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三章中探讨过加利福尼亚州的执法人员在监管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这个前科犯上相当失职，可见背叛和背叛盲视也会超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在更为宽广的层面上。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对自己性骚扰，这发生在当她还是个无名小卒、需要博得他欢心的时候。与之相似的是，一名秘书忍受着老板吩咐她做很多私人的、丧失体面的杂物活，而这些完全不是她的本职工作。以上都是当事人对体制背叛的盲视。
盲视也是对社会压迫的一种标准反应。在第二章中我们提到过凯文·中村和弗兰克·吴的例子，遭遇到压迫的受害者往往会被激发做出盲视的反应。大屠杀否认者、否认受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都是对压迫选择盲视的结果，即便有证据证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是客观存在的，他们也选择否认。当然，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或者被认为有权力的人通常激起其他人做出背叛盲视的反应。
2003年，当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告诉美国民众，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公众普遍相信了这个谎言，这一现象是由于背叛盲视在作怪吗？艾琳·楚布里根（Eileen That Reagan）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她运用背叛创伤理论分析坚信谎言的现象，比如由政府官员包括美国总统撒播的谎言。楚布里根认为公民在情感上或财政上依赖说谎的人，而背叛创伤理论预示着公众会对欺骗的迹象选择盲视。
当发生明显的虐待行为时，作恶者会操纵受害者保持沉默、浑然不觉。例如，领导人若想让公众对其盲目忠诚，就会制造恐慌。一旦民众感到恐惧，他们会更加依赖领导人，从而对领导人的谎言和背叛行为更加无视。事实上，压迫者会用很多方法鼓励受害者对压迫选择盲视。下面是体制背叛以及对其盲视的例子。
企业的体制背叛
体制背叛中有一种类型极为常见，但往往不易被察觉，而且这种背叛通常发生在大企业里。如果职工被他或她的老板背叛，而职工又极其需要这份工作，那么孕育背叛盲视所需的条件就具备齐全了。比如，一家大公司会制定某些规章条例（或许是在性别或种族方面）压迫某些职员。如果这些职员反抗诸如此类的不公平时，他们就会有失业的风险。于是他们便对这种不公平待遇忍气吞声、视而不见。这种现象再寻常不过了。老板背叛员工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当员工处于脆弱状态时，如生病或怀孕，老板不让员工享受应有的待遇。政府已经着手解决这个严肃的问题，颁布了《家庭与医疗假法》（FMLA）以保护员工免受相应的背叛。然而，FMLA只施行了一小段时间就被遗忘，因为这个法案还不健全，未涵盖长期病患的案例。而这种情况下，员工是极有可能丢掉工作的。比如，汤姆（Tom）在一家大公司里做经理，他患了癌症，利用FMLA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FMLA上规定的假期期限达到上限时，汤姆还可以用病假来保住自己的职位。然而，当他因化疗结束转到家中静养身体、等待康复的这段时期，他的老板将公司重新整顿，这样一来汤姆的职位便不复存在。虽然汤姆或其他面临老板背叛的当事人可能不会对这样的背叛选择视而不见，但身边的同事或许依然会对身边的不公平事件假装看不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受到连累而失去自己的工作。由此，体制背叛和背叛盲视猖獗不衰。
掩饰教会里的性虐待
也许体制背叛中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对天主教堂中发生的儿童性虐待的掩饰。十多年来，这样的新闻一直出现在报纸中，而且依然有连绵不断的苗头。显然，儿童性虐待事件是一种背叛，而背叛针对受到神父侵犯的受害者。这种掩饰让虐待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地发生，让背叛盲视成为一种你知我知的状态。否认和掩饰最终酿造出一连串的伤害行为和悲剧。
2011年，一起新的控告和掩饰案件闯入爱尔兰公众的视野。2011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了“根据爱尔兰政府于星期三刊登的一则严肃声明，指出爱尔兰罗马天主教会隐瞒牧师自2009年以来性侵儿童一事，这发生在它颁布保护儿童的规章条例之后，并且罗马教廷悄悄地动员知情人对此隐瞒，完全无视规章条例。”
爱尔兰的一家报纸——《独立报》于2011年7月刊登了一起案件：科克郡的一名女性在克罗因教区遭到性侵。文中指出，她“发现自己对当地牧师的信任逐渐被无休止的耻辱和背叛经历所替代”。
《独立报》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背叛：
当事人不愿意自己的身份被曝光，虽然在不到14岁的时候遭受到侵犯，但她依然鼓起勇气重新生活，走出心理的创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名克罗因牧师多年来一直对她实施性侵。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2名牧师在这段时间对我实施性侵。”她说。
当这名女性最终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反抗时，便毅然决然地联合其他受害者通过司法程序控告施暴者。不过，当她竭尽全力让作恶者承担起责任时，她发现更多背叛的存在：
我们挣扎了多年才鼓起勇气将受到的侵犯公布于众，却意外地发现主教教区在处理无数性侵控诉时拖泥带水。
让受害者最为惊骇的是，那些本应该保护他们的人明显更加偏向于维护教堂免受任何争议的口风。
最令人心寒的是，如果主教教区及时、正确处理收到的第一次侵犯指控时，那么至少有一个肇事牧师就不会持续对身边儿童实施虐待行径了。
