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人时而恐慌，时而莫名尊大的气氛里，半个多月过去了，老街并没有什么异样，四乡也没有什么异样。就连那些爱在夜间乱叫的狗，也没有比平常多叫几声。
一天到晚劳累惯了的人们在歇息了几天后，觉得这歇息也实在不是个味儿，实在比干活还乏劲，于是又恢复了正常的劳作。可是这一重新劳作起来，却感到很不方便，要拿这样物什时没有，要找那样物什时不见，于是又从神仙岩将一些东西往回搬。往回搬时照样有理由：那日本人或许不会来了哩，是吓人的哩。日本人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哟？
瞧着有人往家搬东西，父亲来了神气，对母亲说：
“你看见了吧，看见了吧，人家都在往回搬了，人家往回搬可不远，下了神仙岩，就是扶夷江，有船。你呢，你硬要放进大山里，那么远，这下可好，你去把东西搬回来啊，我是不去了的啊，你有主见，有本事，你不听我的道理，还要说那什么马谡，自绝退路，这下你就去当诸葛亮，变出木牛流马来，把东西驮回来啊，别说我不管了哪，谁出的主意谁去……”
父亲说的这些话，实在不是一个负责的男人应该说的话。可父亲这么说时，母亲却并未生气，而是自言自语地说：
“别慌，别慌，再等一阵子，再看看，再看看。再观观场面，到时候再将东西搬回来也不迟。”
母亲感到事情有些奇怪。
母亲的奇怪并不是说日本人怎么竟然没来，还是认为这些天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生疑。
母亲觉得，日本人若是已经进了新宁县境，那么必定会有逃难的蜂拥而来。可是路上不见一个难民。如果说没有难民来，就说明日本人并没向这儿进发的话，那么平常那些来街上买货的乡人呢，怎么也少了许多，特别是那些熟客，一个也不见来。日本人既然没来，街上就应该恢复了往日的闹热……母亲以一个聪明女人的直觉和在生活中挣扎积累的经验，感到这不正常，而不正常就意味着会突然出事。
母亲的直觉非常准确。在这过于平静的日子里，谁也不会料到，日本人其实已经在老街不远处设伏，布下了重兵。
六
日本兵究竟是如何令老街人在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驻白沙，且埋下伏兵的，到今日依然无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问过很多老人，也问过从事文史工作的，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是那个时代哩，日本人就那么悄悄地来了哩。谁知道？！但有一点，回答得都非常明确，那就是：日本人进了白沙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路口，在他们埋伏的区域内，所有的老百姓只准进，不准出！
这也就是我母亲感到疑惑的，怎么连逃难的难民都没见着一个，怎么来街上买货的人那么少。
日本兵就在老街后面不远，行人路过必经之地，名为观瀑桥一带的山林里，整整埋伏了六天六夜。
观瀑桥下其实并没有水，是一座拱形的旱桥。许是哪位信奉“架桥修路”为最大善事的人捐资而建，但那资金本不多，要到河上架桥力不能及，便选一山路造一不需多少资金的桥。站在那桥上，能看得见远远的金芝岭上流下来的一道瀑布，倘阳光好时，还能看得到飞瀑溅玉，横空里展现的一道彩虹；若阴雨蒙蒙，则山色尽在雾气笼罩之中，风儿拖动雾气，时而拽出一片片翠绿，时而拽出一座座巉岩……翠绿和巉岩又相互幻化，实为一大景观。
日本兵选择的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景观之处，他们大概是要在进行大屠杀之前，利用这么一处如画的风景怡心养性。
整整六天六夜，老街人竟全都蒙在鼓里，无一人察觉。
日本兵要伏击的，是正在由宝庆府往新宁县城开来的国军的一个团。
