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朋友极大地丰富了爱玩的课余生活。几乎天天晚上的音乐会让他看到了这里生活的另一面。他的邻居去不去上课全凭心情。一个几乎天天凌晨三点钟睡觉的人要在早晨八点起床，需要的意志不亚于每天跑一个马拉松——那个胖胖的阿兹詹也是同道中人。阿旺和阿兹詹是这学院的元老级学生，在这里已经呆了两年——不过是在大学一年级呆了两年，有些课程他们已经重读了三四遍。他们还要在这里呆多少年没人知道。从自己的邻居身上爱玩看到了当地马来人性格上的特点——和善，热情和懒散。
通过和他们接触爱玩知道他们在当地算是富裕的马来人。当地的政府在高等教育上采取份额制。大学里百分之九十的分额留给了马来人，剩下的百分之十当地的华人和印度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分。如果马来人的份额达不到百分之九十，就把马来人这部分的分数线降下来，保证马来人的份额。长了这么大，爱玩头一次听说这么不合理的入取制度。不过这政策倒是激励了当地的华人。当地的华人大部分的经济状况都要好于当地的土著。所以只要有条件的华人家庭的孩子高中毕业后都出国留学，大部分是去澳大利亚，也有去英国的。华人受教育的起点就比当地的马来人高。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地的华人在经济上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尽管他们受到各种形式的束缚，打压。不过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也影响到了华人。所以家长开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和外国大学联办的当地的私立学院。等到最后一学年的时候再转到国外，这样可以省不少钱。一些富裕的当地土著也开始把自己的孩子往私立学院里送。所以在如来学院，当地华人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从到这学院的第一天开始，爱玩来没有感到自己是“老外”，只是觉得自己移民到了广州，反而觉得当地皮肤稍黑的马来人才是外国人。
当地的马来人学生的生活过的很是闲适，不过爱玩就没有那种幸福了。每天他都要早起上课。每天晚上到钟婷那里去报到，闲聊，再回来和邻居们合奏到半夜，爱玩的生物钟已经颠倒过来。这里的大学课程规定学生每学期只学四门课程，可是基础班课程的学生课时几乎要多一倍。阿旺和阿兹詹都有上午没有课的时候——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自己天天上午没有课。爱玩每天早上都要七点钟起身，昨夜的鼓点还在脑袋里响个不停。从澳大利亚来的主管Jim 称基础课程是大学课程的“warm up（热身）”，爱玩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想“再这么下去我早晚会‘fucked up’”。有时他也想象阿旺那样睡到日照三杆，但是他是呆不住的人，再想想钟婷和贾大化都和自己在同一个班，就立刻精神抖擞了。学院为了缩短时间，澳大利亚大学半年的课程在它这里只用三个月完成。所以在这里一年有三个学期。正常的学习时间再加上考试和放假，每个学期四个月。爱玩为了能和钟婷拉近距离，只好咬着牙挺着。爱玩如此之忙绝不是忙在功课上。大学的基础班课程一共有六门：英语，数学，经济学，法律，管理学，会计。对于一个英语合格的中国学生来说，这六门功课里数学最轻松。经济学就是中国大学里的西方经济学，这次好比是看完了配音的外国电影，再看一遍原版片。管理学虽然理论是同样的，但是教材里案例的生词太多，要费些时间查字典。最难的是法律，尽管是开卷考试，但教材并不好理解，有大量的案例和生词需要学生去背。不过凭心而论，功课的难度和国内的课本比简直是小菜一碟。以经济学为例，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的试题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微积分的运算，但在这里，试题侧重应用，案例分析是最经常的题型。
