙古人自己写《蒙古秘史》，比志费尼和拉施特都早。金庸先生就是读了《蒙古秘史》，才灵感迸发，洋洋洒洒写下近百万字的《射雕英雄传》。
当年书店里买不到这些书，只有图书馆里有，于是我把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古蒙古人的《蒙古秘史》，一字不落地打到电脑里；随后又把拉施特《史集》的第一卷第一册全打进去。只因喜出望外地在上海福州路书店买到了《史集》，并陆续买全了它的三卷四册，才打消了打第一卷第二册的念头。这些电子文本，如今还在我的电脑里，它们成了我的第一批电子书，写小说是此后的事。
写小说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尴尬问题。我不是鲁迅、张爱玲那样的小说天才。何谓天才？花很少的学习时间，甚至不花这个时间，就能拿出一流的东西，这就是天才的表现。众所周知，鲁迅一上手就写出了《狂人日记》，张爱玲16岁就写出了她的《牛》，这是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两个奇迹。我有自知之明，晓得自己的写，必定漫长而坎坷，若起初就拿最想写的题材来练笔，就会糟蹋那些题材。
于是我写起自己的一个个梦来，做了梦就写，然后写成吉思汗的家族故事。既然我已熟读古汉人、古蒙古人、古波斯人、古波兰人和古法国人对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家族的历史记载，从中选一些中短篇小说题材，是轻而易举的。这就是这个集子的来历。
后来是《江南》杂志刊发了这个集子中的两个中篇“蓝眼孛端察儿”和“扎兰丁算端”，《长江文艺》发了短篇“生死之间”，《作品》发了“帖木儿的最后结局”，《当代小说》发了“术赤之死”，这给了我巨大的鼓励，使我又写出其他各篇来。要知道，文学杂志发古代题材的短篇小说，是罕见的事。
这样的鼓励，竟使我有了写成吉思汗的野心，且当机立断，立马动手写。写了6个月，写出25万字，写到帖木真44岁被立为成吉思汗的那一年；也就是说，已完成这个长篇历史小说的前半部。可事与愿违，就在这个当口，我本人出了点状况，以致中断了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的写作。
事情来得突然，令我措手不及。几乎是一夜间，我就成了一个神经衰弱者，或说是得了精神抑郁症；每日早上一醒来就出一身冷汗，身体越发虚弱，思维越发滞重，以致最后竟没了任何思维。曹建平见我好久没有稿子给他，要我拿一篇出来，结果我是花了4天的时间，才写出区区859字，而以前我顶多花两个钟头，就能写出其篇幅更长的。那是篇名为“敬畏自然”的一则短文，被我收在《给你五万美金》散文集内。曹建平最不善于贬责别人，隔了三五年，他才对我讲，这篇文章有滞重感，不像阿福写的。
回首往事，细细想了一想，才明白事出有因，得病是必然的。那时候，为保证写作时精力最好，便拿早上3点至6点的时间来写稿，然后是7点骑车1小时上班，几乎天天如此，持续5年之久。除其他原因外，写作上的艰难困苦，就足够击倒我。一是我对成吉思汗的初稿不满意，它既不像传记，又不像小说；二是《人民文学》的程绍武问我要小说稿，我却没有稿子给他，也写不出新稿来；三是写不出一篇新稿，堕入极度绝望中。当年市文联跑我单位，替我请了两年创作假，以为我会写出惊世之作，结果这两年中，就写了那篇数百字的短文。
这个惨重状况，持续了两三年。后来又慢慢能写了，慢慢写得出来了。一是写了《陈村小记》，为《南方周末》整版刊发；二是写了中篇小说《森林里的故事》，为《人民文学》刊发，并被视为当期的重点推荐作品，在“编者寄语”中予以介绍；三是金山几次催我给他的报纸版面写连载小说，竟写得出来，写了《网上网下》，得了好大一笔稿费。至此以后，我的神经衰弱便戛然终止，相反神经柔韧起来，且结实了许多。
