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船的人都哄然大笑，也一叠声喊着：“江北人出去，出去！”那边房舱里的客人也被惊动了。有一位剪发的女郎探出头来看望。她穿一件灰色法兰绒的春大衣，毛葛长旗袍，旗袍的跨缝也开得很高，露出那长而且大的裤管，粗看就仿佛像一条裙子似的晃着晃着。小江北人提起荸荠篮怔了片刻，就慌慌张张跑到后艄去了。另一个卖花生酥的黄脸男子，门牙都落在嘴唇皮外，又怪样地留着一抹黄须的，就填补了那个小江北人遗下来的地盘。
不知道是何因缘，那卖花生酥的黄脸汉子认定了我是一个好主顾，用了苍蝇叮血那样的韧精神来向我兜售他的货品了。他翘起他那乌黑的长爪甲的手指，从他的托盘内取出一盒花生酥打开来，拈了一块直送到我的鼻子尖，一面夸奖他的货色：
“闻闻看，喷香，鲜甜，时新货！你先生是吃惯用惯！上一趟你交易了十盒去，送送朋友，大家称赞！今回还是十盒罢？另外买一盒，船里消消闲！”
我真有点窘了，碰见这样生意经烂熟的小贩，居然硬派我是他的老主顾，并且上一趟还交易过十盒。已有十年之久，我不曾坐过这条船！何来“上一趟”的交易呀！但是这位黄脸汉子，当真有些儿面熟。哦，想起来了，前年五月我送母亲回家，曾到这轮埠来过，许就是那时见过这卖花生酥的黄脸汉。至于时新货的花生酥，我在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时常碰到，我实在很不喜欢此类甜点。可是被他这一纠缠，我不能再静听老乡们议论军国大事了；我只好逃开，也是往船艄上一钻。
经过了那房舱时，我看见里面塞满了人，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另外一个将近三岁的小孩子。刚才探头出来张望的时装剪发女郎坐在那里吃甘蔗。另一位女郎（看后影也是很时髦的），则在船窗口买进了大批的水浸去皮的荸荠来。那浸荸荠的水就是从河里汲的，太阳照着微微闪着金绿色；不远的地方就有人在河滩洗衣，淘米，甚至于倾弃垃圾。
我们故乡一带的河道，负的任务可真不少呀！它是交通的脉络，它又是人民饮水之库，它又兼任了垃圾桶的美差！
当下我爬上后艄，立刻又被另一批小贩所包围了。我应付不开，便取了不理的态度，一面在口袋里掏出卷烟来。哪知道当即有人划着火柴送到我眼前。我一怔，就站起来了；还没有看清是什么人送火来，却已经听得那人带笑说：
“客人，请坐罢！——便的，便的！交易几包瓜子大王罢？船里消消闲！”
我这才明白又是一位小贩。我忍不住微笑了，但心里却是一阵酸。艰难的生活斗争把他们磨炼成这种习惯了！虽然我素来不喜欢咬瓜子“消闲”，此时却觉得不交易几包似乎太对不起人了。我便买了几包所谓“瓜子大王”，塞在衣袋里，转身去找船上的茶房攀谈：
“客人已经塞满了，还等什么呢？”
“等邮政包封呀！”
是异常不客气的回答。
我又微笑了。我以为船上茶房之类大概是不大会客气的。但是我这决定立即被推翻。又来了一个中年灰气色脸的男子，那位不客气的茶房立即就变成异常“君子之风”，——简直可以说是过分的巴结。他撩起身上的“作裙”，在一张凳上抹了又抹，陪笑地请那位灰气色脸的男子坐下，又赶快找出话来报告道：
“四先生，你看！前面两只装米的杭州船被兵营里扣住了，装了子弹！四先生，你看船脚多少重呀！”
灰气色脸的男子微微一颔首，从牙缝里哼出几个字来：
“还要打呢！造伊拉娘个东洋乌龟！”
我向河里望，果然有两条木船并肩泊着，船里有一些木箱子，有两三个丘八坐在箱子上吸烟。我想：沿铁路有些玩意儿的“战壕”，离铁路沿线乡下有兵，而这里又扣船运弹药，这一切，在嘉湖一带的小商人看来，当然是很浓厚的战时空气了。然而他们又有一个古怪的思想：一星期内尚不至于开火，因为国联调查团在上海。这一个不知何所见而云然的理解，立即又由那所谓四先生者表示出来：
“喂，阿虎，今天上来时看见斗门有兵么？造伊拉格娘，外国调查员一走开，就要开火呢！火车勿通，轮船行不得，造伊拉格娘，东洋乌龟勿入调！”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他们把“东洋人”和大中华民国看成两条咬打的狗似的，有棒子（国联调查团）隔在中间时，是不会打起来的，只要棒子一抽开，立刻就会再打。而国联调查团也就被他们这么封建式地理解作三家村的和事老阿爹。他们的见解是这样：和事老阿爹永远不能真正制止纷争，但永远要夹在两造中间作和事老，让打得疲倦了的两造都得机会透回一口气来。