按照常理，宝庆沦陷后，国军往新宁开来的这个团，只能是撤退的部队，而且是撤往广西，因为从宝庆经新宁去广西，白沙是必经之路。老街人说的不无道理，别说日军，就算是国军，也没有来白沙驻扎的道理，也只能是路过。而国军撤退，日本兵应该是追赶，只能在后面。可日本兵却抢先到了白沙，而且非常隐蔽地在白沙等了数日，而且对白沙地形熟悉，知道这儿好打埋伏。若过了白沙，便无险可伏。
而关于这支遭日军伏击、全团惨遭覆灭的国军，到底是哪支部队，到现在都没有说明，没有记载，官兵们更没有坟墓碑记。记事截至1989年的新修县志上也仅仅点明一句：
是年，国民军某部在白沙遭日军伏击，全团官兵阵亡。
国军这个团惨遭覆灭后，凡事先进入日本人埋伏区域内的人，即那些“只准进，不准出”的老百姓，全部被杀光，他们和国军某部的血，染红了江水；他们和国军某部的尸体，将扶夷江堵塞。
在国军某部正向日本兵的伏击圈一步步靠近时，在日本兵早已静候于老街人的身旁时，浑然不觉的人们又开始了“太平日子”。该搬回家的东西搬了回来，该打点礼性问候的打点礼性问候，忙完了活，到要好的人家坐一坐，抽着水烟筒，讲着白话，白话里少了原来那些担忧和惧怕，多了些某人某人如何如何在外面过夜，不敢回家睡觉的笑话。
我母亲就是被笑话的一个。
母亲在直觉的警惕中，不但不为将东西往回搬的“潮流”所动，反而一到天黑，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老街对面不远的山坡上过夜。那时我三弟出生才几个月，母亲用背带将他背在背上。父亲则无论如何也不愿跟随母亲行动，说母亲是无事多事，自讨苦吃。他说他哪里也不去，他要留下来看家，栏里还喂着一头猪哩！
这天晚上虽然没有月亮，但星星很是灿烂。
我母亲坐在老街对面，也就是扶夷江对岸，名唤香炉石的一家农户的床上。
香炉石这地名，因从江上看来，酷似一香炉而得名。而过得江来，又确有一巨型青石，横亘于江边，亦形似香炉。“香炉”的底端浸入江水中，两边又连绵着平坦的青石，于是常有漂洗的妇人、女子，穿红着绿，蹲于青石上，以棒槌槌衣。于是棒槌声声，此伏彼起，使得空旷的江野，反越显得寂静。稍倾，妇人、女子相互泼水嬉戏，笑声格格，话语撩人，惹人动心。若一见得有男人路过，那笑声、话语，倏地收敛，悄然无音，复只有棒槌声声……故有“棒打香炉声声脆”之语，被列为老街一景。
此时，我母亲正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看着天上的星星。她怀里抱着我三弟，脚头睡着我和我那刚满十岁的大姐。
当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来到香炉石，找到这家农户的主人，说要在他家里借宿几天时，这家农户的主人立即满口答应。这位男主人因为常到老街我父母开的“盛兴斋”买货，彼此已很熟悉。
“那我们就吵烦了，吵烦了。”我母亲说。
男主人赶紧回答：
“吵烦什么呢？我这里正好有一间空房，床铺也是现成的，只是没有你们街上的爽净。”
我母亲说：
“早先我连你们这样的房子都没有哩，在庙里都安过家哩。”
男主人说：
“只要你不嫌弃，我就是迎来贵客了。你们只管放心到我这里住，日本人不会到我这里来的。”
我母亲说：
“你老人家怎么就敢这样断言呢？”
男主人说：
“日本人要占也只占你们老街，要住也只会在你们街上住，他到我这个乡里来干什么？”
我母亲说：
“他们要是到乡里来抢粮呢？”
男主人说：
“他们要抢粮也是到人住得多的院落去，才能抢得多一些。你老人家看我这屋子，独门独户，又不打眼，过江来的人看不见我这屋子，站在我这窗户边，却能看见过江走来的人。就连在香炉石上捶衣的女子，我这里也看得清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不晓得跑啊！从后门一跑出去，就进了山……”
我母亲笑了。我母亲看中的，正是这个独门独户，前能看清几里路外沙滩和江边的动静，后靠大山，树林茂密。
男主人又说：
“你老人家，他四爷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呢？”
