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祖母王秀芬女士离世已近四十年。每年清明前后，总会在梦中与她老人家相见。她那圆圆的脸上绽放着微笑，雪白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只见她嘴唇嗫嚅着，像要说什么，但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块隔音板，声音渺远。不一会儿，梦便醒了，只觉得眼眶潮潮的，有点怅然若失……
雪琴姑姑往生后，留下数百张黑白照片。在那一大堆影像中，竟觅得一张祖母与我的合影。相片上的祖母和梦中所见一模一样，只是笑容更加灿烂，躺在她怀中刚刚满月的我，则若有所思地凝视前方。那是我与祖母唯一一张合影。
祖母出生时，曾外祖父王尧臣与胞弟王禹卿正处于事业开创期，备尝艰辛。女儿的降临人世自然给家族增添无尽的快乐。祖母也秉承曾外祖父的个性，忠厚老实，乐观开朗。王世桢与王映柳两位表姑回忆，她们习惯称祖母为“胖伯伯”（无锡人“伯伯”即为“姑姑”之意），祖母星期天去庙弄看望曾外祖父，时常大包小包地提着许多好吃的东西，孩子们便一哄而上，抢个精光，就好像过节一般快乐。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曾外祖父依然视乖巧懂事的女儿为掌上明珠。待家族事业发达，王尧臣、王禹卿昆仲决定在如今的无锡“梁溪饭店”建造私宅时，曾外祖父特意在“新洋楼”对面专门为祖母造了一栋二层小楼，作为以后的嫁妆，并且千方百计为女儿寻觅乘龙快婿。
没多久，祖父曹启东的身影便进入曾外祖父的视野。祖父出身于书香门第，虽学历不高，家境微寒，但丰神潇洒，做事干练，聪颖过人，很快被曾外祖父青睐，招为“东床”。婚后两人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祖母相夫教子，尽心尽力，为祖父解除一切后顾之忧。譬如祖父性喜螃蟹，又畏蟹之腥味，于是祖母便和保姆花一整天拆蟹粉，而自己只吃那些边边角角，并且要在祖父回家前收拾得干干净净。同时，祖父因才华出众，在福新面粉厂地位日渐攀升，事业扶摇直上，所以人们常说祖母有“帮夫运”。
虽然祖父受妻舅王启周影响，思想进步，但思维方式毕竟受制于那个旧时代。他另置家室的消息其实早在朋友圈中不胫而走，就连父亲兄弟姐妹也有所耳闻，唯有祖母一人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文革”爆发，纸包不住火，这才真相大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祖母常挂在嘴边的话，即使到这样的时刻，老人家仍以一贯隐忍的态度坦然接受一切，没有半分怨怼。
在那风雨如霾的时光里，祖母蜷缩在二楼朝北的一间小屋中，终年见不到阳光。那时，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抽几口烟，抽的自然是“勇士”、“劳动”和“生产”等一些劣质香烟，偶尔得到一包“飞马”或“大前门”，就像孩童般高兴。她每天的生活重心，便是督促我做功课，有时我在弄堂里与小朋友玩得久了些，她便会站在一个小凳上，趴在窗口，高声叫喊我的乳名“毛毛，快点回来做功课啦！”有段时间，母亲去近郊参加巡回医疗，父亲又在厂里加夜班，我一人睡在四楼，每每西风呼呼作响，便吓得裹着棉被，偷偷溜到二楼祖母屋里，祖孙二人挤在一张床上，聆听那或长或短、或悲或喜的故事……
祖母晚年一直为慢性肝硬化所困扰。1976年3月4日下午，突然出现食道静脉曲张出血，呕血、便血不止，病情危急，医生来家看过后也感觉回天乏术。傍晚时分，老人渐渐处于半昏迷状态，往往昏睡一段时间，又慢慢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人。或许她彼时彼刻最期待远在大洋彼岸的两个儿子能出现在她身旁，毕竟母子分别已整整二十八个春秋。最后，她又一次吃力地看了看围着床边的亲人，长长叹了口气，便永远合上了眼睛。此时，时钟指向21：00。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但眼睛里却一滴泪也没有，因为，那时还不懂得悲伤，只有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祖父闻讯也急急下楼，在祖母床边端坐良久，面露哀戚之容，一言不发。不知那时他心里究竟想些什么……次日清晨到学校，正赶上纪念雷锋活动。喧嚣的口号声与歌声震耳欲聋，但我却仿佛被置放在真空之中，什么也听不见，耳边飘过的尽是老祖母口中那些古老传说。直到晚上，回到祖母那空空荡荡的小屋，一种无助感弥漫周身，这才伤心地哭将起来！
1938年，47岁的胡适先生在给陈光甫的照片背面写下这么几句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不知不觉，自己竟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在拼命向前奔跑的同时，也常常会禁不住往回看，时不时地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于是，便想起小时候祖母跟我讲过的那些“天宝遗事”。我觉得有责任让家族的故事绵延不断地传递下去，应该让子孙后代知道家族的血脉，究竟如何传承？
故事很长很长，那就不妨先从太湖之滨的蠡园说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