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蜷缩在被窝里,揪着某个意念,抱着手机等待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电话。约莫蜷缩了个把钟头,手机悄然无声,倒是客厅先有了动静。
“小羽,早饭在桌上了,你快点起来吃吧,待会冷了就不好吃了!”是老妈。
“知道了。”我应和着。
“中午你随便吃点,冰箱里有速冻水饺。下午我会提早回来准备晚饭,你吃了早晚饭再去机场知道吗?对了,你爸说了,到时候他送你去机场——”
“不用了,我坐机场巴士去就行了。”
“别跟你爸呛!”老妈推门进来,“你爸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决定的事是你我能左右的吗?”
“简直法西斯!”我喟叹,“还好我马上就能挣脱他的魔掌了——”
“——你爸还不是为了你好?他不爱你至于这么管着你吗?他说话是强硬了点,但良药才苦口啊!难道你要他跟隔壁老王一样,整天夸你这个,夸你那个?你真没良心!说走就走,在杭州发展不是挺好的吗?多少外地人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打拼,你却偏偏要到别的城市做外地人去!”老妈突然哽咽起来,她转过身子走出房门,又忍不住回头,“到香港工作也会有假期的,到时候记得回来看看我们!”
我“嗯”了一声之后,立刻将头埋进被窝,眼眶渐渐湿润起来,直到客厅传来老妈推门而出的声音,我方才敢再探出脑袋。起身打开衣柜,随便拿几件衣服塞进行李箱,关上衣柜之际,视线不自觉落在衣柜角落的鞋盒上,里面装的是当年阿彬送我的阿甘鞋。阿彬背着我去百货公司买鞋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一般。阿彬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说蓝色,结果他故意唱反调选了红色的。与其说我是因为不喜欢红色而故意不穿,倒不如说我厌恶这种不明不白的暧昧。那天回家之后,我便将这双鞋雪藏在衣柜里,再没穿过。这一藏已是六载,打开鞋盒,鞋子依然灿然一新,可我们一伙人却渐行渐远,不再青春,遗留几许期待、几许不堪、几许伤痛在记忆上空苟延馋喘。
用完早餐,我换上阿甘鞋,整装出发。昨晚还阴雨霏霏,彼时却是碧空如洗。风里携一丝清冷。迎着风走,柳絮飞扬着,如梦蝶在金黄色的光环里曼妙飞舞,飘在我眉间,划过耳畔,最后轻盈落地——又是柳絮飘飞的季节。茫然间,处处是感伤。
我顺着道路一侧的柳树继续徒步,不知不觉便走到了敦文中学的莫奈湖边。漫长冬季刚过,湖边尚未见百花争艳,晴空万里下的浩瀚湖水,却令我精神一振。又见四月天,这个属于离别的时节;又见莫奈湖,这个拥抱离别的港湾。印象中,这是我第三次来这里凭吊,除了初遇阿彬的那一次以外,中间的七年光景,我只来过一次。老天应该是眷顾我的——它知道脆弱不堪的我无力抵抗频频别离带来的苦痛——可幸运儿的命是怎么被我过成郁郁寡欢的?我不得而知。
兜里的手机已沉睡了一宿,它应该还会继续沉睡下去。我仰天看着碧空里的一段戏,心底播放着的是阿彬开诚布公的那句“对不起”。短短三个字已胜过千言万语——它影射着我将是被放弃的那个人——我还能再说什么?我的确什么都没说,但我作了无声的反抗——我向实习公司提交调职申请。尽管这一行为,对于区区一个实习生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不知好歹、厚颜无耻,可我确实这么做了,我甚至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我确信调职申请的邮件将会石沉大海,并且永无浮出水面之日。如果这些是我的可悲之处,那么更可悲的是,递交申请之后,我内心的矛盾面几乎与日俱增:我一方面极度憧憬香港这个城市,一方面又极度害怕离开杭州——这个直到大学毕业,我都不曾离开过的城市。老天果然是眷顾我的,申请递交上去的第三个礼拜,我破天荒收到了香港分公司的邀请。消息传开后,大伙无不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毕竟调到香港工作这样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老天偏偏选中无心插柳的我。
想到这里,我掏出手机——他还是没有打来。我起身掸去灰尘,离开敦文中学。
武林广场熙来攘往,西子湖畔摩肩接踵。阳光下的西湖波澜不惊——荷花还没盛放,锦鲤不愿浮出水面,鸳鸯们亦北上繁殖去了;碧空中,鸥鸟翱翔,它们时而踏浪戏逐,时而展翅高飞。如此来去自由,令人好不羡慕!身边的行人各个笑容满面,按部就班地继续周而复始的生活。这个城市给予他们的是自由与梦想,给予我的却只剩下无尽的叹息与缅怀。我孑然徒步,与柳絮作伴,凭吊过去与杭州的一切。
我再次掏出手机——他还是没有打来!
凭吊终于变成尴尬的蜻蜓点水,轻轻浅浅,满是敷衍。觑一眼手表,离登机时间还有足足五个多钟头,然而我已无处想去,亦无处可去。我辗转回家提行李,然后打电话与父母告别,最后毫无念想登上了机场巴士。
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城市,承载了我二十三年青春的城市,缅怀它却只消区区几个钟头而已。
一座城,一个人。当这个人不再值得留恋,这座城便成了空城。
晚上八点三十五,我终于登上了杭州至香港的航班,从生我养我的历史文化名城转向人地生疏的国际大都会,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然而,华丽背后生活给予我的责难,彼时的我并不能参透。
我执着地掏出手机——他不会打来了!
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