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遣支队带了一部电台，以便与上级联系，谁知半途电台灯泡烧坏了，反而成了累赘。那时候的电台金贵得很，舍了多少条命也不能丢一部电台，为了便于行动，粟裕索性派一个连护送电台回去，自带3个连继续急进。
1938年6月15日拂晓，经过3个雨夜的连续急行军，先遣支队终于到达了句容至下蜀镇公路以东的徐家边。
经过侦察，发现下蜀镇共有二十几个日军，晚上移驻离下蜀镇以西约两里路的火车站内，周边构筑有堑壕、铁丝网等防御工事。
由于要全力投入武汉会战以及即将展开的惠广战役（又称广州战役），留守苏南的日军兵力严重不足，交通线上相距五六十里才会有一个据点，这样的据点通常情况下只有三四个日本兵，二十几个是最多的了。
如果到一个兵都没有的铁路线上去破路，任务是完成了，风险也会降到最低，可那有什么意思，鬼子连挠痒痒的感觉都没有，还能叫袭扰和牵制吗？
粟裕当即决定，就在下蜀干它一票。
晚上10点，粟裕进行了兵力分配，以一个连向下蜀车站方向警戒，掩护破路，其余部队全部投入破路作业。
新四军没有破坏铁路的经验，随身带来的只有一些铁棍和木棍，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仍然难以将铁轨撬下来。
粟裕想了想，派人去铁路附近找来了老百姓，一问，才知道破路有破路的窍门，光硬撬没用，最好的办法是去掉道钉，然后移动铁轨位置。
接下来就顺利了。经过4个半小时的作业，一共破坏了40多米的铁路。见任务完成，粟裕一面命令警戒连向下蜀车站之敌发起佯攻，一面在散发传单标语后，组织部队迅速撤离。
黎明之前，先遣支队安全转移到了下蜀西南的一座小山上。在山上，粟裕可以对铁路线上的动静进行观察。
1938年6月16日上午8点，一列从上海方向开来的火车在下蜀出轨，京沪铁路交通为此中断达数个小时。
苏南交通相对发达，相对发达的交通也为日军快速调集兵力带来了便利。下蜀镇为师团部驻于镇江的第三师团所辖的范围，第三师团随后便派来了整整7卡车的日本兵，其中就含有铁道辎重兵，铁路很快便被修复。
先遣支队移驻的小山坡上有一座村庄，周围是茂密的竹林，官兵都进入村庄休整，准备撤离，但是粟裕却并没有就此罢手的意思。
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因为铁路被破坏，各据点的日军驻兵都得到相应增加，而且各据点还将联合起来，于17日，也就是第二天出来进行“搜剿”。
摆脱“搜剿”，对粟裕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算不上什么难题，他真正在意的不是这个。
由于缺乏爆破器材，路破得快还不如人家修得快，这很让人沮丧——固然给军部和三战区的战报可以吹得漂亮一些，可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以打仗为本分的军人的风格。
破路就像玩家家，要玩不如玩大点儿，比如痛快淋漓地打上一仗。
兵多不如兵精
到达苏南后，粟裕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先打上一仗，以改变当地军民低落的士气，侦察员带来的另一个情报正好与此对路。
据侦察员说，在镇江到句容的公路上，运输相当繁忙，每天通过的日军汽车多达五六十辆，通行时间多在上午8点到9点，以及下午4点前后。
几天前，粟裕曾亲自到那一带公路沿线进行过侦察，并且当时就对一处地形情有独钟。
被粟裕青睐的地方叫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处，属于丘陵山地，南北各有两座近百米高的连绵山冈，公路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弯弯曲曲，夹于其间。
粟裕仔细观察了一下，尽管山上树木稀疏，但有许多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可用于隐蔽埋伏，以他多年从事游击战的经验和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绝佳地形。
到韦岗去伏击日军车队，不仅可以避开日军的“搜剿”，还能借此打开江南抗战的局面，何乐而不为？
粟裕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到竹林开会。他告诉众人：“根据日军车队活动的规律，战斗可能在明天拂晓前后打响……”
粟裕已记不清自己打过多少次伏击，汽车也打过，但通常没有押运兵，只有司机，跑得快的就溜了，反应慢的看到红军便瑟瑟发抖，不用费什么手脚，他自己就会把车停下来。
打日军的军用汽车，这还是第一次。对于粟裕来说，另一个他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由于电台损坏，已经来不及将作战方案向上级报告，也就是说，这一战必须完全由他自己策划、自己指挥，当然也要由自己承担后果，无论是好是坏。
