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7日，号称“高加索狼”的巴萨耶夫与一个伊斯兰教主义者伊本？哈塔卜带领1500人的非法武装分子对达吉斯坦发动了进攻，妄图在那里建造一个伊斯兰国家。新晋升总理的普京立刻抓住当时俄罗斯国内接连不断的爆炸事件以及车臣叛军入侵达吉斯坦的导火索，毅然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在自身口才以及人格魅力的双重作用下，普京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支持，甚至赢得了西方国家的理解。于是，1999年9月19日，俄罗斯空军开始对车臣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10月初，俄军完成对车臣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到了12月，俄军歼灭非法武装分子4500人，控制了包括车臣第二大、第三大城市在内的大多数地区，并建立了地方基层政权，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普京用雷霆手段向俄罗斯乃至世界展现了他态度强硬，以及认真实干的一面。对普京来说，第二次车臣战争既是为了一雪前耻，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俄罗斯的安全隐患，避免俄罗斯解体。普京认为“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如果继续姑息纵容，就有可能失去整个俄罗斯”。在提到这场战争时，普京直言不讳地表示：“无论恐怖分子在哪儿，我们都要穷追到底。他们如果在机场，就在机场干掉他们。如果—请原谅我的措辞—在粪坑抓到他们，那么就把他们溺死在粪坑里。没什么好说的。”然而升任国家总统之后，车臣地区的战后遗留问题又成为一项重大考验。尽管车臣独立的势头得到了压制，但是没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领域的综合治理，单凭军事占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车臣问题。车臣问题属于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统一，因此普京对此格外重视。他多次前往车臣前线，鼓舞士气，全力缓和民族关系，削弱地方势力。
在经济发展领域，普京以雷霆的治理手段将经济萎靡、社会混乱、国运式微、国际地位不复从前的俄罗斯重新带上了“国富民强”的复兴之路。他以俄罗斯现实为基础，对各种经济思想兼收并蓄，调整经济发展目标，改革经济发展模式，力求“给俄罗斯人民制定出一个能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2003年以来，普京将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完善经济制度上，使国家经济向混合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由于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俄罗斯摆脱了经济危机，实现了经济稳定，走上了经济增长的正轨。在国际经济以及对外贸易领域，普京也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使俄罗斯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领域。俄罗斯还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共同签订了“统一经济空间”协议，并加入“上海经合组织”，力求恢复与中亚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此外，俄罗斯不断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并于2011年12月16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普京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必须对各种资源合理调配，因此树立中央权威成为他整顿政纲的当务之急。普京最大限度遏制地方政府势力，打击政治寡头，并在各个方面突出国家行政系统的权力。他恢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权威，建立了“联邦区”，改组了联邦委员会，并明确了中央的最高权力。最终控制了地方势力各行其是的局面。与此同时，他对叶利钦双头鹰外交的政策加以继承和发展，制定了巩固独联体、平衡东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可以说，这一政策对俄罗斯重新崛起意义重大。在普京新政策的指导下，俄罗斯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进退有度，左右逢源。
第一任期内，普京政绩卓著，他为俄罗斯带来的改变赢得了所有国民的感动和支持。因此，第四届俄罗斯总统选举来临之际，普京获得连任几乎毫无悬念。他在莫斯科红场的竞选总部对记者告白：“我想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努力工作的，而且，我是真诚地工作的。人民一定感觉到了。我向你们保证，在今后的四年中，我将以同样的方式工作。”8年后，他从总统的舞台走下，回到了熟悉的岗位—国家总理。8年执政期间，普京为俄罗斯带来了无数辉煌。国家经济迅速腾飞，俄罗斯重归世界十大经济强国之列，成为世界上具有活力和前途的新兴市场之一；国家武装力量极大提高，武器不断更新换代，现代化水平进程加快，战略核威慑力量发展迅猛。在多级外交战略的影响下，俄罗斯走出了最初的外交窘境，并重新获得了外交上的独立性，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真正成为在国际上具有重要话语权和主导能力的大国之一。普京为俄罗斯带来的巨大转变不容忽视，然而对于这个经历了动荡时期，混乱重重的国家来说，8年太过短暂。经济持续增长，却存在危机后“反弹”的风险，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实质性的成果。社会改革问题收效不容乐观，社会领域深刻的矛盾不断凸显。政府改革也仍未见成效，腐败痼疾难除。
三度登顶，王者归来
为了筹备2011年12月的总统选举，普京和克里姆林宫10年间一直在不间断地发动各种运动。本着维护普京个人名望的宗旨，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就立刻调整策略。21世纪初期，“颜色革命”[译者注：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这些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因素，经过社会动员，往往导致持久的社会对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
]将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拉下台。2011年的“阿拉伯春天”运动又引发了一场政治动荡，它推翻了北非和中东的独裁政权，其中包括一些和莫斯科有密切联系的政权。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方面通过不间断的民意测验和调查—包括一年一度的电视交流会—来推测人民的态度。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息敏感话题，防止它们成为唤起民众愤怒的焦点，避免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纵观21世纪的前10年，从电视新闻到报纸，再到网络，操纵这些媒体成为了俄罗斯政治体系一个日益明显的特征。互联网兴起之后，俄罗斯并未立即进行网络审查。而是绞尽脑汁在政治和公共信息板块填补自己的内容，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决定、甚至是创造一个新媒体的未来。与此同时，一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经营者（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抓住机会成为世界富豪，并且渗透进世界各地的社会媒体市场。普京身边的核心圈子严密监视着重要的评论人士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博主，他的团队将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些团体聚集起来，专门对抗那些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和评论家。此外，他们还开设培训课程专门指导那些拥护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博主。克里姆林宫方面还雇佣了一批世界前列的公关公司来帮助完善媒体战略。201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姆林宫方面都比较有信心，他们相信俄罗斯能避免“埃及解放广场”和“阿拉伯春天”之类的事件发生。
到了2011年秋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个人化政治对大众来说早已不再陌生。2011年9月24日，普京即将重归总统之位的消息公布，然而这并没有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仿佛这一切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2007－2008年，普京和共事多年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达成了一项共同执政的协定。梅德韦杰夫出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而普京担任总理。作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是否享有实权，这遭到了来自俄罗斯民众不同程度地怀疑，他们始终认为真正的权利仍然掌握在普京手中。梅德韦杰夫和自己的政策顾问们就俄罗斯的未来展开了广泛地讨论，这次讨论开创出空前的改革氛围，使俄罗斯民众对开放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改革充满了期待。俄罗斯国内的专业人士和上层精英们认为，2011年普京的支持率突然降到梅德韦杰夫之下是倒退的象征。从2011年9月4日的杜马选举中明显可以看出，俄罗斯民众对当前体系和机制的不满与日俱增，尤其不愿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主要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可是在普选中，得票数远不及其预计的百分之五十。统一俄罗斯党在选举中挫败后，其作为执政党的希望也就变小了，普京的政治名声也因此败坏，而这对他参加2012年3月的总统选举十分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