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1637年），天下大旱，属于难以解释的天灾，喜欢下罪己诏的崇祯又下了一道“罪己诏”。这诏书哪是在自责，简直是在痛斥文武大臣：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接着，他分门别类，把地方督抚、勋臣贵戚、乡宦士绅、不肖官吏、积恶衙蠹等挨个骂了个遍，得出一结论：民不聊生，都是你们害的！不是我皇帝做得不好，而是你们没贯彻落实好我的英明决策。崇祯至死都是这样的态度，遗诏还认为“诸臣误我”，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如此自负的人，哪能真正认错改正呢？
自古君王不认错，他们都是自负的人。可往深了说，天下的事很多是君主专制政体造成的，不是皇帝个人对错决定的。皇帝为了维护一姓专制，杀戮权力威胁，大兴文字狱，由此带来血雨腥风；君主专制政体的权力自上而下授予，导致官僚集团唯上不体下，对上钻营奉承，对下横征暴敛残酷无情；还有皇帝错误决策带来的种种荒唐和浪费，供养皇室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巨大压力，哪一项不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只是由皇帝出面认个错，至多道个歉，却不反思整个君主专制体制，更谈不上根据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罪己诏往往只有空话，没有实际行动，或者问题揭露出来了，但改不了。光绪皇帝就在1901年的罪己诏中承认：“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一个又一个朝代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重新跌倒，重复同样的道路。古代政治也就陷入类似的低水平循环。这又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哀。
罪己诏不仅不会反思君主专制体制，从本质上讲是要强化这个问题之源。它“小骂大帮忙”，用一份检讨书洗清皇帝的污点，还给皇帝披上了知错能改的光环，再次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清明、正确。
春秋秦穆公劳师远征，惨遭败绩，面对数万将士的牺牲下了“罪己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保我子孙黎民”，“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意思是国家有危险，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国家安宁，也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明显把君王个人摆在至高无上的救世主一般的高度，认为君王个人操纵国家大权和决策。《论语》记载周武王说过类似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老百姓生活的好坏，怎么就决定于你一个人呢？君王要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活，势必大权独揽，控制各种资源，把公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秦穆公等人下如此罪己诏，难道不是在重申君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君主专制摇旗呐喊？这样的罪己诏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强化问题。
元朝皇统九年（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窜入皇帝的寝宫。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上天对皇帝不满的表示。在位的金熙宗决定下诏罪己。任何以皇帝名义刊行于世的文字，几乎都不是皇帝本人写的，包括诏书、御作甚至是遗诏，都是他人代笔的。同样，罪己诏也是大臣代笔的。翰林学士张钧就受命为金熙宗代拟罪己诏。张钧在诏书中写了一句之前皇帝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看了，大怒，觉得这是“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立即将张钧拉出去砍头了。可见，皇帝本人全无检讨的真心，满脑子还是君权神授、国祚永久的想法。
所以，后人读史书，对皇帝的罪己诏一眼扫过就行，当不得真，更不要以为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皇帝作秀
