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的统一战线是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并与宋庆龄及各界进步人士共同开展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为统一战线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 创建和巩固工农共和国
八七会议对统战工作的总结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许多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分子公开宣布脱党，投降敌人。党员人数由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变为对抗，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人、农民运动走向低潮。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个战线中只剩下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已进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
为了彻底清算并纠正大革命以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以来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健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制定新的形势下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全党同志的强烈要求，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会议由7月下旬参加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此次会议筹备工作的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团中央委员、中共地方代表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领导，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主要内容：
（1）确定了以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屠杀政策的方针
《告全党党员书》指出，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已变成军阀政府，与蒋介石毫无差异。《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工人阶级时刻准备领导并参加农民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去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党要以主要力量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会议同意了他提出的到群众基础较好的鄂赣粤地区发动秋收起义的意见。
（2）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
会议强调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党必须领导千百万农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在《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在政策上做出如下一些规定：农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收大地主及中小地主和族祠庙宇的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实行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这次会议明确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此，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3）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
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工人群众并指导他们的斗争。“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同时也要与国民党左派、下层群众、下层组织联合。这标志着共产党把主要做国民党统一战线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来，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紧急关头，坚持了革命的方向，迅速扭转了革命危机的局面，对恢复和发展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1]但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伏下了一个祸根。
到乡村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
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统一战线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开始，起义军先后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向长沙进攻。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改变原来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9月29日，起义部队约1000人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了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宁冈县茅坪，开始发动农民群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1928年4月底，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及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期。
1929年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随后，以江西根据地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西、广东、湖南等省先后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按照六大规定的土地革命纲领，各个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经过毛泽东多年的探索，到1931年2月，已制定出一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各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得到蓬勃发展。
农民问题历来是国共两党两条路线根本分歧的实质所在。由于中国共产党重视了农民问题，把解决农民的土地当做民主革命的关键问题，采取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满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扫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因此，农民积极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的作战，粉碎敌人的围攻，从而壮大了红军力量，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工农联盟得到巩固，统一战线有了向前发展的立足点。
开展工人阶级内部的统战工作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普遍滋生了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恨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无比愤慨的情绪，形成了一种近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拼命冲动。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不间断的革命”错误理论的误导和中央领导者缺乏把全党情绪引向正确方向的能力，对国情和斗争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错误地把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当做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不能恰当地提出当时的斗争任务和行动方针，从而发生了盲动主义错误。当时的领导者坚持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处在“一直高潮”中。因而不顾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顾敌人的强大和群众的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强行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以为这样可能震动全国。并且声言：如果认为不可“轻举盲动”，想多“保存”党的力量，“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发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2]，并在纪律上进行制裁。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左”倾盲动主义更在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
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工人运动遭受极大的挫折，工会成员从大革命时期的300万骤降至3万左右，大部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和逮捕，工人处于毫无政治权利和经济保障的状况，工运一蹶不振。当时，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四种类型的工会组织：（1）由工人自发起来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组织的工会。其特点是：具有两面性，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他们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防范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形式上还有某种联系。（2）国民党“御用工会”。政治上受国民党指挥，从维护工人利益上去调节劳资纠纷。（3）借工会之名，行政治压迫之实的假工会。是由国民党指定的所谓“忠实同志”组织起来的，只有上层机关而没有下层组织，其职能是为了控制和压迫工人斗争。（4）由工人贵族把持的工会。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同我党领导的工会作对。
盲动主义使反革命锋镝之余保存下来的更加弱小的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冷静地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的错误。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并于6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全党思想混乱的情况大体上得到了统一，并决定把工作中心由组织全国暴动转到从事群众工作上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六大提出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反动工会或黄色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以及批评过去强迫罢工和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
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出席六大前后成立的中共国内留守中央，正确估计了国内形势，决定在城市群众和工人群众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28年6月21日，中央又发出第54号通告，明确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要求“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同年7月，党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对“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作了重要指示。要求积极深入到各类有群众的工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根据他们的要求提出纲领，争取右派工会的群众。可以用结拜兄弟姊妹等方法组织左派运动，推动其群众左倾，监督其领袖分子的行动。当他们领导的斗争爆发时，我们的工会就站在工人阶级的利益上，号召工人起来援助，而对于其领袖表现出妥协、畏缩和出卖工人利益的活动，要向群众揭露其欺骗黑幕以取得其群众[3]。中央决定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加入工会，设法在工会中建立党的组织。
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的口号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与六大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的内容也基本一致[4]），对城市工人运动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从大革命失败后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党领导的重要罢工有47次，参加罢工的群众达34万多人。在1928年5月，上海总工会组织领导了上百个工会团体和学生组织，联合组成“反日会”、“济案后援会”等反日组织，举行了“五卅”三周年、“济南惨案”一周月纪念日等大型示威游行。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上海爆发了大小近40次的工人经济斗争，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此外，在广州、天津、武汉、厦门、无锡、苏州等地都爆发了由我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反动的黄色工会遭到失败，我们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威信。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一系列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决议和指示。1930年6月，《中央特别通告》发出“组织兵变为兵运的中心策略”，要求在一些兵变成熟的地方，党要适时抓住时机，直接领导士兵起义。提出在组织兵变时要有鲜明的旗帜和口号，要为创建红军和土地革命服务。兵变成功后，要对旧军队改造，使之转化为人民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