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苏联官员都尽量避免出席在西方国家大使馆里的聚会；在多数情况下，只有三两个低级别的苏联外交官员露面，他们的脸上带着严肃而生硬的表情，一有机会就马上离开。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则是另外一种状况，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频繁地与西方外交人员和记者会面，在外交招待会上，西方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会将苏联领导人团团围住。赫鲁晓夫本人也时常参加这样的聚会，在宾客中间自由交谈，与记者开玩笑，讲笑话，甚至偶尔会通过外国记者向他们的领导人传递信息。[1]
1957年11月的一个晚上，据目击者称，赫鲁晓夫好像“情绪特别高涨，话也特别的多”，他如此表现是有充分理由的：几个月前他击败了克里姆林宫里企图推翻他的政变，最近他又逼退了苏联军方的头号强人G.朱可夫元帅，朱可夫的权力太大，而且深受人们的喜爱。大批的宾客簇拥在他周围，赫鲁晓夫向大家讲述了他年轻时曾读过的乌克兰作家弗拉基米尔·维尼钦科的一个故事。[2]
“很久很久以前，”赫鲁晓夫说：“在一个监狱里有三个人：一位社会民主人士、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一个卑微的小犹太人——一个名叫平亚（Pinya）的半文盲。他们决定选举一个囚室领头人，以监管食物、茶和烟草的分配。那位无政府主义者体格高大强壮，他反对这种通过选举产生权威的法律程序。为了表现对法律和秩序的蔑视，他提议选举那位半文盲的犹太人，平亚。于是他们就选举平亚作为他们的囚室领头人。”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于是他们决定越狱逃跑。但是他们知道穿过地道的第一个人会被卫兵开枪打死。他们都看着那位高大勇敢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也害怕成为出头鸟。突然那位可怜的小平亚站出来说道：‘同志们，你们通过民主程序选举我作为你们的领头人，因此我将第一个穿过去。’”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不管一个人一开始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只要他被选举到某一位置上，他都有可能做出这一职位应有的贡献。”
“那个小平亚——就是我。”
根据1961年维也纳峰会前中央情报局为肯尼迪总统准备的“性格背景”，这位苏联领导人所讲的故事反映出“他对自己卑微出身的意识”、他的“个人成就感”以及他“对自己与其职位相称的活力、首创精神与能力的自信”[3]。那么他真的如此自信吗？难道这个故事不能体现出由于他卑微的出身，因此尽管具有活力、首创精神以及巨大成就，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能力还远远缺乏自信吗？要想判断这种可能性，可以参阅维尼钦科这一故事的其他内容。
故事的名称《法宝》说明平亚的转变并非空穴来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平亚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弱势人，而且有着最悲惨的遭遇。在白铁店当学徒的时候，他的师傅用烙铁打他的头，同时其他人也折磨他，把盐撒在他肿痛的嘴唇上，逼着他吃光喂狗的东西。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地忍受了下来，他告诉自己：“有些人高大、富有、强壮，有些人矮小、贫穷、孱弱，但是你，平亚，是所有人中最矮小、最贫穷、最孱弱的。”
让他的狱友感到可笑的是，平亚对他们的决定报以悲伤的苦笑。将他推选为他们的头儿的想法是一个最大的玩笑。“他不适合这个位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工人。”但是一夜之间平亚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责任感、决断与果敢。“毫无疑问，”维尼钦科故事的讲述者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奇迹，属于那种在童话故事里才会发生的事。一个卑贱的、失魂落魄的、遭人唾弃的笨蛋突然间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一件法宝，变成了一位著名的英雄与帝国宝座的继承人。”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将自己看成是平亚（看成是一个可怜的小犹太人，而且处于一块反犹太主义根深蒂固的土地上），那么他对自己的疑虑可能比他公开承认得还要深。此外，平亚故事的结局预示了赫鲁晓夫自己的命运。由于坚持做第一个通过地道的人，平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殉难者。在他抓住狱警的步枪，咬住狱警的大腿时，他的狱友们逃跑了，而平亚自己却未能逃脱，另外三个狱警赶来，乱棍将他打死。
与平亚一样，赫鲁晓夫从最卑微的出身攀上了难以想象的权力巅峰。他不仅进入了斯大林的核心权力集团，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得以幸存下来，而且还击败了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好像比他更有可能成为斯大林接班人的对手。赫鲁晓夫勇敢地想对苏联的制度进行人性化与现代化改造。经过近三十年为斯大林鞍前马后的效忠后，他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帮助释放了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使他们重获新生。由于斯大林应该为冷战的爆发负主要责任，赫鲁晓夫曾以自己笨拙的方式试图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他还尝试想使苏联那些在斯大林时代遭受重创的领域重新恢复活力，其中包括农业、工业与文化领域。
所有这些都值得给予公正的承认。然而赫鲁晓夫奇迹般地崛起本身就带有其参与斯大林时代罪行的深刻烙印。他反复无常地进行了否定斯大林的运动，但到了他的接班人那里，这些大部分又都被颠覆过去了。他本人粉碎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并在国内逮捕了很多敢于向他发出挑战的人。此外，虽然他与西方领导人举行了几次峰会，共同起草了不彻底的1963年核禁试条约，但是他还引发了柏林与古巴危机，并使其一开始致力于消除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强化。不用说，他对党和国家不停歇的重组，他对经济反复无常的干涉、对无效的农业集体化的迷恋以及他与知识界爱恨交加的关系都促进了1964年将他从权力宝座上赶下来的那场政变。