皇帝的话，是不能全信的。清朝乾隆皇帝下诏征集天下书籍，说是修《四库全书》用，希望天下人共襄盛举。当时的图书，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并未公开发行的私人出版物，内容与清朝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口径不尽相同。特别是那些骂夷狄、讲夷夏大防的图书，还有那些念明朝的好、说清军暴行的图书，万一交给官府，惹来麻烦，怎么办？
为了消除大家的疑惑，乾隆皇帝专门下诏说：“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兼收并蓄。……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在表达了对文学创作的尊重之余，乾隆还发誓：“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总之一句话：大家放心地献书吧！
官民人等于是踊跃献书，各种图书纷纷汇聚到北京来。乾隆读到其中的异己和反清内容，勃然大怒，向作者、出版者和献书者，甚至是参与编辑、作序的人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掀起了“文字狱”的血腥大幕。对于明末清初的历史记录，乾隆尤其敏感，下令以此为线索，深挖细查，务必把对圣朝心怀不满、造谣攻击的隐蔽敌人一网打尽，决不手软。
踊跃献书的地区，迅速成了文字狱的重灾区。乾隆严令各省细查严打，改“献书”为“逼书”，并威胁：“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意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他把逼书发展成一项常态化的群众运动，要求各地“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结果，地方官员宁严勿宽，“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
一项“盛世修典”的文化工程变成了一场文化浩劫，一个公然宣称“光明正大”的政府行为变成了阴谋论的又一血淋淋的例子。乾隆朝成了古代文字狱最严密、最血腥恐怖的时期。
皇帝不可信的例子还很多。最著名的可能是王莽。王莽在篡位前，简直是道德完人。人类身上能找到的一切优点，似乎都闪耀在他的身上。难能可贵的是，离权力最近的王莽淡泊名利，每次都是在群臣和百姓的再三请求下才接受升迁的。王莽喜欢自比周公，常常为国事“惶惧不能食”，还发牢骚说自古贤臣多谗言，“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不料一年后，王莽就背弃誓言，废汉自立，建立了新朝。现在我们知道，王莽也好，乾隆也好，都是在作秀，在表演。似乎所有的帝王，都是作秀高手，都堪比表演艺术家。问题就来了：帝王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楚汉争霸时，刘邦从前线归来，沿途不断遇到告状的老百姓，告的都是主持后方事务的丞相萧何强买民田。告状的百姓有数千人之多，刘邦自然表现得义愤填膺，接下诉状，表示要严肃处理。那遇到萧何后，刘邦怎么处理呢？刘邦笑着对萧何说：“相国也学会盘剥百姓了。”把所有的诉状都交给萧何，说：“你看着办吧。”刘邦没有后续的处理，更没有惩罚萧何。萧何安然过关。事实上，萧何并非贪财枉法之人，反倒是他人提醒：“你总领后方，离灭族不远了。听说君王在前线几次谈起你，这是他担心你权倾关中。你何不多买田地，贪赃枉法激起民怨，以此自污？那样，君王才能安心授你大权。”萧何觉得有道理，才兼并百姓田地，激起开头一幕的。
在这里，我们发现刘邦和老百姓立场不同。老百姓关心自身权益，希望官员廉洁爱民；刘邦关心自身权力，很在乎官员们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萧何如果廉洁爱民，就会赢得百姓的赞誉与支持，反而挑动了刘邦敏感的权力神经。“自污”以后，萧何尽管惹得天怒人怨，但不再对刘邦构成威胁。对于这样的萧何，刘邦虽然向百姓表示要严肃处理，但不会动真格，也就笑着让他“自己看着办”。君民利益不同，立场不同，就是帝王们在百姓面前频繁作秀的原因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作秀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政治体制内部的官员们，是没资格做观众的，必须自行领会帝王的苦心，不然就会自讨没趣。北宋初年，丞相赵普也有与萧何类似的处境，颇有贪财霸市的行径。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说他强买百姓宅第，聚敛财贿，结果遭到宋太祖赵匡胤的怒叱：“鼎铛还有耳朵，你难道没听到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吗？”赵匡胤拿起柱斧击折了雷德骧上腭的两颗牙齿，命左右把他拽出去，还要处以极刑。最后，雷德骧被从轻发落，罢官去职。
