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革命
从黄埔军校到二次东征
中共积极帮助国民党加强组织建设。首先，中共协助国民党组成上海、汉口、北京三个市的国民党的执行部，然后，又相继建立了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级党组织。截至1926年1月，全国已有11个省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有8个省正在筹建国民党省级组织；全国已有国民党员14万人。共产党员在这些地方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对加强两党的合作做出了贡献。6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等文件。文件针对当时我们党内只注意国民党的工作而忽视自己工作的倾向，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抓紧对党员和工人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全党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
经过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革命武装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中共积极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并指示各地党组织选送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该校学习。在军校急需干部的情况下，中共陆续选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人到军校任职任教。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革了军校旧的政治机构，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恩来与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制定了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以达到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一定政治觉悟、能立志救国救民的革命军人的培养目标。周恩来还亲自制定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所设的26门课程，大都由优秀的共产党员讲授。这些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核心内容，培养学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来进行。这就从教育内容上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军校的统一战线性质。
为了保证黄埔军校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加强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还在校内建立了特别支部，在进步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并帮助校内的国民党组织开展工作。1925年1月，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还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团结全体革命军人的组织。在中共的领导下，成为中共团结革命军人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创建工作。1925年1月，创立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借鉴苏联军队的经验，结合一军的实际，制定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从而提高了该军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力。这年的11月，还创立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
黄埔军校的创立，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为后来扫除旧式军阀、取得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培养了干部，准备了人才；一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国民党员，在以后的国共斗争中，对共产党给予了同情和支持，甚至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和广东工农群众运动的日益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恐慌。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以买办陈廉伯和大地主陈恭受为头子的广州商团，于1924年10月10日在广州发动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为骨干组成的革命军事力量，很快平定了叛乱。
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看病之机，在英国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支持下，策划从潮汕一带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东革命政府于2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东征。在蒋介石、周恩来的率领下，经过黄埔军校学生军的英勇奋战，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军队的3万多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组建新军队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第一次东征战斗正酣的时候，表面上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暗中同英国帝国主义勾结，乘机在广州发动叛乱，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坚决主张迅速平定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叛乱得以平定，使广东政府转危为安。
由于东征军回师广州，陈炯明又重新占领东江，并与另一军阀邓本殷同谋，纠集各路反革命势力，企图进犯广州。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到1926年2月，不仅陈、邓的反动军队主力被歼灭，连海南岛也被国民革命军占领。至此，广东全境统一于广东革命政府管辖之下。这不仅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也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五卅运动中的共同战斗
当1925年5月，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向工人开枪，打伤10余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打死。这一事件，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纷纷起来进行斗争。而日本资本家面对愤怒的群众，不但不思悔改，反而采取高压政策，完全关闭罢工的纱厂，妄图以此胁迫工人停止罢工。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2000多学生在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声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随后又举行了有1万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当游行群众到达南京路租界巡捕房门前时，英国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有13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各界对帝国主义的愤恨。6月1日，在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市、总罢工、总罢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成立上海市总工会，以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6月4日，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由于帝国主义对上海总商会的拉拢、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大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使这一场反帝统一战线遭到了破坏，斗争只取得了部分的成果。
