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它的下界是很明瞭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兵器的用材，在这儿是最好的标准。存世古兵器如戈矛剑戟之类，凡是秦以前的都是铜制，铁制者未见[2]，而秦以后的铜制兵器也完全绝迹了。古时候的人也有见到这个现象的，如江淹的《铜剑赞序》有云：
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
把铜铁的转换归之于使用的频繁，以致材料的缺乏，这表示着古人的知识不够。事实上是铁的效用比铜更大，故有铁的冶铸的发明和进步，便把铜的主要地位夺取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便换转到的。铁的开始使用应该比周秦之际还要早。宇宙中除在殒石里面多少含有天然铁之外，所有的铁都是和别的原素化合着而形成为矿物的，由铁矿中把铁提炼出来的发明，不知道是在中国的什么时候。文献上可考见的，大抵在春秋初年已经就有铁的使用了。《管子·海王篇》上已经有所谓铁官。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
看这样子，铁已经在作为手工业器具的原料而使用着了。《管子》本来并不是管仲作的书，并且也并不是春秋时代的著作。但这项资料即使是战国时代的情形，为时也相差不远。《国语·齐语》上也有管仲的话这样说着：
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
这美金和恶金的区别，和前项的资料参照起来，可知也就是青铜和生铁的区别了。当铁的冶金初被发明的时候，应该只能有生铁的使用，只能用来铸造一些简单的手工用具，待到后来炼钢术发明了，然后才能用来造积极的兵器。钢的发明大约在战国末年，因为那时的楚国已经在用铁的兵器了。《荀子·议兵篇》云楚人“宛巨铁，惨如蜂虿”。（《史记·礼书》引作“宛之巨铁，施钻如蜂虿”。伪撰《商君书》者在《弱民篇》中窃用此文为“宛巨铁，利若蜂虿”。）又《史记·范雎传》载秦昭王语：“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据这些资料，可以知道铁的冶铸在战国末年已经达到高度的水准了。以前曾经有人论到过，秦始皇二十六年混一六国之后，曾“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锯，以为金人十二”，是因铁的新兵器已经出现，故销融废铜以铸铜像。这里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是秦人统一了天下，从此放牛归马，不再用兵，而是铜兵已经把地位让给铁兵去了。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揭发，但由我们最近的研究，已经知道销兵铸器并不始于秦始皇，而实始于楚。
是一九三三年的事。那年夏间，安徽的寿县东乡朱家集的李三孤堆，因为淮水泛滥，发现了很多古器。其中有好些器皿刻着两位楚王的名字，一位是熊肯，一位是熊。寿县是古时的寿春，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是楚襄王的儿子考烈王于其二十二年由陈城徙都的。因此，在我认为熊肯即考烈王熊完，熊即幽王熊悍。后者是大家所同意的，前者还有异说。现在我只想举出两个熊的器皿。
一个是鼎，器盖都有铭，器铭为：“楚王熊战（获）兵铜，正月吉日，作铸乔鼎，以共胾常（蒸尝）。”（盖文乔鼎下多“之盖”二字。）还有一个是盘，铭文与鼎全同，只“乔鼎”二字作“少（炒）盘”而已。幽王在位仅十年，据《史记·楚世家》，只于其三年载“秦、魏伐楚”一事，《六国年表》于秦、魏栏内亦同载其事。秦言“发四郡兵助魏击楚”，魏言“秦助我击楚”，均未言胜负。除此之外，幽王在位年间无战事的记载。大率幽王“战获兵铜”之事，就是在这“秦、魏伐楚”的一役，而楚国是得到胜利的。幽王得到兵铜，不把来作为兵器或铸铜兵之用，而把它来铸鼎盘彝器之类，可见销兵铸器实始于楚幽王，而楚在当时已确实不仰仗铜兵了。
就这样，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下界是很明了的，绝对的年代是在周、秦之际。假使要说得广泛一些，那么春秋、战国年间都可以说是过渡时代。
但是上界却是很渺茫的。中国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石器时代递禅到青铜器，在今天谁也无法回答。我们在今天所有的知识，只是知道，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