小贩们的兜卖不绝地向我下总攻击。好像他们预先有过密约，专找我一人来“倾销”。并且他们又一致称我为“老主顾”。可是我实在并没“异相”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且自从上船以来除买了瓜子而外，也没撒手花过半个钱。而何以我成了他们“理想中”的买主呢？后来我想得了一个比较妥当的解释：因为其余的旅客大都常乘这班船，小贩们已经认得，已经稔知他们不肯买时就硬是不买；而我呢，则是生客，又且像是一个少爷，——所谓吃惯用惯，因而就认为是有缝可钻的蛋，拼命地来向我挜卖了。而也因为是生客，所以虽得小贩们的热烈包围，却不能得到船上茶房的较为客气的接待。
不用说，在等候船开的一个半钟头内，我这位生客很叫那些拥上前来又拥向后去的小贩们失望了；和不客气的船上茶房却成立了一笔生意，我泡了一壶茶。
一点半又过二十分，拖带我们这“无锡快”的柴油引擎小轮方才装足了燃料，发出了第一次的马达声，和第一声的汽笛。
我松了一口气。为的终于要开船，而且为的小贩们都纷纷上岸了。
拖了我们那“无锡快”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气喘喘地发怒似的全身震动着，从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的乱阵中钻过，约莫有半小时之久，方始绕到北门。在这里，又有“片刻”的停泊，又涌来了最后一批的搭客。实在我们那“无锡快”早已“满座”，并且超过了船里所挂的煌煌“船照”上规定的乘客人数了；但最后下来的十多人也居然如数收纳，似乎人们所占的面积是弹性的，愈压紧就愈缩小。而“船照”上所规定的限制人数三十位却是弹性最大限度的标准罢了。我这理论，立刻又被证实。因为一注“意外的收入”又光降我们这条“无锡快”了。有一条“差船”和十来个武装同志要求拖在我们后面。他们要到陶家泾，正是我们那轮船所必经的“码头”。那“差船”是乡下人用的“赤膊船”，光景是征发来的；船里仿佛就只有十来个兵。
我不能不说这些武装同志委实是十二分客气。因为他们仅仅要求“附拖”，并没把施之于乡下赤膊船的手段加在我们那轮船上。虽然这一来附拖，轮船局里将多费了毫无代价的几加仑柴油，然而随轮的帐房先生也知道“爱国”，毫没难色地就允许了。实在也是不由他不答应，因为“差船”早已靠上来，十几个武装同志早已跳在柴油小轮和“无锡快”上，沿着船舷，像觅食的蚂蚁似的不断地来来往往。
“那边好！那边好！”
他们叫唤着，招呼着。立即有五六位跳到船头上，把身子一矬，就打算往舱里钻。舱里实在挤得太满了，探头在舱门口的两三位也显得踌躇了。于是他们将就在船头上蹲着。他们都是徒手，湖南口音。
这时候，另外有五六位实行了“包抄”的战略，从船艄侵入到舱里来了。他们在那狭得只容人侧身而过的孔道中（实在就是人缝中）拥来拥去，嘈嘈杂杂叫喊些不知什么。
忽然船窗外的舷板上有一个人气急地高声吆喝：
“出来！出来！里边不准去，不准去！”
一面这么说，一面这个就也跑到船头上了。这是一位挂武装带的官长（我猜他是一个排长），灰布的军衣和马裤，却没有绑腿，腰间是一支盒子炮，并没那木盒，很随便地倒插在武装带里，另用一根南货店里扎货包的细麻绳一端拴住了那盒子炮口的准头，又一端就吊在斜皮带近肩头的孔内。所以虽则是一支盒子炮，却不是取了“佩”的方式，而是像长枪那样“背”起来了。这位官长到了船头上，就用手里的一根细竹梢敲着自己的皮鞋，带几分口吃的样子对他的弟兄们说：
“里边不准，不准去！这里，这里，也不能蹲！老百姓要做生意！”
他接连说了几遍，弟兄们方才懒洋洋地起来，分做两支，又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后艄那方面跑，因为他们那“差船”就泊在“无锡快”的后面。那官长探头向舱里一望，刚好看见先已在舱中的五六位像痴人似的在那里乱钻乱拱，于是他也钻进舱来，在人堆里扬起他的细竹梢，满口嚷着湖南白，也要赶那五六位出去。好容易把这五六位赶到船头上，又也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后艄跑，这位官长已经累得满脸汗珠了。他自己倒并不想坐这“无锡快”，他重复跑到船头上，也沿着船舷往后走，不料刚才被他从舱里赶出来的五六位又早盘踞在船艄上，而最初蹲在船头的几位则已经由船艄而中舱，又蹲在船头上了。
