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点惊讶地问。“您知道，您那只会反复报时的表，挺漂亮的。您在图书馆工作时，每当我们提醒您该去听唱圣诗了，您便让表报一次时。好了，这块表已经找回来了，会还给您的。”
“就是说，”我有点不知所措，便打断他的话问道，“我丢了的那块表……”
“那坏蛋已被关进牢里，大家都知道，他那种人，为了一个小钱也会对一个基督徒开枪的。我们十分害怕他把您杀了。回头我陪您到市长那里领回您那块精致的表。这样，您回到那边就不会说西班牙的司法当局办事外行了！”
“不瞒您说，”我对他说道，“我宁搭上我的表也不愿出庭作证让一个可怜的人被吊死，尤其是因为……因为……”
“噢！您大可放心，他是罪有应得，吊死一次还算便宜他了哩。抢您东西的人是个强盗，所以后天上绞刑架，绝不赦免。您看，多抢一次或者少抢一次，绝不会影响他的判决。如果他只是抢，那倒也罢了！但他血债累累，一次比一次残忍。”
“他叫什么名字？”“地方上都叫他何塞·纳瓦罗。但他另外还有一个巴斯克名字，你我都甭想念得出来。对了，这个人倒是值得一看。您喜欢猎奇，可别放过去见识一下的机会，看看西班牙的坏蛋是怎样告别这个世界的。他目前在小圣堂，马丁内斯神甫可以带您去。”
这位多明我修士一再撺掇我去看看“挺有意思的绞刑”，我觉得不便推辞，便带上一盒雪茄去看那个囚犯，希望他能原谅我的唐突。
我被带到唐何塞那儿去的时候，他正在吃饭。他冷冷地朝我点点头，很有礼貌地感激我给他带去的礼物。他数了数我交给他的那盒雪茄以后，从中挑出了几支，把余下的还给我说，再多也不需要了。
我问他能否花点钱打点一下或者托托朋友替他减刑。他先是凄然一笑，耸了耸肩膀，但似乎很快又改变了主意，求我叫人做一台弥撒超度他的灵魂。
“您能否，”他不好意思地又说道，“您能否为一个得罪过您的人再做一台？”
“当然可以，朋友，”我对他说道，“不过，据我所知，这地方上还没有人得罪过我。”
他拿起我的手，神情严肃地紧紧握着。沉默了一会，又说道：
“我能再托您办一件事吗？……您回国也许会路过纳瓦拉，至少会经过距那儿不远的维多利亚。”
“不错，”我对他说，“我肯定会经过维多利亚。我绕道到班布罗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了您，我绕这个弯也乐此不疲。”
“好极了！如果您去班布罗那，肯定能看到许多令您感兴趣的东西……那是个美丽的城市……我把这个徽章交给您（说着，他指给我看挂在他脖子上的一个小银章），请您用布或纸包好……”他停了一下，努力控制激动的情绪，“把它交给或托人交给一位老妈妈，地址我会告诉您。”
“您就说我死了，但别说如何死的。”我允诺替他办这件事。第二天，我又去看他，和他度过了一段时间。下面诸位将要看到的一些悲惨遭遇就是他亲口讲述给我的。
三
他开始叙述起了他的故事。我出生在巴兹坦盆地的艾里狄多。我名叫唐何塞·里萨拉本戈亚。先生，您了解西班牙，一听我的名字就会清楚我是巴斯克人，祖辈都是基督徒。我姓名前冠以唐字是我的权利，如果在艾里狄多，我还可以向您展示写在羊皮纸上的家谱哩。家里想让我成为神甫，叫我念书，但我这人天生与书无缘。我太爱打网球了，这就害了我一辈子。我们纳瓦拉人一打起网球来便什么都不顾了。有一天，我赢了球，一个阿拉瓦省的小伙子向我挑衅，双方都动了马基拉，结果我又占了上风，可这一来我不得不离开家乡。路上遇见了龙骑兵，便投军入了阿尔曼萨骑兵团。我们这些山民学打仗不含糊。我不久便当上了下士，上级已经允诺提升我为中士，可是倒霉的事却来了。我被派往塞维利亚烟草厂做警卫。如果您到塞维利亚，一定会看见城外瓜达基维尔河边那座惹眼的大建筑，烟草厂的大门和附近的警卫室，至今仿佛还历历在目。西班牙人懒散值班时不是打牌就是睡大觉，我这个老实的纳瓦拉人则总想找点事做做。一天午饭过后，我正拿着黄铜丝给我枪上的通针编根链子，突然听见弟兄们说：“钟响了，姑娘们快回来干活了！”您知道，先生，烟厂里整整有四五百女工，在一个大厅里卷雪茄。男人没有“二十四道杠杠”的允许是不准进去的，因为天热的时候，女工们穿得都很随便，尤其是年轻的女工们午饭后回厂时，不少年轻小伙子都拥到大门旁看她们入厂，对她们说各种各样挑逗轻薄的话。姑娘们很少会拒绝塔夫绸头巾之类的礼物的。风流哥儿们只要撒出钓钩，鱼儿便纷至沓来，垂手可得。其他人都在抻着脖子看，而我却依然坐在门旁的板凳上。那时我还年轻，总想着家乡，觉得不穿蓝色裙子，肩上不搭着两条辫的就绝对不算漂亮姑娘。而且，安达卢西亚的女孩子也令我胆怯，我还不习惯她们的作风：尖酸刻薄，没一句正经话。所以我只顾埋头编我的链子，忽然听见有人说：“瞧，那小吉卜赛来了！”我撩起眼帘，一下便看见了她。那天是星期五，我终生难忘。我看见了您认识的那个卡门，几个月前我就是在她家遇见您的。