我母亲说：
“他不肯来，他讲我这是没事找事。”
男主人说：
“小心无大错，小心无大错，还是小心点好哩！”
我母亲说：
“话又说回来，家里也是要个人看着，栏里还有一头猪要喂潲。”
男主人立即说：
“那是，那是，四爷就是舍不得他那铺子。可万一日本人进了街，那猪不就正好成了日本人的下酒菜。”
男主人这么说时，女主人忙对我母亲说：
“四娘，你别听他那乌鸦嘴乱说。日本人怎么单单就会抢你老人家的猪呢？不会的，不会的！”
男主人笑了。说：
“我这也是胡乱讲讲而已。四娘，你最好要四爷将那头猪赶到我这里来，我家有猪栏，我那栏里的猪已经卖了，正好空着。你们一家人都到这里住着，房舍是差一点，但睡个安稳觉。”
男主人关于猪的建议的确引起了我母亲的重视，觉得他讲的非常有理。第二天，母亲回到老街，就和父亲商量，要把猪赶到香炉石借住的农户家里去，并要他一同离开老街。父亲一听就跳了起来，对我母亲说：“什么事都依着你这个女人了，放到外面的东西一件也没拿回来，家里已经完全不像个家了，你还要听人家的话，把这头猪也赶出去。人家那是哄你呢，是哄着你将猪赶到他家去，他家好吃过年肉呢！”
父亲吼着说：
“这个家你已经当了九成，这最后的一成，归我当！你想把猪赶走，除非你要那个想吃过年肉的家伙来把我抓走！”
父亲的话是这样的蛮横不晓事理。因为只是一头猪的问题，母亲便不好再坚持了。而就是这头留在家里的猪，几天后，成了我大姐被日本人抓住的原因之一。
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香炉石那独门独户的农户家歇宿的第三个夜晚，女主人告诉我母亲，他们第二天要到她娘家去，她父亲满五十，是大寿，不能不去的，得在娘家住一晚，但一定只住一晚，就回来！毕竟家里有这么多事，放不下的。我母亲说你们只管放心去，夜里有我帮你们看着家哩。
第二天吃过早饭，农户的男主人、女主人带着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男孩最大的十四岁，女孩最小的刚满三岁，一家六口人高高兴兴回娘家祝寿。我母亲送他们出门。
“好走啊，你们好走哪！到了娘家记着给我捎上一句话，祝寿星老人家富比南山，寿如东海。”
我母亲像送自己的亲戚一样，一边说，一边将包有一些钱的红包封塞到女主人手里。
“你老人家太讲礼性，太讲礼性了。”
男主人和女主人同时道谢。
我母亲又对那四个孩子说：
“在路上要听话哪，不要乱跑哪，不要喝生水哪，家里的生水能喝，外面的就不能喝哪，小妹妹走不动了，你们做哥哥姐姐的要轮流背，别要父母亲背哪……”
我母亲迎着阳光，微眯着眼睛，不停地叮嘱着。后来我母亲说，这恐怕就是预兆，我当时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呢？
那个三岁的小女孩则蹦跳着对站在母亲身边的我和大姐说：
“哥哥，哥哥，我回来带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你们，你们可要等着我回来，你们可不要走开哟！”
因为我大姐完全是一个男孩子的样，不仅是这个三岁的小女孩喊她哥哥，就连小女孩的父母亲也以为她是男孩。
小女孩蹦跳着，跑到前面去了。
然而，这农户一家六口去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走进了日本兵控制的埋伏区域。对于老百姓，日本兵在国军某部没有走进伏击圈时，是只准进，不准出，全部扣留。而在将国军某部消灭后，他们就对被扣留的老百姓实行大屠杀了。对日本兵来说，大屠杀也许需要理由，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如果说他们需要理由的话，那就是不让被扣留的老百姓泄露伏击的情况，或者是不让老百姓泄露被扣留的悲惨遭遇。但就连这样的理由，也是不存在的。其一，他们的伏击战已经打完，而且是全胜，不存在再泄密不泄密；其二，如果说被扣留的老百姓的悲惨遭遇怕被泄露，那么，他们随之而来的对神仙岩的手段，则比用枪炮屠杀更令人发指。