在对韦岗伏击战进行部署时，粟裕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把日军的车队截住，否则我们今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困难会很大！”
会议结束，粟裕的视线才离开了地图。
从一支队抽到先遣支队的那个连的连长叫童炎生，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湘赣边打游击，此前与粟裕从未谋面，但他和许多新四军老兵一样，对粟裕慕名已久。就在这次会后，他难得地与“粟司令”唠起了嗑儿。
粟裕说的是先遣队，不过不是现在这支，是4年前的那支：“4年前，在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抗日先遣队里，我被任命为参谋长，但那支先遣队的使命没有能完成，我们在怀玉山上被围困了……”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粟裕的声音随后便转向激越：“4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搞出一个先遣队，并胜利挺进到苏南，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形势。”
粟裕手握着竹枝，目光停留在青青的竹叶上，低吟起了方志敏在狱中留下了的一首绝句：“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轮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形势好，不等于就能打得好。4年前的抗日先遣队，说败，也就是败在伏击战上，那场伏击战没打好，从此一路败下去，直至覆亡。
又要打伏击战了，还是先遣支队出师江南后的处女作，对粟裕来说，它的规模也许不大，但是意义不小。最重要的是，他在这场战斗中决不能败，只能胜。
随着夜幕降临，在粟裕的率领下，先遣支队从下蜀后山出发，插向韦岗。
天正下着大雨，每个人的头上都像罩着一口大铁锅，到处是黑乎乎的一片，能见度极差，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树木、草棚和土冈，这使行军变得非常困难。人们的汗水跟雨水混在一起流淌，还没跑多少路，就个个浑身湿透。
从奉命执行任务开始，先遣支队就这样天天泡在雨水里，加上破击铁路时通宵苦干，官兵越来越疲劳，生病的人增加到10多人，队伍也逐渐拉开了距离。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粟裕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行至中途，他传令停止行军，重新编组部队。
粟裕从各连挑选出精干人员，也就是那些身上还有一股虎劲的官兵，共组成6个步枪班、1个机枪班和1个短枪班，各班均配备了手榴弹投掷手。
兵多不如兵精，他要用这支精兵来打伏击战，以确保以一当十，得心应手。
凌晨两点，编组后的先遣支队分路而行。不参加战斗的人员携带病员和行李，到预定地点集结待命，参战部队则继续往韦岗前进。
在到达距韦岗约8里地的一处小芦苇荡后，粟裕再次下令休息，除分配作战任务外，对伏击战做最后一次准备。
机枪班共有两挺轻机枪，这是先遣支队唯一的重火力，毫无疑问，机枪手将在战斗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机枪手也因此被反复叮嘱：“你可要沉着，打得要准，要猛，但不能浪费子弹！”
机枪手是老兵，一拍胸脯：“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话音刚落，就有人抛出了难题：“你先别吹牛，你知道打汽车该打哪里呀？”
先遣支队面临着很多第一次，“打汽车究竟打哪儿”是一个，其他还有“向鬼子喊话怎么个喊法”等等，但是最后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打汽车上。
从粟裕到童炎生等连班级指挥员，都没有准备标准答案，他们临时给士兵们开了个“诸葛亮会”，让大家一起想办法。
有人说：“把开车子的打死了，汽车不就僵了。”
这个办法马上就遭到反对：“光打死开车的，说不定再冒出个活的来把汽车开走呢……”
“那你说怎么个打法呢？”
反对的人自有主意：“我说应该打轮胎，把轮胎打漏气了，车不就跑不动了！”
“打轮胎”得到一致同意，部队在完成准备后，即向韦岗猛扑过去。
千钧一发
因为路上多费了一番周折，当先遣支队赶到目的地时，天已经亮了。
1938年6月17日，上午8点，粟裕远远地看到从句容方向开来一辆卡车，但因部队刚到山脚下，还未能进入伏击阵地，只能眼睁睁地让这条鱼给溜了。
8点10分，在粟裕的指挥下，先遣支队展开队形，占领了公路两侧及山口南北两头的有利地形。粟裕自己领了一个机枪手，扼守山口之间的公路。
兵力和火器尚未布置完毕，他突然发现从镇江方向开来一辆卡车，逼近设伏区域。