青铜器的有组织的研究始于北宋末年，到今天算已有一千年的历史。由北宋以来所有业经著录的铜器已有七八千件，就有铭文记载的加以研究，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周器，但亦有少数可以断定为殷器的。例如有名的《戊辰彝》，铭文里面记着“在十月，隹王廿祀日，遘于妣戊，武乙奭”，是说祭武乙之配妣戊。古人称祖母为妣，武乙之配必帝乙、帝辛两代始能称妣。故《戊辰彝》如非帝乙二十年之器，即帝辛二十年之器。像这样由铭文确实可以定为殷器的，大抵有一打左右。故殷代毫无疑问已入青铜器时代。这个断案，由殷虚的发掘更得到了地下的实证。殷虚中发现有若干青铜器和不少的铜模、冶铜工具及铜矿的残存，在今天，谁也不会怀疑，殷、周两代是共同包含在青铜器时代里面的。
但值得奇异的是，现存殷彝及殷虚出土的铜器，由其花纹形式及品质而言，冶铸的技术已极端高度化，而可以证明为殷以前的作为前驱时代的器皿却一个也不曾发现。宋人书中有所谓“夏器”，今已证明有的是伪器，有的只是春秋末年的越器。殷以前之物应该有而却未能发见或证明，实在是古代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的悬案。在这儿可能有两种推测：一种是还埋藏在黄河流域的土里未被发现，另一种是青铜或铜的冶铸技术系由别的区域输入黄河流域的，而原产地尚未发现。在我认为第二种的推测可能性更大。青铜器出土地自来偏在于黄河流域，由南方出土者甚少，如黄河流域为原产地，不应于将近万件的遗器中竟无一件足以证明为前驱时代之物。而中国南方，江淮流域下游，在古时是认为青铜的名产地。《考工记》云“吴、越之金锡”，李斯《谏逐客书》云“江南之金锡”，都是证据。金锡的合金即是青铜。在春秋、战国时江南吴、越既为青铜名产地，则其冶铸之术必渊源甚古。殷代末年与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时常发生战事，或者即在当时将冶铸技术输入了北方。当时北方陶器已很进步，殷虚所出的白陶，其花纹形制与青铜器无甚悬异，以青铜而代陶土，故能一跃而有高级的青铜器产出。我这自然只是一种推测，要待将来的地下发掘来证明。将来有组织的科学发掘普遍而彻底地进行时，青铜器时代的上界必然有被阐明的一天的。
殷代铜器传世不多，且容易识别，在铜器本身及作为史料的研究上没有多么大的难题。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周代铜器，虽然容易认为周代之物，但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以前的学者也每每注意到时代的考定上来，但方法不甚缜密，所考定出的年代相差甚远。例如有名的《毛公鼎》，就仅因为作器者为毛公，遂被认为文王的儿子毛叔，于是便被定为周初之器。其实这器铭的文体和《尚书·文侯之命》相近，决不会是周初的东西。经我考定，它是宣王时代的作品。这一相差也就有三百年左右。彝铭中多年月日的记载，学者们又爱用后来的历法所制定的长历以事套合，那等于是用着另一种尺度任意地作机械的剪裁。在二三十年以前的旧人仅仅就一二例以作尝试，其结果倒也无足重轻，近一二十年来的新人们更扩大规模作整套的安排，大表长编，相沿成为风习。作俑者自信甚强，门外者徒惊其浩瀚，其实那完全是徒劳之举。周室帝王在位年代每无定说，当时所用历法至今尚待考明，断无理由可以随意套合的。
例如有一位恭王，他的在位年代便有四种说法。有二十年说（《太平御览》八十五引《帝王世纪》），有十年说（《通鉴外纪》），有二十五年说（《通鉴外纪》引皇甫谧说），更有十二年说（邵康节《皇极经世》中所推算）。后世史家多根据十二年说，故做“金文历朔长表”的人也多按照着这个年代来安排。但存世有《曹鼎》二具，其一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这分明是龚王在世时之器。龚王即恭王，金文中凡恭敬字都作龚。龚也不是谥号。古时并无谥法，凡文、武、成、康、昭、穆、恭、懿等均是生号而非死谥。这件史实由王国维揭发之于前，由我补证之于后，在目前已经成为定论了。死谥之兴大率在战国中叶以后[3]。就这样，我们知道周恭王在位十五年都还存在，虽然二十五年说与二十年说还不知道孰是孰非，而十二年说与十年说却是铁定的错误了。据十二年说以安排的历朔表，岂不是一座蜃气楼吗？
像这样的年代考定实在比原来没有经过考定的更加浑沌。没有经过考定，我们仅是不知道年代而已，而经过所谓考定，我们所得到的是错误的年代。故尔用错误的方法从事考定，愈考定，愈增加问题的浑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