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对欧洲金融业的了解和对国际局势的敏锐观察，索罗斯在一次重大国际事件中发掘出机会。1956年7月，英法两国和埃及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归属权爆发危机，并逐渐演变为军事冲突。作为国际原油运输的重要航线，必定会受到战争的影响。这让初到美国不足一个月的索罗斯看到利用石油股套利的机会，他急切想用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利用自己在伦敦工作期间建立的人脉关系开始在市场中寻找机会。当时他从欧洲的交易所买进需要的股票，再把需要卖掉的股票刊登在纽约华尔街的行情交易表上，使证券商们看到信息，并用电话来决定买卖操作。由于欧洲和美国有五六个小时的时差，每天都要关注行情变化的索罗斯不能错过任何一点消息，任何一个疏忽都会使自己错过形势变化带来的商机。所以索罗斯在凌晨四点也就是伦敦早上九点时起来接听播报员的电话，分析数据，并且每隔一小时都要收听当时的行情。精力充沛的索罗斯也禁不起这样的劳累，所以他利用电报之间一小时的间隔来补充睡眠，等纽约这边天亮时，他又忙着给这里的经纪商推销股票。在这段时间里，索罗斯几乎连睡觉都会梦到股票。
就在索罗斯拼命忙碌时，他的父母从匈牙利来到了美国。本以为因为当时美国的铁幕政策，会使自己和父母还要分开几年时间，没想到他们能这么快来到这里。索罗斯感到惊喜万分。虽然索罗斯因为工作的原因并没有及时到码头接船，但他还是得到了父母的原谅，他太忙了，到纽约这么久，他甚至没有时间去四处走走。这时的索罗斯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寓，他把父母接到家中，然后自己睡客厅的沙发。这时再也没有能够让索罗斯牵挂的事了，他把所有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工作上。
苏伊士运河上紧张的局势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得到缓解，令人狂热的石油交易逐渐冷却下来。索罗斯在这段时间的疯狂工作，给梅尔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同时让索罗斯在新公司中小有名气，并开始取得了公司的信任。
索罗斯事业的转机出现在1958年，当时一家叫北班的加拿大铀矿企业需要融资来开发新的矿场，他们发行了一种可以让认股权转变为股票的债券。当时索罗斯很看好这种把债权和认股权分开的交易，他可以把债券卖给别人然后得到一种凭证，使得债券变为股票时能流回自己手里。虽然这样的交易在当时已经形成，但却不太受欢迎，这使得索罗斯在其中获得许多机遇，在认股权凭证交易中开始迈入华尔街的核心。
面对华尔街这个庞大的市场，梅尔这个只属于柜外交易的小公司逐渐显现出它的不足。索罗斯开始寻求和其他的大型证券商或投资银行来合作交易。在与这些大公司的成功合作中，索罗斯的名气也开始在华尔街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开始找上索罗斯一起合作认购股权凭证，这时的索罗斯已经能够感觉到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同时也感到梅尔公司带给他的束缚越来越强烈，索罗斯和梅尔先生终于在一次谈话中摊牌，索罗斯决定离开公司。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索罗斯获得了一些闲暇的时光，这让他可以跟父母多待一些时间，去看看在康涅狄格州的哥哥。在索罗斯忙碌的时候，他的父母也在尝试着自己去发展一些事业，但结果并未能如愿。父亲狄华达开过一家咖啡馆，但因生意不好而关门了，显然狄华达对美国的生活并不太适应。而索罗斯的母亲则很快融入到美国社会中，因为她英语比较好。而索罗斯也在这段时间结交了一位德裔的美国女孩，这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安娜丽丝。
1959年，索罗斯转到维特海姆公司，凭借在业界的良好记录，他做到了公司海外交易部门的主管助理职位。当时的维特海姆公司不但规模和资产比较大，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内部公司，并且是美国少数几个在海外投资的公司，这让索罗斯十分欣喜。
作为华尔街的一个经常在伦敦做套利的交易员（事实上那时整个华尔街就只有三名），索罗斯又在他的头衔上加上了股票分析师的名号，这对索罗斯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当时的欧洲企业可不像美国一样透明，他必须通过调查来分析一个公司的资产是否和他的年报一样，这使他必须经常和一些经营阶层的人来往，这在当时非常罕见。
来到维特海姆的索罗斯没过多久就送给他的公司一份礼物。当时索罗斯在对德国的阿里安兹公司作一些调查，他偶然发现这家公司正在大量抛售自己的股票，索罗斯感到奇怪，随即又调查了这家公司的业绩。但从数据上显示，公司在房地产经营上业绩一直不错，并且还在稳步上升。抛售股票的是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可能是个人原因。所以他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了公司，公司决定支持他的观点，大量买入阿里安兹公司的股票，此后大赚了一笔，从此维特海姆公司对索罗斯的印象大为改观。