时间定格在8点20分。粟裕举起左轮手枪，挺身而立，高喊一声：“开火！”
机枪手原本将枪口对准句容方向，此时赶快转身迎敌。一切都太仓促了，根本来不及想究竟是“打轮胎”还是“打开车的”，一梭子机枪子弹就飞了过去，把卡车打得啪啪直响。
子弹既没打着轮胎，也没碰到人，但是击穿了车头的汽缸。日军驾驶员像挨了棍棒的疯狗一样，继续拼了命地往前开。
粟裕事先安排了手榴弹投掷手，可惜投掷手的技术普遍不过硬，手榴弹投过去，离卡车还有十几米远，根本炸不着。
在汽缸被击穿的情况下，卡车也没法正常行驶，在摇摇晃晃地冲出一里路后，一头歪倒在路旁。
当支队追过去时，日军已经弃车而逃，车上也没什么好东西，只有一车的邮件，不过这么一打，把大家的信心打出来了。
伏击圈处于两山凹部，没有村落居民，加之天雨有雾，路上也不见行人，枪声不会远传。行动之前，粟裕最为担心的是镇江和句容的日军会迅速闻声赶来，对先遣支队进行夹击，现在看来，至少短时间内日军大部队难以做出反应。
镇江是第三师的团师团部所在地，粟裕判断，从镇江出来的很可能是一支车队，也就是说，在第一辆被击毁的卡车后面，还会跟着第二辆、第三辆。
进入伏击圈的将不只是一条单个的鱼，而是整整一个鱼群，他得拿大网兜住。
粟裕立即穿过公路，登上山坡，通过制高点来监视公路上的敌情。他命令在加强对句容方向警戒的同时，将主要火力全部对准镇江方向。
果然，没多久，第二辆汽车来了。这是一辆黑色包车，一看就知道车上坐的是军官。机枪手一阵猛射，包车被打得周身是火，驾驶员也负了伤。车子先是碰到一块土埂上，又退回来，最终失控翻入公路西侧的水沟。
支队上前搜检，发现已有两名日军中弹死在车底下。粟裕也来到黑色包车旁检查，但就在他即将靠近车辆的瞬间，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险情出现了。
一名中弹负伤的日军军官躲在水沟里，这时蓦地跳出，并且端起刺刀向粟裕刺来。
千钧一发之际，周围官兵急忙举枪射击，将这名日军军官撂倒在地，其中致命的一枪来自于粟裕身后的警卫员。不幸的是，由于现场过于慌乱，混乱射击中，一名战士也被流弹误击身亡，成为伏击战中先遣支队唯一的战死者。
后经查证，先前被打死的两名鬼子，一个为驾驶员，一个为土井少佐，而偷袭粟裕的是整个车队仅次于土井的军官——梅泽武四郎大尉。
这辆包车里油水不少，除土井的手枪、军刀外，先遣支队还缴获保险箱1只，内有日钞7000元。
很显然，两名日军军官是这支车队的核心，后面的鱼还得继续跳上岸来。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仅隔5分钟，第三、第四、第五辆卡车接踵而至，车上总共载有日本兵约30多人。
打掉包车后，官兵作战情绪明显高涨，机枪手已能从容不迫地瞄准轮胎开火，打得轮胎上全是洞眼。在先遣支队的猛烈射击下，山谷震响，硝烟弥漫，第三辆和第四辆车先后被击中，一个停于山间公路的中段；另一个停于路口。
大家很快发现，卡车比包车要难打得多。日本人的军用卡车只有踏板，没有拦板，一听到枪声，除驾驶员外，其他人可以全部跳到车下，不会遭到大的杀伤，因此并不能马上将这两辆卡车的日本兵予以全歼。
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第五辆车上。
3辆车挨得都很近，第五辆车的驾驶员发现不妙，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路口以北。此处在机枪的射程之外，火力够不到，车上的日本兵马上跳下车，潜伏在公路两侧的草丛中，与先遣支队展开对射。
粟裕在韦岗伏击的日军车队，属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该旅团参加过淞沪会战，官兵的军事素养很高，射击技术非常精准，只要在200米范围内，均能命中目标，这使得先遣支队不敢轻易往前冲。
另一方面，先遣支队虽是从新四军内选出来的精兵，如童炎生等老兵也是从正规战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但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让他们或多或少对正规战的技术已然有些生疏，加上又没有时间在皖南整训，仓促投入实战，马上陷入了手榴弹投不远、步枪也打不准的窘境。
情况非常危急。
就像叉条小鱼一样
参加这场伏击战的童炎生等人，战后都对粟裕钦佩不已。这种感觉已不光是原先的慕名，而是真正“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式的佩服。
危急时刻，粟裕把支队的另一名机枪手调到路口以北的制高点，对日军进行俯瞰射击。
棋子一动，局面大变，哪怕那可能只是一只小卒。
日军一下子被击溃，无法再发起反击，只能将几个伤兵的尸体拖上车，然后开着车逃之夭夭。
粟裕本来在路口还布置了一个穿便衣的短枪班，但短枪班使用的都是驳壳枪，射击距离有限，无法阻止日军的后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