历史上，萧何有多次类似的“自污”，随着和刘邦搭档的时间越久、自己的官爵越高，萧何贪赃枉法的频率就越高。百姓多次告状，都到达刘邦手中。刘邦多次表态要“严办”，可萧何地位稳若泰山，得以善终。但有一次，萧何站错了立场，替老百姓说话，告诉刘邦：“长安地狭，皇家上林苑中多空地，浪费了也就浪费了，不如开放给老百姓营生。”刘邦大怒：“你是收了商人财物，要动皇家园林的主意吧！”为此，刘邦把萧何关押了好几天，直到有大臣求情才放出去。萧何吸取教训，放出来后不顾年迈体弱，光着脚就跑到刘邦面前承认错误（“徒跣入谢”）。刘邦不放弃任何作秀的机会，说：“相国为民请愿，我做了一回昏君。我之所以把相国关起来，是要让老百姓都知道我的过错。”（“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
长此以往，体制内的人都明白帝王们在作秀表演，都三缄其口，不戳破，而且还要配合对方表演。比如曹魏末年，掌权的晋王司马昭想安排世子司马炎当官，需要走一下中正评品的手续。此事让中正官员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肯定是“上上”；伤脑筋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露骨，要找个绿叶来配。全州十二个郡的中正官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衬托司马炎的聪明睿智。评定前，司马昭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权臣如此表演，当时的士人和官场自然都要配合，连声称赞司马昭父子的贤明！
上行下效，皇帝作秀带动了底下官员的虚伪、无耻。既然以天子自居，高擎道德大旗的帝王都表里不一，嗜权如命，下面的人作秀和表演起来，就没有了道德压力。于是，官场风气大坏，表演艺术家们大行其道，表面上忠君爱国、兢兢业业、廉洁自律；实际上口是心非、男盗女娼、贪赃枉法。风平浪静之时，人人都是正人君子、贤臣良将；一旦危机来临，树倒猢狲散，懦夫遍地，叛徒辈出。风平浪静之时，朝野上下和睦，颂歌一片；一旦危机来临，王朝土崩瓦解，毁于旦夕之间。
明朝是政治体制高度发达的朝代，朝臣众多，以忠君报国自诩，以气节操守相激。可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之时，“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20人。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新的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明朝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被放进去。吏部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新朝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廷谏连忙分辩：“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这才勉强被录用。明朝的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这的确是官僚集团的奇耻大辱，但这耻辱却是体制本身酿成的，根子在专制帝王那儿。
官从天降：皇帝选官的荒唐事
古代官场之中，谁上谁下，牵涉无数人的兴衰荣辱。一道圣旨，一封公文，乃至一则小道消息，都不知道要牵动多少人的神经。理论上，官员人事更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福祉，关系到王朝统治大局。于公于私都很重要的选官任职，在古代官场却相当随意、黑暗甚至荒唐。手持官员进退福祸大权的帝王们，在这方面闹出了诸多匪夷所思、令人捧腹的荒唐事。
无故得官
一切官员人事制度都是浮云，皇帝的意志是最关键的。皇帝想用谁就用谁，这是他的禁脔，用你不用你都没得商量。
一天，慈禧太后让翰林院提供有关江西情况的“内参”。当天值班的张履春就去汇报了。不管张履春汇报得怎么样，反正慈禧记下了“张履春”这个名字。第二天朝会，湖北武昌知府出缺，不等军机大臣推荐人选，慈禧随口说：“张履春可用。”军机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晓得张履春是何方神圣？但老佛爷已经发话了，大臣们不好反驳。张履春就这样从七品的翰林编修，破格提拔为四品的知府。
张履春，草根出身，科举考试的名次不高，好不容易留在翰林院，当编修又不到两年，资历最浅。按资排辈也好，择贤选能也好，外放当官都轮不到他。差役来向张履春报喜的时候，张履春压根就不让进门。他说：“这是下人们来诈我的赏钱！这等好事比中头彩还难。”第二天上班，同僚们纷纷道贺、又见着了正式文书，张履春这才知道自己真中了头彩。
可怜张履春的顶头上司，四品的翰林院侍读翁斌孙，两个月后外放山西大同知府。翁斌孙出身常熟翁家，豪门才子，又在翰林院混了十几年了，这才谋得了一个知府，不过是平级调动，又是偏远、贫瘠的大同。想起张履春轻松到手的武昌知府，翁斌孙闹了好几天情绪，不愿去上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