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从唯物主义出发，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了一些天才的论述。他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存在于私有制度下的竞争消灭了。社会那时应当考虑的是：“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44]这个观点具有重要意义。1868年1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再次肯定了它的正确性。马克思写道：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在公有制下，这种调整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来实现的。[4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再次肯定在未来社会中，按照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的必然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恩格斯另一篇论文《英国状况》，发表于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号上。贯穿这两篇文章的观点，表明恩格斯已经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十分重视，认真研读全文，详细摘录要点，认为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这篇文章对于促使马克思决心研究经济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毋庸讳言，作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理论观点还不够成熟，一些提法也不够准确。因此，当1871年李卜克内西提议重印这篇文章时，恩格斯认为它“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不宜重新印行。[46]1884年，当叶甫盖尼娅·帕普利茨提出愿意把它译成俄文出版时，恩格斯也没有同意。他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47]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8]《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创了从社会主义立场研究经济学的新局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意义。
五、血气方刚的特利尔之子
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途中，访问了法国首都巴黎。巴黎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个城市也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策源地，聚集着许多社会主义学派和工人运动活动家。恩格斯到巴黎的目的，是为了接触巴黎各阶层人民群众，实地考察法国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是为了广泛联系各派社会主义者，促进各国“共产主义弟兄”彼此接近、互相了解。但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拜访他早已十分仰慕并且已经建立了书信往来的马克思。
比恩格斯大两岁的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在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学识渊博，品格纯洁，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熟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马克思少年时候，父亲经常向他讲述这些著作的内容，使他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熏陶。
1830-1835年，马克思就读于特利尔高级中学。少年马克思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良。中学毕业前夕，他写了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认为在选择职业时仅仅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的人，决不能成为伟大人物，也不能得到真正幸福。一个人只有决心为人类服务，为人类最大多数的幸福而工作，才是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才具有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怀着探索真理、掌握科学和艺术的决心进入波恩大学，次年转到柏林大学。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哲学上，而把法律当做附属修业。他“专攻哲学”，一方面是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为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哲学领域中进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便深入研究法律和其他科学。
在柏林大学读书的时候，马克思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卡尔·科本等建立联系。这个时期，他大量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深入到黑格尔哲学的大厦中，在那里发现了闪烁着天才光芒的辩证法，内心无比激动，决心紧紧抓住被发现的东西。1841年春，他写成毕业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表明他对黑格尔哲学有着精湛的研究，在学术思想上已经比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大大前进了。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原来打算发表《博士论文》，在波恩大学任教，同布·鲍威尔共同编辑《无神论文库》，但由于普鲁士国王威廉第四登上王位后，反动统治加强，一些进步学者被迫离开大学，鲍威尔也被解除波恩大学教授的职务，这使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在大学任教的计划，于是，他把“批判的热情”转到新闻界，参加刚刚创建的莱茵地区资产阶级激进派机关报《莱茵报》的工作，决心以报刊为武器，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
马克思在新闻战线上的革命活动，是从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争取出版自由开始的。1842年，他先后写成《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评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两文，尖锐抨击了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底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指出，新书报检查令是虚伪而反动的。它一方面声称“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另一方面却对写作活动规定了种种的限制，要求人们在写作时必须“严肃和谦虚”，严禁发表“有害倾向”的作品。马克思指出，所谓“严肃和谦虚”，就是不许人们去探讨和发现真理，不许人们用自己的风格写作，这是对作家的无理限制。对于这个扼杀一切进步出版物的制度不需要放宽或改变，而需要根本废除。马克思也反对资产阶级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的主张，认为这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自由的保护。如果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把出版物当做挣钱的手段，这样的出版物，即使摆脱书报检查的束缚，也决不是自由的。因此，“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49]
在《莱茵报》发表的论文中，马克思还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当时，德国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地主阶级对森林、草地和从前由农民公共使用的土地进行大规模掠夺。农民为了反对掠夺，便到处砍伐林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就所谓“林木盗窃”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马克思根据会议记录，严厉谴责林木占有者贪图私利的阶级本性和剥削阶级国家维护剥削者利益的反动实质，指出等级国家不过是大私有者统治和掠夺人民的工具，私人利益就是国家机关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正是研究“林木盗窃”和摩塞尔河农民的处境，推动他由纯粹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从1842年8月15日起，马克思正式担任《莱茵报》主编。他主持编辑部期间，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日益浓厚，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他在报上发表的论文，矛头指向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3年3月17日，普鲁士反动政府查封了《莱茵报》，马克思利用这个时机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6月19日，他与燕妮在克罗茨纳赫结婚，并在这里住了几个月，进行广泛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0]
1843年10月，马克思偕夫人燕妮来到法国巴黎。在这里，他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认真研究历史，研究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844年2月他在自己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中，论述了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求先进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这就表明，他已经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以前，在1842年11月已经与马克思见过面。当时马克思正在反对柏林“自由人”集团，而恩格斯当时却同“自由人”往来，是“自由人”机关报《艺文》杂志的编辑。因此，第一次会面时，两人的态度都很冷淡，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许多年以后，恩格斯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1842年10月以前，马克思在波恩；我在9月底或10月初从柏林归途中顺路访问了编辑部（指《莱茵报》编辑部——引者），据我记忆，当时在那里的只有英·赫斯和曾任《爱北斐特日报》（好像当时它是别的名称）编辑的腊韦博士；我记得鲁滕堡当时已经被逐，不过这一点我没有把握。11月底我赴英国途中又一次顺路到编辑部去时，遇见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十分冷淡的第一次会面。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作为基础，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埃德加尔的其他听起来颇为激烈的言辞所代替。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
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拜访了马克思。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当时，他们两人通过不同途径都已经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两人也已经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马克思十分赞赏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论述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巴黎会见时，经过短暂的交谈，发现在政治和理论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次伟大的会见，奠定了两位革命导师终生的友谊，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篇章。正如列宁所说：“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51]
六、第一部共同的著作：《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会面时，详细讨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态度，认为这个派别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于是他们共同撰写了一部重要的论战性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
以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是从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极端的哲学派别。它曾经“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52]在反对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作为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派别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既反对封建制度，又害怕工人阶级。1842年以后，特别是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以后，随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它从政治激进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甚至走向反动。在理论上，它坚持唯心主义，胡说“精神创造众生”，鼓吹英雄创造历史，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提倡理论脱离实际，反对哲学与革命实践活动相结合；美化普鲁士王朝，吹捧封建统治阶级；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个人高于一切；诬蔑工人阶级，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对工人阶级进行“暴力制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