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更加突出和尖锐，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更多地更为积极地转到抗日方面来，而且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逐渐分化为主张投降的亲日派和一定程度上倾向抗日的亲英美派。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批驳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它是一个包括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和力量的广泛的政治联盟。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联蒋抗日，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制造内乱的阴谋，实现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巨大成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问题上日趋成熟。
一 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久的蓄谋和准备后，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东北的大规模侵略。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目标指向华北，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1932年和1933年，国民党政府又先后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为实现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的野心，于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按国民党政府的训令，全部接受日方无理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6月27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受命处理的“张北事件”，又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
按照这两个协定，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策动汉奸制造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接着，日寇又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进行武装走私和非法掠夺，日货倾销中国市场，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民族工商业也面临绝境。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国民党内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在北方，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给进犯日军以沉重打击，收复了大片失地。在南方，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十九路军进行了淞沪抗战，给日军以重创。随后，他们联合国民党内爱国分子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抗日人民政府，和红军合作抗日反蒋。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1932年12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和专制独裁统治。他们与近30个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进步团体组成国民御侮自救会，开展民众救亡活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热河失地，武装民众抗日，给予人民一切政治自由。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斗争。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数千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示威游行，宣布总罢课。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长沙等地学生也先后响应，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一二九运动由学生界迅速扩展到其他社会各界，形成全国范围的爱国救亡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所属14个团体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要求作出答复。上海、北平的文化、妇女界也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它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2]。
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灭亡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促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有了明显的抗日倾向；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左派领袖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也借反对亲日派来抵制日本。因此，“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但是，我党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受到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的严重干扰。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四年之久。“左”倾分子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认为各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并断定中间派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他们采取“打倒一切”的冒险主义政策。结果，不但丧失了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党和红军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但在政治策略方面，“左”倾机会主义流毒仍然严重存在，他们否认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必要性，而错误地认为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说资产阶级全部是永世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联合他们是危险的。这种关门主义倾向，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
1.《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对苏联形成了威胁。共产国际逐步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1934年7月l日，季米特洛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共产国际七大的议程之一是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与此同时，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主张将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议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4年11月14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反蒋口号下，积极主动地联合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只要是抗日的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要利用各种形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为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斗争”。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根据这一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共产国际同意，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4]《宣言》呼吁：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起来，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同时还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了此《宣言》。《宣言》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响应，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表示衷心拥护。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传阅，奔走相告，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第三党”根据《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自己的党纲，制定了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
2.瓦窑堡会议
1935年10月，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华北事变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当前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开始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决议》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为全党和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