她穿的红裙颇短，露出一双破了好几个洞的长丝袜，纤巧的红皮鞋系着火红的丝带。她撩开头巾，似乎有意让人看见她的肩膀和插在她衬衣上的一大束金合欢。她嘴角还衔着一朵，款摆腰肢，步步前移，活像哥尔多巴养马场的一匹小骒马。在我家乡，大家若是看见一个这样装束的女人都不得不划个十字。而在塞维利亚，她的身段却博得了每一个人的赞赏。而她则有问必答，媚眼横抛，手叉着腰，其淫荡劲不愧为地道的波希米亚娘儿们。因此缘故，我起初并不喜欢她。重又捡起手中的活计。但她或所有的女人和猫一样，叫她们来不来，不叫她们来却偏来，竟在我面前停下来，和我搭讪。“大哥，”她依安达卢西亚习惯向我说道，“能把你的链子送给我系钱箱的钥匙吗？”
“那是系我的通针的。”我回答她道。
“你的通针！”她大笑着说道，“哦！既然先生需要勾针，那么先生是做花边的啰！”这不分明是故意挑逗我吗？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地笑了。我窘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好吧，我的心肝，”她接着说道，“给我勾七尺黑色花边做一块头巾吧，亲爱的勾针师傅！”说着拿起嘴上的金合欢，用拇指一弹，正好弹到我两眼之间的鼻梁上。先生，那简直就像一颗子弹飞来……我躲也没处躲，傻乎乎地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直到她进了工厂，我才看见那朵金合欢掉在我两腿之间的地上。我不知怎地，竟趁弟兄们没注意的时候把花捡了起来，如获至宝地放进上衣里，这是我做的第一件蠢事！
两三个小时以后，我还在想这件事，忽然一个看门的人面无血色，气喘吁吁地跑到警卫室来，向我们报告说，卷雪茄大厅里有一个女人被杀了，得派警卫去看看。中士立即叫我带两个弟兄去。我领着人飞奔上楼。先生，您能想得到吗？我一迈进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百个只穿衬衣或差不多只穿衬衣的妇女，又叫又嚷，指指划划，闹得沸反盈天，连天上打雷也听不见。有一个妇工躺在地上，四脚朝天，满身是血，脸上刚被人用刀划了个大叉。人群中心地最善良的几个女工正忙着救护。伤者前面，我看见卡门被五六个妇女抓住。受伤的那个女人像杀猪一样地叫嚷：“快叫神甫来！我要忏悔！我要死了！”卡门一声不哼，牙关紧闭，双眼像四脚蛇一样滴溜溜乱转。“怎么回事？”我大声问道。女工们七嘴八舌，同时对我讲述，我好不容易才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大概是那个受伤的女人夸口兜里有足够的钱可以在特里亚纳集市上买头驴。“嘿！”多嘴的卡门说道，“你有一把扫帚！根据西方传说，女巫夜间骑扫帚飞行。难道不是吗？”对方认为这句话是恶语伤人，也许扫帚犯了她的忌，便回答说，她对扫帚一窍不通，因为她既没有做波希米亚人，也没有当撒旦干女儿的荣幸，不像卡门小姐将来被市长先生带去散步，后面还有两个仆人轰苍蝇的时候，便会熟悉她的驴子了。“那好吧。”卡门冷笑着说道，“我先在你腮帮子上挖几条让苍蝇喝水的槽，我还要在上面画个棋盘哩。”说到做到，她用切雪茄的刀，喀嚓两下！在对方的脸上划了个斜十字。
事情清楚了，我便抓住卡门的胳臂，颇有礼貌地对她说：“大姐，您得跟我走。”她像认出我似的瞅了我一眼，乖乖地说：“那走吧，我的头巾呢？”她系好头巾，只露出一双大眼睛，然后柔顺得像头绵羊，跟在我的两个弟兄后面走出了大厅。到了警卫室，中士说事情严重，必须把她关进大牢。还是由我负责押送。我叫两个龙骑兵一边一个，把她夹在中间，而我则像押解犯人的惯常做法，在后面走。就这样动身进城。那波希米亚女子初时保持沉默，可到了蛇街——这条街您知道，弯弯曲曲的，真是名副其实——进入了蛇街，她故意让头巾滑落在肩膀上，好让我看见她迷人的小脸，同时尽量转过头来，对我说：