上海的“三罢”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帝革命风暴。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广东的省港大罢工，即广州、香港工人的联合大罢工。1925年6月23日，广州各界爱国群众，10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英国帝国主义开枪打死50多人，打伤100多人，造成了“沙基惨案”。这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香港罢工工人由19日的10万人激增至25万多人，其中有13万人返回广州[1]。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苏兆征被推选为委员长，邓中夏、陈延年等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在领导省港大罢工当中，中共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加强广州工人和香港工人内部的大联合、大协作；争取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支持。聘请廖仲恺为罢工委员会顾问，罢工工人支持国民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活动经费方面和居住条件方面的支持。派人下乡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助工人封锁海岸，查禁日货等，以加强工农的联合；在政治上团结广东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保护其利益，争取他们同情工人的斗争；对华侨的商务活动，给予方便，争取华侨支援工人的斗争。中共运用上述统战策略，扩大了反帝联合战线，使罢工斗争持续16个月之久，在我国工运史上是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不仅使香港一度财政收入锐减，公共事业瘫痪，变成了“死港”、“臭港”，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而且大长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
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少数民族中，在倡导召开国民会议、抵制段祺瑞策划善后会议等斗争中，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北方民众的奋起
1926年初，受日本帝国主义庇护支持的反动奉系军阀张宗昌、李景林的部队，在天津北塘被倾向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打得节节败退。3月12日，日本公开出面援助奉系军阀，并以两艘军舰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革命军。不仅如此，日本驻华公使还纠集《辛丑条约》签字的八国公使，于16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国民革命军撤除防御，否则就要采取“必要行动”，并限定在18日正午以前答复。各帝国主义军舰云集大沽口，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狂态。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党的北方组织领导下，3月13日，北京25万群众，在太和殿前召开国民大会，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号召各界人民起来支持国民革命军。3月17日，北京各校、各团体、国民党左派等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作出了即日驳复最后通牒、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北京、请求国民革命军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的决议。会上还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前再次召开国民大会。
3月18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北京市工人、学生、市民共5000多人涌入天安门广场，来参加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示威大会。只见天安门城楼上高高挂着写有“国民大会”的横幅，还有前一天晚上到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外交部驻地请愿时，学生受到军警卫兵刺伤时的血衣。大会主席徐谦首先报告了开会宗旨，接着顾孟余发表演说，然后17日的请愿代表向执政府和外交部报告交涉的经过。广场上万头攒动，群情激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八国公使！”、“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声接连不断，响彻云霄。
下午一点多钟，约有2000多人，从天安门广场出发，一路高呼口号，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请愿，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总指挥。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区委的其他领导人以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一些领导成员参加了游行。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以后，派5名代表进去交涉，学生们拿着号筒在执政府外面向群众宣传。忽然，执政府大楼上一阵枪响，段祺瑞竟然命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密集的子弹射向示威的人群，军警还用马刀、刺刀向徒手的群众进攻。此时，街上两边店铺一直到灯市口全部关闭，群众无处躲身。枪声持续了十几分钟，共打死群众47人，重伤200多人[2]。三一八事件，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意志和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气节。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合作是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一翼，对国民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北方群众运动的历史说明，革命群众运动必须与革命的武装相结合，以革命军队为后盾。因此，党在发展统一战线时，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此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只有这样，革命统一战线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
北伐战争的胜利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工农群众，强烈要求以革命战争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与此同时，盘踞在中国中部、北部的各军阀看到广东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图谋联合起来，对付广东革命政府。根据这种政治形势，广东革命政府着手进行北伐战争的准备。由于广西李宗仁和湖南唐生智部队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共组建成国民革命军8个军，其总兵力约10万余人，由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一些共产党员担任各军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并聘用了苏联顾问，显示了国共合作的特点。5月初，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担任团长的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奉命担任北伐先遣队，从肇庆经韶关挺进湖南，从而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出师北伐宣言》。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北伐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分西、中、东三路向北挺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西路军首先击退军阀叶开鑫部，相继占领长沙、平江、岳阳，前锋直指湖北战场。经过与吴佩孚主力于武汉外围的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击溃吴部主力。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基本上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在这次战役中，独立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被誉为“铁军”。八月初，国民革命军于南浔铁路一线歼灭孙传芳部主力，相继占领南昌、九江。此时，原驻粤闽边界的第一军一部也乘势向福建进军，于12月中旬占领福州。
1926年2月召开的北京特别会议认为，国民军支持住北方现有的局面，牵制奉、直军阀，接应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十分重要。因此，会议对于北方国民军问题专门作了决定，通过了《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的是帮助国民军。”为此，必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3]。北京特别会议后，共产党加紧做冯玉祥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