上课没忙活到一个星期，爱玩就后悔自己进入基础班。他在国内听英语的教学磁带都费劲，就更不用说在这里听当地教师用那南洋风味的英语讲课了。当地的独特的英语口音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一天和如来学院联合办学的一家新西兰大学的校方代表来这里推销课程。他讲完后一名叫李贤伟的当地马华男生悄悄问爱玩：“他说的话口音太重，你能听得懂吗？”爱玩说：“能啊，我听你们讲英语反而费劲。”那男生白眼一翻，理直气壮地说：“那是当然了，我们说的是美国英语嘛！我们国家的人语言水平都高。”在一旁的张也听了差点笑晕过去，想这男生也和中国的愤青们一样，充满爱国热情。爱玩心想你还好意思说你的语言水平高，昨天是谁把“汇源果汁”念成“江源果汁”的？
会计这门课是澳大利亚的课程主管亲自执教。爱玩本来就对澳洲人不屑一顾，看着那主管的脑门，又常常想起自己在签证时那“only you”的典故，气更是不打一处来。那澳洲主管说话的速度又奇快无比，好象外国拍卖行里的主持人，单词成串的从嘴里往出窜，后面的追债般地赶着前面的。“我就奇怪，他怎么还不憋死？”爱玩听了三天课，无可奈何地说。他彻底地放弃了。其他科目的情况只能更糟——除了数学。张也套用了别人评价鲁迅的一句话，说爱玩在数学课上“嘻笑怒骂，皆成答案。”每次上课爱玩和张也都坐在教室的最前排，一边相互说着笑话，一边解题。他们用的是简便方法加心算，连过程也省略了。往往是当地学生们还在一心一意地敲计算器时，他们已经写出了答案。爱玩经常对讲师的解题方法不满，又总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可怜的是那个印度裔数学教师，每天上课看到爱玩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在讲课的时候出错。可是他怕什么偏偏碰到什么，爱玩总是能在他的解题过程中找出“不足之处”。他有时甚至还走到黑板前，亲自“执教”。张也对爱玩说：“你何必跟他抬杠？”爱玩说：“我不是抬杠，我是让他明白我们中国学生不是傻子，别以为我们好唬。”张也说：“你这又是何必？这班里的中国人谁没学过解二次方程？他再错你就让他错——反正中国人都会，糊涂的只能是当地人。再说，学校给你钱了吗？”爱玩笑着说：“你好卑鄙。”那印度教师有几次气得想把课本砸在爱玩的头上，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后来爱玩觉得数学课的内容自己都会，就不怎么来上课了－－有这时间他还不如在图书馆里和钟婷闲聊呢。那印度裔教师成了学院里唯一的因为学生不来上课而高兴的教师。爱玩缺席数学课是因为他会，没有必要去；缺席其他的科目是因为他不会，去了也白去。而且喧闹的宿舍已经使他变成了一只昼伏夜出的动物。
唯一可以安慰爱玩的是他和钟婷的关系比从前亲近了很多。他根本就不理会女生宿舍楼大门上挂着的“男生不得入内”的英文牌子，每天晚上都是理直气壮地走进女生宿舍楼。张也作为中国学生会主席，责无旁贷地多次提醒他，爱玩只说：“那是马来文，我看不懂。”每晚到钟婷宿舍的“参拜”不仅使他可以在心烦的时候避开隔壁的摇滚演唱会，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事做——在这荒山野岭他总得干点什么。人们有时晚上在食堂里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钟婷的神态，气质，纯纯的表情让他想起自己在初中交的那些女朋友。爱玩没有辜负钟婷妈妈的期望，也尽了“哥哥”的责任。在钟婷面前他总是那么大方。吃饭不用说，从钟婷那堆了半床的“蜡笔小新”就能看出来——钟婷喜欢“蜡笔小新”。贾大化给钟婷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塑料模型放在她的书桌上。爱玩见到后立刻在夜市上买了一个半人高的绒布小新。
贾大化也加强了对钟婷的攻势。开始时他总是和爱玩“不期而遇”，后来发展到“期期”而遇。和爱玩相比，贾大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韧劲。他从没有象爱玩那样轰轰烈烈。不过他和钟婷在一起的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包含着深意。而且他坚持不懈的吹牛更是让人佩服——他的话别人一听就知道是吹牛，可他的脸色硬是毫无变化。此种厚脸皮也非常人可以拥有。贾大化的韧劲着实让爱玩气愤，也让钟婷无可奈何——有时贾大化和爱玩竞赛晚上谁最后离开钟婷的房间。自从“夜市之役”（这是张也起的名字）惨败之后，贾大化吸取了教训，也开始对自己的大脑进行“文化装修”。不过他的行动太晚了，和爱玩对战时总有些力不从心。