“长官，您要带我去哪儿？”“去监狱，可怜的孩子。”我尽量把用柔和的声音回答。对待囚犯，特别是女犯，心地善良的士兵理当如此。“哎呀，那我会成什么了，长官大人，可怜可怜我吧。您那么年轻，那么和气！……”然后，把声音压低，说道：
“放我逃吧，我会送您一块‘巴拉齐’，让所有女人都抢着爱您。”
先生，“巴拉齐”是磁石，据波希米亚人说，如果懂得使用，可以施展很多法术。刮下一小撮粉末放在一杯白葡萄酒里让女人喝了，她就会乖乖地就范。我一本正经地回答她：
“咱们在这儿废话少说，你要进监牢，这是命令，毫无办法。”
我们巴斯克人说话有口音，一听就知道不是西班牙人。相反，西班牙人中哪怕只会讲“巴依，姚纳”的也找不出一个。所以卡门一下子便猜出我是外省人。先生，您知道，波希米亚人没有祖国，四海为家，各种语言都会讲，大部分定居在葡萄牙、法国、外省和加塔卢尼西。他们甚至和摩尔人和英国人也能交谈。卡门的巴斯克语讲得非常地道。她突然对我说：“拉古纳，埃内，比霍察雷纳，亲爱的心肝宝贝儿，您是本地人吗？”
先生，我们的语言真的是太美了。客居异地，一听到乡音，不由地浑身发颤，热泪盈眶……我希望有一个外省神甫来听我忏悔。那强盗压低声音加了一句。接着，沉默了片刻，又继续说了下去。
“我的老家是艾里狄多。”我听见她说我家乡的话，心中煞是激动，便用巴斯克语回答道。
“我吗？我的老家是艾查拉尔。”她说道。（这地方离我家乡只有四个钟头的路程。）“是被波希米亚人拐到塞维利亚来的。我在卷烟厂做工，好赚足路费回到纳瓦拉我妈妈那儿。我妈全靠我养活，家里仅有一个‘巴拉切阿’，种二十棵酿酒用的苹果树。唉，若是我能回到家乡，站在白雪皑皑的山下该多好！刚才她们骂我，只因我不是本地人，跟那些流氓和卖烂橘子的小贩不是一条道儿。所以那些臭娘们全都和我作对，因为我曾跟她们说，她们塞维利亚所右的‘雅克’，即使拿着刀一起上，也敌不过咱们家乡一个头戴蓝色贝雷帽、手拿马基拉的小伙子。我说，伙计，难道您能忍心不帮您家乡一个姑娘什么忙吗？”
她撒谎，先生，她老撒谎，真弄不清这个女人一辈子是否讲过一句真话。但只要她一开口，我就偏偏相信，真是鬼迷心窍，真是毫无办法。她的巴斯克语说得很蹩脚，我却相信她是纳瓦拉人。单凭她的眼睛，加上她的嘴和肤色，就说明她其实是波希米亚人。当时我真犯昏，什么也没注意。心里想，倘若有西班牙人敢说我家乡的坏话，我也会和她刚才惩罚她的伙伴那样，用刀豁开他们的脸。总之，当时我像喝醉了酒，开始说胡话，眼看就要干蠢事了。
“老乡，如果我只轻轻一推，您就假装倒下，”她用巴斯克语又说道，“那两个卡斯提尔傻小子休想拽得住我……”
我的天，我把命令职责和一切都忘了，竟对她说：“老乡，我的小乖乖，你就试试看，愿山里的圣母保佑你！”这时候，我们正经过一条小巷。在塞维利亚，这样的小巷太多了。卡门霍地转过身来，当胸给了我一拳。我故意仰面朝天倒下。她一蹦，从我身上跳了过去，没命地飞跑，我们只看见她的两条腿！……大家都说巴斯克人腿快，她的腿，她的腿比兔子都快……既快又好看。我虽然爬起来了，但却把长枪一横，把整条街拦住，两位弟兄想追却先被挡了一下。然后，我开始跑，他们紧随在后。我们穿着带马刺的军靴，挎着军刀，拿着长枪，要追上她，却是休想！不到我给您讲这些话的功夫，女犯已经踪影皆无了。何况大街上的娘儿们还帮助她，讥讽我们，故意把我们往错误的方向引。我们来回瞎兜圈子，最后只好一无所获地返回警卫室，没拿到典狱长的收条。
我的部下为了逃避处分，跟上面说卡门和我用巴斯克语谈过话。说实在的，一个纤纤弱质的小女子，轻而易举地一拳就把我这样一个壮汉打倒，似乎也太不合乎情理。这一切都很可疑，甚至可以说太明显了。后来，我就被革了职，送去坐一个月监牢。这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受处分。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中士一职从此也与我挥手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