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唐山大地震时有这样的新闻：有人已经本能地奔逃到了街上，但“想起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妄图使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踏着摇动的地面跑回去抢救公物了。农民在“大寨田”里插秧的动力，可以来自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仇恨”——新闻里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是什么，事实本身只是无关紧要的脚本。它除了把人们导向错误的盲区，也使它自己失信于人。往事令人痛心，但是，我们却至今没有对这种新闻传统进行过认真反思。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鲜明的、无条件的人道主义的信念，没有对于神圣高贵的生命的无限与无条件的敬畏之情。虽然中国古人并不特别缺乏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等，但却在道德宗教系统内缺乏无条件信奉某种抽象信念尤其是人道主义的信念。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对实际利害关系，计算过明。”因此中国人往往不能超脱利害关系，去领略那些过分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从近两千年来中国文明的主流与官方推崇的学说——儒学来看，中国人的道德核心是“仁”，即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而不往非礼也”，是一种付出多少就要收回多少的精于算计的利害关系，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两个人之间的相对实力与地位而区别对待的实用的行动准则，并非无条件地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的观念。一旦脱离接触，一旦对方不愿意做人，那么自己也可以不仁不义了。如苛捐杂税导致官逼民反，这是统治者不愿意做人；为富不仁，贱买贵卖，这是富人们不愿意做人；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这是同一阶层与同一处境的人不愿意做人；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做人，必然就会对全人类失望。中国古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倾向，从来不迷信任何虚幻的宗教，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长处。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过分现实，不承认人的神性，仅仅将人看做人力与人口，一旦发现人毫无用处，徒具威胁，就会像处理牲畜一样来处理人。
（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社会。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它应当是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因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应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和论证来看，既然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既然“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人的价值与尊严就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每个人都能在完全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环境里获得最大的自由，而且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不是以损害他人为代价，而是以相互帮助为条件，从而也就能够充分地实现人类之爱。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必然要列入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轨道。它所追求的目的也应是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倡导的也是对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关怀，只不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够，社会发展水平不够所以还远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要求，而只能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水平力所能及地创造条件，使社会更加人道。
可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抽象理论，而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和伦理原则。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它应当成为起码的规范，成为指导个人、集体、国家行为的一个准则。
但是，绝不能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政治、经济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政治和人道主义（当时不对人道主义进行具体分析）绝对对立起来，造成极为悲惨的后果，教训够深刻的了！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所以，更不能把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而必须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有人会觉得人道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无法统一的，即使讲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讲的是竞争而人道主义讲的是互爱，二者大相径庭。其实这种看法很不全面。市场经济当然要讲竞争，不竞争不能发展，然而，竞争应当是公平的。这里就包含着人道的原则，即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同时，每个竞争者都应在竞争中遵守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统一的原则，不能损公肥私，不能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危害公众，这也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这种要求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当然，竞争就必然有优胜劣汰，必然在分配上拉大差距，甚至给一部分人的生活造成困难，这就会造成人们在精神上心理上的不平衡。国家不应坐视这种现象，而应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补救。这种补救不仅表现于一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且特别表现于对于弱者的帮助，对于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的保护。至于对那些以卑劣手段从事“竞争”的行为，以非法手段、不人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不仅要从道义上谴责，而且要从法律上予以制裁。