索罗斯在使用他调查分析的技巧获得一次成功后，更为自信，又相继找到几个被严重低估的欧洲股票，比如德国的德利银行。索罗斯在调查德利银行时并没有把目光放在一堆数据上，他亲自跑到德国实地走访，得知虽然德利银行的的业绩并不出众，但它拥有十分庞大的产业组投资组合，它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当时的西门子。这些发现再次给维特海姆公司带来大笔的利润，也让索罗斯赢得了大笔的收入和声望。
1960年的索罗斯已经在为不少客户提供投资报告，为他们赢得大笔的投资回报。他身兼多职，既是业务员又是销售员，还是分析师。他的话已经可以引起许多大的投资公司的注意。索罗斯在考察研究安联保险时，对人们断言这家公司的股票会有大幅上涨，后来果真翻了三倍，有许多公司从中受益，可以说索罗斯成了人们心中的风向标。他的言论甚至能够影响像摩根这样的大银行。在1961年圣诞节前，索罗斯开始对安恒集团作调查，他发现这家公司的股价被严重低估，他向摩根的主管表示希望能在圣诞节后再作报告，但对方却反问索罗斯：“为什么要作报告，我们不能现在就买吗？”
1961年对于索罗斯来说，是甜蜜的一年，他不但在事业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还和心爱的安娜丽丝结为了夫妻，也是在这一年他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他在郊区买下一大片地盖了一座别墅，和妻子一同搬了进去。当然1961年对索罗斯而言也不全都是好事，比如换届后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施行了新的税收政策，加大限制投资者的发展，使他们不能自由地到外国投资，这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于是，索罗斯又在心中燃起了他的哲学家梦想。在这一年索罗斯把很多精力放在了他的《意识的重负》一书中，每一个傍晚和周末他都在思考哲学和修改自己的著作。终于在1963年，他把手稿寄给他在英国经济学院的老师波普尔，希望得到他的点评。
但波普尔却断送了一个可能会出现的哲学新星，而把索罗斯推向了金融家的巅峰。在接到索罗斯的手稿时，波普尔已经不记得索罗斯是谁了，还以为是一个可以理解他著作的美国人。这让他十分高兴，因为他想，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集权统治的美国人，能理解他的书是很难的，所以在一段时间对索罗斯的手稿极度关注。但后来他渐渐了解到索罗斯不但来自于共产党人统治的东欧，还和纳粹接触过，这让他很是失望，对索罗斯的手稿不再作过多的关注，只是鼓励他要继续思考。
这件事对索罗斯的打击相当大，并使他搁置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回到华尔街继续赚钱，从此很少再提他哲学家的梦想。这对于索罗斯来说，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但起码他的故事还没有完结。
到1961年，索罗斯已经来到美国五年之久，在这五年里他所创造过的交易佳绩数不胜数，一次次的成功无论给公司还是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推动了索罗斯的成长，使他在股票交易的市场上越走越有信心。
哲学家的梦想暂时被搁置起来，索罗斯再一次把自己投身到股票中去，忙碌的他很少有时间陪伴他刚出生的儿子罗伯特。在这一时期，索罗斯又找到一个更加赏识他的新公司，爱霍德·布雷切尔德公司，在这里索罗斯专门负责经营国外证券交易，这正是他拿手的。他开始做一名分析员，专门分析国外证券。
做这样的工作不但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还要有超人的胆识和魄力，相对来说美国人这两样都非常缺乏，但索罗斯却是两种都具备。而且美国人大部分只熟悉本土的公司和股票，对于欧洲一无所知。但索罗斯多年来从事国外证券的分析和买卖，使他在欧洲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索罗斯还擅长法语、德语和匈牙利语，这些使他不但知道欧洲的每一家公司，还知道谁是他们的老板。这使他能一直在市场上保持领先的位置，几乎成为了公司的中心。
在工作中索罗斯是一个“有开拓精神和创意的人”——索罗斯的同事们经常这样形容他。他尽量不让自己做相同的事。索罗斯把自己每一次的投资都划分开来，尽量寻找那些有价值的股票来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设法开展新业务。索罗斯还和许多客户保持定期的联系，希望能得到反馈的消息，从中找到经验，这时的他能够不断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构想。
索罗斯的合伙人是这样评价索罗斯的：当你和他接触时就能明显感觉到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思维也相当清晰，同时很守承诺。但你无法猜测出他在想什么，他就好像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对于许多事情都很敏感。在私生活方面，他从来都不让别人知道，有时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会用一种十分严肃的语气去表达一些没有任何结论的话，总之，索罗斯是一个复杂和神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