对体制背叛的研究：
性侵事件后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
卡莉·史密斯（Carly Smith）和詹妮弗·弗尔德（Jennifer Fred）在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当性侵发生时，如果相关部门没能保护受害者或者对其做出正面反应，那么性侵的危害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调查了出现过性侵的相关机构（比如大学、教堂、互助会或者妇女联谊会）。为了让这项研究顺利进行，史密斯和弗尔德不得不开创一个评判体制背叛的方法。他们设计出了机构背叛问卷（IBQ），该问卷能在性侵和后续的侵犯发生之前评测出机构的背叛。研究者利用IBQ和其他测量方法搜集了345名大学生关于非意愿性经历、创伤症状、机构背叛经历的自评报告。
研究中，近一半的女生（47%）至少受到过一次的性侵犯。多于三分之一的调查参与者经历过机构背叛。在这些遭受过机构背叛的参与者中，有近二分之一的人仍然是肇事机构中的一分子。也许最为引人痛心的是，机构背叛会诱发严重的创伤症状，即便性侵犯得到控制之后。换句话说，有过非意愿性经历的女性在受到机构背叛后，其焦虑程度、性创伤、性功能障碍的水平都会增加。显然，机构背叛带来的伤害极其严重。
在2011年末，机构背叛中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闯入公众的视线，故事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足球副教练杰里·桑达斯基（Jerry Thaddaus Ki）身上。桑达斯基被指控多年来性侵过45名儿童。显然机构对性侵一事知之未报。事实上，2010年7月12日，一则特别的调查顾问报道（被称为“弗里报告”）指出：
最令我们难过、最发人深省的调查结果是遭到桑达斯基性侵的儿童，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竟然完全受到漠视。14年来，宾州州立大学最有权力的人没能采取任何措施以保护受到桑达斯基性侵的儿童。桑达斯基被捕之前，斯帕尼尔先生（Messrs Spanier）（宾州州立大学的前任校长）、舒尔茨（Schultz）（宾州州立大学的前任副校长）、帕特诺（Paterno）（首席足球教练）和科里（Currey）（前任体育指导员）从未对受害者的安全和幸福表示出任何关心，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行为上。
当乔·帕特诺（Joe Paterno）最终因为掩饰案情而被捕时，许多人表现出自己的愤怒——不是因为儿童受到性侵，而是帕特诺被解雇。即便在帕特诺去世、桑达斯基定罪之后，仍有人支持桑达斯基。可能会有人困惑，人们为什么支持猥亵孩子的作恶者？帕特诺的视而不见，为桑达斯基创造了环境来一再地犯案。起初对性侵的掩饰，以及随后很多人的维护构成了机构和社会中背叛盲视的案例。
抗议者持否认态度也是合乎情理的反应，他们规避自己对性侵的认知，因为这会戳到他们的痛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许多人虽然与桑达斯基或帕特诺一案无直接关联，但他们与受害者或性侵者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亲戚关系。他们否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发生的性侵案件，换句话说，他们对此一直保持盲视。不过，这起案件激起的关注和愤慨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迹象。此等规模的性侵以及对其掩饰是常见的现象，但却很少有作恶者受到指控，很少有高官承担起责任，很少有人表现出愤怒。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引起的满城风雨总比另一种反应——沉默好得多。
军营中的性创伤和背叛盲视
近年来，出现机构背叛的一个组织环境逐渐成为公众焦点：军营中的性创伤。
或许自从人类发生战争以来，军营中的性创伤就已随之应运而生。然而军营中的性创伤及其引起的重大伤害在学术上的创伤研究领域中是个相对较新的课题。军营中的性创伤涉及机构背叛，因为自古以来，军方不愿意对军营中的性创伤采取预防措施，对相关的报告也不予承认或者做出正确反应。所以，很多人对此保持沉默。2011年12月，达尔·詹梅尔（Dahl Djamel）在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AlJeezera English）中这样报道：
比利·开普肖（Billy Capshaw）于1977年参军，此时他才17岁。经过训练他成为一名战地医生，被调往德国的鲍姆霍尔德。他的舍友杰弗里·达默尔（Jeffrey Dammel）凭借略高的资历，剥夺了开晋肖执行正式任务、写邮件、领工资的权利。达默尔彻底将这位年轻的战地医生与世隔绝，并经常对其实施性侵、强暴，折磨他。
达默尔作恶多端，随后成了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和强奸犯，谋杀了17名男性，1994年，在哥伦比亚惩教所被一名囚犯痛打至死。
开普肖回忆：“我当时很小，不知道怎样应对这种情况。我的长官不相信我说的话。没有人能帮助我，即便我反复地求他们。”
开普肖不得不在余生与自己做心理斗争，这在经历过军营中性创伤的幸存者中屡见不鲜。
达尔·詹梅尔同时指出：
军营中性创伤（MST）的幸存者苏珊·阿维拉·史密斯（Susan Avila-Smith）是老兵倡导组织“女人抱成团”的领导者。15年来，她为很多处于MST不同恢复阶段的女性和男性患者服务，亲眼目睹到MST所造成的重大伤害。
“人们无法想象这些人受到的伤害有多大，”她对半岛电台的记者说，“我帮助过3000多人，其中只有1个人有工作。战争的创伤已经给他们留下很深的伤害，但是就MST而言，它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同胞所为。你在伤害自己的朋友、同龄人、告诉你会鼎力支持你的人。他们说，那种背叛以及来自于指挥部的背叛往往比性侵本身伤害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