可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非完全对立，倡导与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助于建立正常的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有助于社会保障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倡导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仅是个人的行为，也应成为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三）报道悲剧事件的“同情心”
2004年9月6日晚，某媒体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动播出这样的信息：有奖竞猜——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答案A××人；B××人；C××人……参加的方式是：××用户发送答案至××××，××用户发送答案至××××。
据9月7日报道，俄罗斯人质事件死亡人数仍在上升，日前俄官方的死亡数字为334人，当时仍有约200名学生下落不明，家长仍在焦虑地等候亲人的消息。当地弥漫着一片悲伤与愤慨之情，别斯兰全市都可以听到向死难亲人告别的哭泣声，工人在别斯兰的墓地挖出了一排排墓穴——在如此悲怆的气氛下，竟然拿灾难的死亡人数做充满娱乐色彩的有奖竞猜，而且某些商业机构还要从中挣钱。对此，有记者写道：
“这是一道带血的有奖竞猜题，它让我战栗，让我感到羞耻：异邦的灾难之上，同类的哀号之中，竟有人如此冷漠，如此野蛮。我想起了一个媒体常用的词：人性关怀；我想起了一个商人常唱的调：公共精神。可对于异邦灾难和死难者如此冷漠的行为，深刻暴露出某媒体和某些商人挂在嘴上的‘人性关怀’和‘公共精神’之矫情，榨出他们潜意识中委琐的‘小’来。”
我愿意相信，如果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了如此灾难，我们的国民承受了如此灾难，这家媒体是不会搞这样的有奖竞猜的，这些商人是不敢借着灾难信息圈钱的——媒体会用悲怆的语调呼吁公众的关怀，在洒下同情的泪水时，高调地宏扬人道精神和博爱情怀；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商人也会慈善地伸出援助之手，表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当灾难发生在异邦，潜意识中“事不关己”的局外人优势在借灾难信息娱乐和赚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边悲悯于自己国土上那些困于洪水的灾民（重庆开县遭二百年一遇的洪灾），一边以娱乐和商业的轻佻态度对待异邦灾难中的伤亡，如此的“狭爱”与真正的人性关怀和公共精神隔得很远，甚至是一种亵渎。是的，人是有国界的，可灾难的伤害和疼痛的感受没有国界。真正的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无论发生在哪里的灾难，我们都要深切地诅咒造恶者，深切地哀悼死难者，都要在同情死难者家属的同时，尊重他们的情绪。拿灾难信息做娱乐性的有奖竞猜和赚钱，这是非常不人道的。 在我看来，别人看不到时所表现出的同情和人道，往往才是最真切最纯净的人道。
在新闻传播中，类似的问题不少，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和关注的问题，我们再看以下一些案例。如2001年2月7日，《江淮晨报》的独家报道：
2月4日下午，安徽省阜阳市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惨剧：阜阳籍上海同济大学2000级社会科学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亓培玉仅仅因为对做不文明事情的人说了一句“没修养”，被几名歹徒追打，亓被迫跳入河中逃生，最终溺水死亡。而歹徒乘坐的是一辆带有“公安”标志的汽车，身着制服。一时舆论哗然。各地记者纷纷前往出事地点采访。《人民日报》韩国飚于13日下午前往亓培玉家采访，他事后反思谈到有一些想法一直困扰着他，其中之一就是：这样的采访是否人道？他写道：“亓培玉遇难后，他的父母一夜之间垮了下来。我们到亓家时，亓培玉的父亲亓明生正躺在牛棚里不停地呻吟着。有一家媒体正在受害人妻子杨雪的婚房中采访。从房间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杨雪已经哭得有些呆了，神情恍惚，当时就很有些不忍心。有没有必要让杨雪一遍遍复述当时的情形呢？与周寅杰商量了一会儿，并与另一家媒体协商，最后决定共同采访。这样，可以让杨雪少痛苦一次。后来才知道，自从《江淮晨报》首家报道此事后，每天都有记者上门采访，而每采访一次，无疑就给杨雪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杨雪便大哭一场，到后来只是机械地讲述当时的情形。记者亲临现场，实地采访的精神自然不容置疑，也值得提倡，可这样无休止地采访，一次次揭开伤者的伤疤，是不是有些不人道呢？据亓培玉的大妹说，前后起码来过10多个记者了。”
记者，首先是个普通人，一个具有同情心，讲社会公德的人格高尚的人。人的生命是第一宝贵的，报道新闻是第二位的。很多年前美国曾发生过一个经典案例：
记者威廉·墨菲在《俄勒冈报》做摄影记者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在驱车经过哥伦比亚河上的一座大桥时，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栏杆附近扭斗。他停下车，本能地抓出照相机。当时，那位男子站在桥栏杆外，后来证实是该男子之妻的那个妇女在栏杆内绝望地试图阻止他跳进离桥面100英尺的湍急的河流中去。墨菲说：“起初，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那个妻子尖叫着请求该男子。墨菲拍了一张照片，这时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从离该妇女几英尺的地方经过，他接着又拍了一张。驾车经过大桥的人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后都放慢了车速，但没有人停下来。
墨菲试图回忆防止自杀专家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墨菲说，“我不想冒冒失失地冲向该男子，因为我认为那样他肯定会跳。当他注意到我时，我离他已不到10英尺了。”墨菲开始同该男子讲话，这时一辆货车停了下来，他请司机去桥的末端叫警察。但是来不及了。该男子“探出身，跳了下去。”墨菲拍下了该男子从桥上坠落的情景。他一共拍了5张照片。大约就在那时，他注意到那位货车司机下了车，站在大约50英尺外的地方看着该男子跳下。照片在《俄勒冈报》上刊登，并转发给全国多家报纸。愤怒的电话和信件开始涌来。一位费城的妇女问：“新闻伦理没有指出救人性命第一，新闻报道第二吗？”的确，记者受到了他应得的谴责。
三、传播主体的追求——幸福
（一）幸福概念：主观论与客观论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什么是幸福？应该怎样追求幸福？一个新闻从业者又应该追求怎样的幸福？主观主义幸福论认为，幸福就是快乐的主观心理体验。然而，快乐与幸福并非一个东西，快乐并不都是幸福。一个人采访工作很顺利地完成了。可以说他很快乐，但不能说他很幸福。在客观主义幸福论看来，幸福则是客观的、不依自己的主观感觉如何而转移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是自我潜能的完满实现。
幸福与不幸确实是一种特殊的快乐与痛苦的心理体验，属于快乐与痛苦范畴。快乐是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心理反应；幸福则是对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心理反应，是对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快乐。反之，痛苦是需要、欲望、目的得不到实现的心理体验、心理反应；不幸则是对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得不到实现的心理体验、心理反应，是对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痛苦。一个记者一次采访失败，可能会感到一时的痛苦，但不能说他就感觉非常不幸。反之，一次成功的采访可以让记者快乐、高兴，但不能说感觉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