另一件意外事情是，因电脑硬盘及软盘故障频仍，我写的成吉思汗书稿，其文档文件丢失四分之三。曹建平比我还心疼，他是看过原稿的，且对这个稿子不吝赞扬之辞。福从祸中来，我却认为这样的丢失，对我是好事，以后我重写成吉思汗时，会挣脱以前的思想束缚，必有重大突破。事实上，现在我正打算用最不传统的手法来写成吉思汗，就像我打算用最传统的手法写江南家族小说一样，尽我个人的情感、智力、阅历、文字之可能来写。
写小说的好处是，你总有要紧东西要写，没完没了，无休无止，没得片刻的精神空虚。且于文字的调遣，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仿佛手里有千军万马，要赢得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决战。就此而言，踢足球跟写小说相仿，古人用于战争的激情，因现代文明，反战意识普及，我们便将它转嫁于足球，发泄在球场上；类似的情况，更有赛车、唱歌、街舞、攀岩、蹦极等等不一而足。一个人拿一生玩一样东西，且玩得有意思有意义，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遗存的四分之一，写帖木真被立为成吉思汗的那些文字，如今被起名为“成吉思汗的故事”，被收在这个集子里。这书稿是这样写那次忽里勒台──古代蒙古部落贵族军事会议──之后的拜汗场面的：
往事如烟，帖木真低下头，默默回想，陷入沉思。当他忽然听到众人欢呼喊叫的声音时，抬头看见阔阔出萨满正扶起第一根旗杆，绷着脸看他。接着，另外八根旗杆也一根接一根地竖起来了，于是一面巨大的色彩鲜艳的紫布旗横在眼前，每根旗杆上都挂着又长又白的牦牛尾巴。紫布旗遮住了巍峨的雪峰，在金光灿烂的太阳底下格外耀眼。
道润梯步所译的《蒙古秘史》第八卷，有如此之汉译记载：“建九斿之白纛，奉成吉思合罕以罕号焉。”当年我竟把“斿”字看成了“旄”字，以为那是古代挂了牦牛尾巴的旗子，并将“白纛”理解为挂的是白牦牛的尾巴，而它的准确含义是：竖起九脚的挂着飘带的白旗帜。由此可见，我当年于成吉思汗的写作，是何等粗疏而急于求成。
若是传记，便容不得这样的错讹。若是小说，当然可以把白旗写成紫旗，把飘带写成白牦牛尾巴。可问题是，我想保留历史细节，而不是随心所欲地编派。可见当年我写成吉思汗，是在传记与小说间左右摇摆，没有坚定的方向，这是我否定这个初稿的主要原因。
行文至此，容我闲扯两句。以前只见过黑牦牛，不知道有白牦牛，以为它是罕见的，竟在小说中强调它的难以寻觅。去年去了青海湖，发现那边的牦牛全是白牦牛，这才明白找它的尾巴并非难事。
前面提到的那个阔阔出，是蒙古族乞颜部落的大萨满。古蒙古所谓的萨满，身兼祭司、巫师职，是天神腾格里的传话人，是汗王也要怕他的带神性的人。我曾写过一篇名为“阔阔出之死”的短文，专写成吉思汗与阔阔出的明争暗斗。
按理说，阔阔出与成吉思汗应是一对黄金搭档，一个管宗教，一个管政治，相辅而相成，可阔阔出却目空一切，锋芒毕露，常给成吉思汗找麻烦。先是他兄弟七人打了大汗的大弟合撒儿，后来又责令大汗的幼弟斡惕赤斤给他下跪。斡惕赤斤来告状时，大汗的正妻孛儿帖，提醒大汗道：“你活着的时候，阔阔出就敢欺负你弟弟了，等你死后，你的四个儿子怕是没一个管得住他。”
成吉思汗是冒着触犯天神且有悖民心的危险，处死阔阔出的。事先他不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故谨慎行事，滴水不漏。蒙力克父子来看他时，斡惕赤斤硬将阔阔出拖出去摔跤。在门外等候已久的三个大汉一拥而上，当即踩断了阔阔出的腰骨，将他扔在牛车旁。成吉思汗叫人把阔阔出抬上一辆带帐幕的牛车，由一位老萨满驾车离去。车子走了三天三夜，驾车人忽然发现车窗大开，阔阔出不翼而飞。对此，成吉思汗解释为，阔阔出已被天神收去，不在人间了。当时他严厉责备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教子无方，是看在世交的份上，饶蒙力克不死。可事过境迁后，大汗却鼓励蒙力克娶他母亲为妻，使这位老人遂了数十年的心愿。
在此之前，我已写出同名中篇小说，写出了更多的前因后果及感情细节，它也被收在这个集子里。
201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