不需要任何理由便实行大屠杀的事，已经太多太多了。而正因为太多，反而让人不相信，反而让人非要去找出个为什么来，反而能让屠杀者矢口否认。
后来他们驻扎在老街的一位小队长说，他们是拿这些老百姓，来试一试缴获的国军某部的枪和子弹，到底还能不能用！
我母亲在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看着外面的星星时，心里忐忑不安。她想着农户这一家子怎么还不回来呢？说好了只住一晚就回来的呀。
母亲掐着手指算着他们走了的日子，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难道会在娘家住上这么多日子？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是做女儿的单独回娘家，住上十天半个月的也有，但这是他们全家回娘家，即算是女儿硬被留住了，那女婿也会带着几个大的孩子回来的，这是乡下走亲戚的不成文的规矩。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难道……母亲不敢想下去了。
躺在母亲怀里的三弟哼呀哼呀地叫了起来，大概是饿了，要吃奶。母亲解开胸襟，将奶头塞进三弟的嘴里。璀璨的星光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射在母亲饱满而又白如凝脂的乳房上，也照着端庄美丽而又充满忧虑的母亲的脸庞。
三弟那几声哼呀，使得非常警觉的大姐立即醒来了。
大姐一醒来，就把我推醒。我们两姐弟同时坐了起来。
大姐虽然才刚满十岁，但她完全继承了母亲的优点，属于那种特别懂事、能干的假小子。
我母亲生她时，因为是头胎，我父亲守在门外面，寸步不离。他倒不是担心我母亲生头胎难产、出意外，而是在等着要一个儿子。当房内终于传出婴儿的啼哭，我父亲冲进房去，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往婴儿的胯里一探，当没探着小鸡鸡时，父亲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将房门“砰”的带上，震得窗棂上的纸“沙沙”作响。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房子，是租住在乡里，铁青着脸的父亲竟从乡里一口气走到老街，走进老街的一家酒店，赊了一碗酒。从不喝酒的他，在酒店整整坐了大半夜，直至酒店老板实在是要关门了，再三请他老人家回去，他才离开。
我母亲也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给夫家生个儿子的“罪孽”，她当即自己做主，给我大姐起了个男孩的名字，并从此将我大姐做男孩打扮。母亲说她要等我大姐到“来红之年”，再恢复她的女儿本相。母亲这样做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她不愿让人知道她生的是个女孩，她坚信她生第二个、第三个……时，肯定都是男孩！二是她知道女孩的苦处，从小就要低人一等，她要让她的女儿完全享受与男孩同等的待遇。但她又没有别的办法，她就只能将女儿唤做男孩，扮作男孩……
母亲的这一招，不但使得我大姐少受了许多歧视，就连她自己，也抬高了不少身价。因为是租房子住，只看哪里便宜就往哪里搬。一搬到新地方时，就没人知道我大姐是个女孩。新地方的人一把我大姐当成男孩，就夸我母亲会生，数落某某女人、某某女人全无点用，只会生些个和她一样的。当母亲终于跻身于老街时，老街的人也几乎全都以为我大姐是个男孩。
父亲在这一点上还算配合，也不将他的老大其实是个女孩这事说出去。加之我母亲又真的为他生出了男孩，他就更加无话可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