这一个新式的捉迷藏，引得满船的旅客都哄然笑起来了。站在后艄舷板上的那位官长却笑不出来，只是把脸涨红。大概他觉得在许多老百姓前暴露了自己的没有威严是太丢脸罢？他下了决心了。他发急地用细竹梢敲着船板，对后艄上的弟兄们说：
“对你们说，这里不得蹲，不得蹲！何该？——这里是老百姓要做生意的！到‘差船’上去！那边是一个空船，没得人，蹲在这里不——”
他的呼吸急促了，脸更涨得红，手里的细青竹梢不住地呼呼地挥着。
弟兄们垂着头装瞌睡，完全不理这位官长的命令。
而小轮上的老大恰又拉起回声来，是催促这些武装同志赶快安排好，船是不能再多延挨时光了。
后来幸而老百姓也来“说话”，这才总算把后艄的五六位弄到了那只“差船”上，那时蹲在船头上的几位却在那里吃花生，唱“打倒列强”的老调子。那位官长也就“善刀而藏”，他自己也挤到船头上蹲在那里。
陶家泾是沿途所过的第一个码头。这是极小的乡镇，总共不过十来家小铺子，但现在却连这十来家小铺子都关着门，只有兵在岸上彳亍。附拖的“差船”在这里放下，兵们都上了岸。此时方才看见“差船”里原来还有东西，是几把青菜和油豆腐，一个兵提了，笑盈盈地走到一座草房后去了。
此时已有三点钟，而横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却还有三分之二强。近来内河小轮常常遭匪劫掠，天黑后行船是非常冒险的；有几位旅客因此很表示了焦灼了。他们惟一的希望是此去别无延搁，可以开足了速率走。然而不幸，在陶家泾开船后走不到两三里路，船又忽然停了。看岸上时，是一座停业中的茧厂，现在却借作兵营，沿茧厂左近的矮小平房也都驻了兵，其中有一间平房的门口站着门岗，立一杆幡形的长旗，大书陆军第某师某团某营营本部。军用电话的铃声在那间平房里急令令地响。
同船的旅客都忙乱起来了，交头接耳地纷纷询问：
“船又停了，为什么呀？难道要扣去装兵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给确实的回答。但船是停住了，声音最大的柴油引擎小轮船此时默然不响，简直是不打算再赶路的模样。
“机器坏了！”
有一个茶房从船头上跑来说。原来不过是机器坏！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杂乱的议论跟着就起来了。在先那位喜欢谈谈军国大事的瘦长子老乡就很得意地在大腿上拍一下说：
“我说不是捉差，果然呀！他们白天里不调动兵队。——为啥？恐防东洋人在飞机里看见掷炸弹呀！”
于是他就屈着指头，历数某日某时东洋人的飞机曾经飞过洑院，飞过桐乡，飞过某某地方。他已经忘记只在两小时前他还同意过他那位光头同伴的“东洋人飞机不认识路”的论调。
光头的同伴努力附和着。他又称赞这兵调来得真快；前三天他“上去”时经过这里，还没看见有兵哪。但是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却在一旁摇头，——谁也不能猜透他这摇头是什么意思；他的脸色依旧是那样苦闷，他不说话，只把左手的四个爪甲很长的指头在桌子边轻轻地有节奏似的敲着。过一会儿，他转脸对那个瘦长子同伴说：
“吉兄，打到里边来，连里边的市面都要吵光罗。上海北头，横直是烧光末，要打就在北头打！伊的兵队调动得快，为啥勿早点调到上海，同十九路军一淘打？总归是勿齐心，自淘伙里七支八搭！”
叫做“吉兄”的瘦长子于是也皱一下眉头，觉得无话可答，就伸一个懒腰急急地咒骂那轮船了：
“触霉头格轮船！半路上插蜡烛！今朝到埠勿过七点钟，算我的东道！”
说着，他就挤到船头上看“野眼”去了。
这时船既停下来，就没有了风，塞满了四十多人的船舱就更加闷热，空气也很恶浊。小孩子们啼哭，老太婆谈家常，又谈到某处庙里的菩萨满身是血，两眼流泪，所以“世界不太平”了。
我爬在船窗口看岸上的兵。听口音都是两湖人。态度异常“写意”，毫没有磨拳擦掌准备厮杀的神气。有二十来个兵拿了铲子和土畚在那里填平他们的“营本部”门前的泥路。他们的工作就像唱昆曲的戏子似的一摇一摆，十分从容。离“营本部”右方一箭之远就是那停业中的茧厂，惟一的高楼房，也住着兵，可是既没有门岗，也没放步哨，兵们是三三两两地在茧厂前的空场上开玩笑。有几位脱下了衣服，蹲在地下捉虱子。他们不打绑腿，穿的是绿帆布的橡皮底“跑鞋”。他们都是徒手，空场上也不见他们搭的枪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