当然，赫鲁晓夫遇到的所有麻烦并非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虽然斯大林制度迫切需要改变，但正如赫鲁晓夫的大多数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同事所承认的那样，他对改革也持有顽固的抵制态度。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使命要求赫鲁晓夫对各种各样其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一无所知的问题作出决断。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赫鲁晓夫都是使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他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东欧国家的流血动荡。他疏远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的盟友与支持者。在权力的最后阶段，他的言行举止几乎是超越现实的：顽固地坚持无效的政策；对政治基础的分崩离析好像熟视无睹；对加紧反对他的阴谋活动未加防范，结果导致自己的覆灭。
要理解这样的行为需要我们关注赫鲁晓夫的心理，关注1960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示下由大约二十位美国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作出的心理分析。根据中央情报局专家进行的研究记录，他们不愿意将研究的结果公之于世，他们注意到了赫鲁晓夫“因为酒精迷恋所造成的压抑与脆弱”，但他们更多地关注于他“轻度狂躁的”性格。[4]一本权威的心理学手册将“轻度狂躁”界定为“与‘狂躁症’类似，但不像其那么严重的症状”。当心情处于相反两极的压抑状态时具有狂躁症的全部特征，轻度狂躁症一般与“心情的不稳定”有关，“很容易导致发怒或压抑”。
心理分析学家南希·麦克威廉所列举的轻度狂躁症症状几乎与赫鲁晓夫的表现毫无二致：“得意洋洋、精力充沛、自以为是、机敏诙谐、沾沾自喜……在公开场合情绪高涨，特别喜欢交际，喜欢成为别人心目中的理想化对象，嗜工作如命，举止轻浮、口无遮拦但行动诡秘……对冒犯他人有负罪感，不能独自面对自己……思想左右摇摆，缺乏对问题的系统认识……具有宏大的构想与前卫的思想，对诸如食物与睡眠之类的一般生理需求特别不在意……努力向上，不知停歇，直至精疲力竭，最终身心崩溃。”1959年9月，在苏联代表团飞往美国时，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的妻子简说得更为直接：“他要么一路向上，要么就是一路坠落。”
权坛上的起起落落，从贫民到苏联的君王，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反斯大林主义者，性情残暴而又表现得体……赫鲁晓夫身上存在的难以解释的对立与偶发表现也许是我们永远的研究课题。由于奇迹般的崛起，在艺术家厄内斯特·尼兹维斯特尼眼里是“我所见到的最没有教养的人”的赫鲁晓夫自己也难以理解自己。在爬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他扮演着平亚的角色。如果不成为老练的马基雅维利[5]分子，很少有人能在斯大林的铁腕下幸存下来，但装出愚笨的样子不失为一种更为安全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扮演这种角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不仅因为这是他的使命，而且因为其实际情况使然。他希望他的成就超过失败，与平亚一样，他把他的狱友从斯大林的锁链下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走上了人性化的苏联社会。事实上，他在开始毁掉苏联制度的同时，也在摧毁自己权力的根基。“在我死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他们会把我的所作所为摆上天平——一边是邪恶，另一边是正义。我希望好的方面会超过坏的方面。”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读者作出评判。
[1]沃尔特·B.史密斯，1946-1949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在My Three Years in Moscow（Philadelphia：Lippincott，1950）一书第98-101页中描述了他那个时期外交招待会的情况。关于20世纪50年代外交招待会的情况，请参照马克斯·弗兰克尔的The Times of My Life and My Life with the Times（New York：Random House，1999）第149-150、157-158页内容，以及丹尼尔·斯科尔的Staying Tuned：A Life in Journalism （New York：Pocket Books，2001）第85、88、90-91、98、107-108、110页内容。在接受作者采访时，马文·科尔伯与丹尼尔·斯科尔还讲述了赫鲁晓夫参加外交招待会的情况。
[2]根据赫鲁晓夫的演讲撰稿人Fyodor Burlatsky的说法，他曾经听到他的主人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同样的故事，赫鲁晓夫说这是他在一本名为《阅读与背诵读物》的初级读物上读过的文章。请参阅Burlatsky的Khrushchev：the Era of Khrushchev through the Eyes of His Advisor ，由Naphne Skillen翻译（New York：Scribner's，1991），第39页。
[3]“赫鲁晓夫性格背景”（OCI，No.2391/61，pp.1-2），是一份非保密、非标注日期的材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历史背景人员向作者提供了这份材料。
[4]参照布莱恩特·韦奇博士的“Khrushchev at a Distance：A Study of Public Personality，”Transaction （October 1968），第24-28页。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不愿将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是因为中央情报局不愿公开其对外国领导人性格进行评估的方法。
[5]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98-1512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要职。主张不择手段建立统一和强大的君主国。著有《君主论》（又译《霸术》）和《罗马史论》等。——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