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当局政府如此鼎力支持，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倍感鼓舞和振奋。刘公使收到此款后，用商量的口吻说：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存在使馆里，左右都是你们的专款，联合会需要时随时可以分批支出。刘泽荣等人表示同意，决定先领取2万卢布。可是再次支取时，刘公使就不那么痛快了，勉强给了1万多卢布。从此以后，明明是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专款，却再也取不出来了。老奸巨猾的刘公使借用种种理由来搪塞，硬是分文不给。刘泽荣等人如梦初醒，他们太书生气、太轻易相信人了，面对在其位不作为，绞尽脑汁谋自己利益的政客，他们是很容易被糊弄的。
刘泽荣用拿到手的经费和工作人员一道开始了部分华工遣返回国的事宜。一些流浪街头走投无路的华工得以通过中东铁路返回国内，圆了和家人团聚的梦想。
急华工之所急，想华工之所想，帮华工之所需，实实在在、兢兢业业为华工排忧解难，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让旅俄华工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还分别深入到俄国各地去走访调查，争取为当地华工就地解决实际问题。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大，各地华工自发组织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分会也星罗棋布、遍地都是。
有时，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戏剧性的变化，连当事人都是难以预料的。刘泽荣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恰在十月革命前夕，同我的爱人结婚，两人搬到莫尼秋街一所楼房的四楼一处套间房住下。从那里的阳台望去，可以看到半公里外的一所漂亮的楼房，这就是帝俄时代的斯莫尼尔贵族女子学校的校址。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所楼房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更未料到几天后它就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大厦、伟大的列宁的指挥所、世界著名的斯莫尔尼宫。”
就在此地，这一对新婚伉俪伫立在四楼阳台，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了黑夜中一道绚丽灿然的闪电。1917年11月7日，列宁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十月革命爆发了。刘泽荣夫妇看到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场景；听到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他们极其幸运地成为了瞬间铸就永恒的见证者。他们相偎相依，惊愕不已，似乎感到新婚房内的吊灯都在悄然抖动。他们在挑开窗帘时，并不知道这场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它对俄国对世界乃至对人类的历史进程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也不清楚第一个工农政权——苏维埃的诞生将会怎样震撼和改变世界。
代表了劳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十月革命，让昔日被沙俄称为“黄奴”的中国工人感受到了振奋。苏维埃政府的交通部门，不仅对愿意回国的部分华工继续支持，还特别授予旅俄华工联合会免费遣送之权，所有遣返费用由苏维埃政府承担。这使刘泽荣和其他工作人员原来大伤脑筋、费尽周折的遣返费用问题迎刃而解。据刘泽荣回忆录记载，到1918年俄国东部发生内战导致火车停运为止，这期间遣送了大约一万华工回国。对于留在苏俄的华工，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公布决定：废除沙俄时代招募华工的黑色合同；废除残暴的工头制度，让华工在工资、工作时间、医疗、保险各方面享受与本地人完全相同的平等待遇。
对于深受中国工人拥护和爱戴的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各方面工作，苏维埃政府都给予了鼎力支持和协助。刘泽荣作为中国工人代表还有幸应邀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他还受到了列宁的三次接见，其中第二次接见是最让刘泽荣刻骨铭心的。第二次接见是在1919年11月19日，那是因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有些事情希望得到列宁同志的关照。
刘泽荣通过列宁的亲妹妹，在《真理报》担任秘书的玛丽娅·伊利尼求见列宁。之前，曾有人向刘泽荣引见了列宁的妹妹，列宁的妹妹对中国工人的现状很关心，二人彼此坦诚相见，直抒胸臆，相互都留下了深刻友好的印象。当刘泽荣在《真理报》办公室找到玛丽娅说明来意后，玛丽娅毫不犹豫马上给哥哥打电话。当列宁听说旅俄华工联合会有事求见，虽然当时正值国内战争，国事缠身，但百忙之中的列宁没有推托，约好第二天上午10点钟见面。
第二天刘泽荣如约来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正在等候的一位年轻军官将刘泽荣引领到很宽敞却很简朴的列宁主席办公室。列宁非常亲切地接见了刘泽荣，让刘泽荣感到意外的是谈话竟然长达一小时。刘泽荣回忆录曾写道：“列宁主席详细地问我关于我们联合会的工作情况，后来又问我关于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运动的情况。很遗憾，那时我对国内情况知道极少（那时连中国报刊都看不到），讲不出比列宁主席知道更多的情况。列宁主席谈到当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说这样的运动非常重要，并且说中俄两国人民必定会建立最友好的关系，会共同进行反帝斗争。”
最后列宁问刘泽荣苏维埃政府各机关是不是对华工联合会予以足够的协助，刘泽荣回答说：“各机关都很关心，无不大力协助。苏维埃外交部还发给我证明书，使我得到很大方便。”刘泽荣拿出证明书给列宁主席看，证明书的内容如下：
兹证明的执有者，中华民国公民广东籍人刘绍周同志，是经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登记为在俄罗斯领土内合法活动的“华工联合会”的会长，唯一的由旅俄的中国公民和工人所授权为保护他们利益的人。该会长有权直接向一切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联系，以便办理有关保护中国公民利益的相关事项，并且享有不可侵犯权。希望一切机关和苏维埃对他予以各种协助以及在旅途中予以方便。
列宁主席看完这个证明书后，马上拿起钢笔，在证明书下边用红墨水写了两行字：
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对刘绍周同志予以一切协助。
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刘泽荣在回忆录里深情地写道：“列宁的批示把证明书的力度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列宁主席还叫秘书在批示旁边打上人民委员会的印（那时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的部长会议），使它成为政府主席的正式指示。列宁的批示表现出伟大的列宁对中国工人的无限关怀和对中国人民亲切的友好态度。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我表示很大的信任，也是我个人的莫大光荣。我当时的感动是无法形容的，我几乎说不出话来表达我衷心的感激。”
时光流逝，岁月更迭，历尽种种坎坷和磨难，历经命运浮沉起落，日月交替，花开花落，时间的流转，让许多东西和物件在世事多变中已不复存在，但刘泽荣却一直珍藏着这份证明书。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刘仁更是倍加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