如果拼财力，他又拼不过爱玩——他送给钟婷的所有东西都只能衬托着他的小气。他只能靠和爱玩谈天时打出一些奇谈怪论，吸引钟婷的目光。爱玩对贾大化的理论嗤之以鼻。结果论战往往就此展开——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国外大学的排名，如来学院的地位，如何转签证去第三国，甚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经典论题都被他们揪了出来。巧妙的反问，不知出处的证据，面不该色地不承认自己刚说过的话，话里有话地人身攻击，他们的辩论足以让国际大专辩论赛的选手们汗颜。在他们俩口吐白沫，手舞足蹈的时候，钟婷和淑玲只能无奈的对视。难为钟婷的还是爱玩和贾大化常常让钟婷作裁判。每到这时，钟婷只能歉意地表示自己对他们所争论的一无所知。当然最无辜的还是钟婷的同房——淑玲——本来是局外人，却不得不天天观战。有时还要被迫担任爱玩和贾大化辩论的特邀评委。爱玩在忙碌中适应着这个新的环境。不过他同其他中国同学的交往却只能用一般来形容。平时大家见了面，不过打个招呼，至多寒喧几句。在信息社会里个人电脑换代更新快，人也是如此—他们和大部分中国学生不过只差一两岁，可很难找到谈得来的朋友。他在国内读了将近两年的大学，已经对大学的生活有了体验和了解，到这里不到两周，他就知道天下的乌鸦——至少是亚洲的乌鸦一样黑。这里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半新的。而其他的中国学生大部分是刚刚高中毕业，有些还是直接从高中转过来的。他们还处在对全新生活的体验中，他们对大学生活的浪漫幻想因为人在国外又不用打工，破灭得比国内的大学们稍慢些。爱玩并不在意交不到新朋友（除了女朋友），他和别人的交往通常只停留在表面，也就是所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对谁都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
粗略地研究了自己周围的同学，爱玩发现虽然这里的中国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区，然而大体上可分成两类——留学生和留学畜牲。留学生当然是指真正到这里学习的人。至少保证每天准时上课，按时完成讲师布置的作业。最重要的一点是期末考试他们能够及格，最大程度的保护了父母在他们身上的投资。至于所说的“留学畜牲”，虽然具体行为不同，然而都是打着留学旗号，实则来这里“游学”度假的中国青年(按照中国人“孝”的观念，这些浪费父母心血的青年不正是畜牲吗？)。这些人一般“隐居”在校外，一年也难得看见几次。爱玩把自己的理论和张也分享，张也笑着说他的话过于伤自尊，再说按中国古代传统叫法，都是称读书人为“生”比如“张生”，“王生”，“李生”，所以最好是把“留学畜牲”改为“留学畜生”。听到张也正番话，爱玩问“我是哪一类？”张也开玩笑说：“那些留学畜生们有时还到课堂上走动走动，点卯，应景。你连课也不上，是‘禽兽不如’。”
中国留学生会后来又开了几次补选会——当然是张也主持。爱玩一次都没有去。那些戏他在奉阳大学时不仅演过，而且编过，导过，已经够了。在这里他连个群众演员也不想当。其他群众似乎对张也十分信任，所以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是一回少于一回。再后来爱玩就每一次都去了——他听说贾大化想要通过参加选举加入中国学生会委员会，投反对票去了。等到钟婷当选为学生委员后，爱玩就常常列席会议。张也看他如此积极的参加中国学生的活动，有了大事小情都找他帮忙。爱玩有时怕占用自己的时间，面露难色。但张也抓住了他的弱点，说：“如果你没空，我只好请贾大化帮忙了。”爱玩无可奈何，只得从命。张也在背后笑称他为“军机处行走”，总算是报了那天在夜市被迫帮他拿鱼缸的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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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周里，爱玩对自己的讲师们也渐渐的有了了解。三流的设备配一流的教师是一流的大学，一流的设备配三流的教师，是不入流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