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君子成事的顺序是“修身、齐家、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曾国藩无疑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对读书推崇备至。的确，无论你的出身如何，也无论你的智商有多高，你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知识改变命运！你可以相信自己的能力，但没有知识的能力就像没有燃料的机器，永远不可能有所作为。藐视学习的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读书是人生最好的出路
澄弟、沅弟左右：
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吾自奉督办山东军务之命，初九、十三日两折皆已寄弟阅看，兹将两次批谕抄阅。吾于廿五日启行登舟，在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营一概开行，带去之六营一概拔队，然后解维长行。
茂堂不愿久在北路，拟至徐州度暑后，九月间，准茂堂还湘。勇丁有不愿留徐者，亦听随茂堂归。总使吉中全军人人荣归，可去可来，无半句闲话惹人谈论，沅弟千万放心。
余舌尖蹇涩，不能多说话，诸事不甚耐烦，幸饮食如常耳。
沅弟湿毒未减，悬系之至。药物断难奏效，总以能养能睡为妙。
同治四年五月廿五日
曾国藩对读书的认识很深刻，他觉得只有读书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同时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更通情达理，因此，他在家书中写道：“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曾国藩的一生，在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的帮助。曾国藩通过读书，领会封建官场之道，走上了仕宦之途，树立了“为官，为国，为大同”的远大理想。
曾国藩最善于从书中汲取“为官之道”的营养。在京师供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天灾泛滥、内忧外患交加的时候。因为天灾有黄河决口，内忧有太平天国，外患有“英夷”，所以，闲暇时刻，曾国藩会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史籍，琢磨古人的为官之理，一旦遇到具体的军政以及庶务问题，便能把平时读书所得，拿出来应用。我们只要对曾国藩十多年的京城为官生活、十多年京官期间坚持不懈地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的情况有所了解，就知道他是在时刻不停地研究为官之道，时刻不停地关心时务，时刻不停地为为官之途作储备，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书籍为他起到了重用的支撑作用。
在战乱频繁、政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钟情于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把上至孔子、下到王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可见，曾国藩读书的习惯影响了他的下属。他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前大量反复地阅读王船山著作，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尤其烂熟于心，心得体会颇多，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载。一些湘军将领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纷纷研读船山著作，而这种现象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阅读而已，而是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中汲取营养，寻求用兵治国之法，为军事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描述的：“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这批湘军将领多是“一介书生”、“布衣寒士”投笔从戎，从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总督一类的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他们不约而同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船山遗书》使他们获益匪浅，而这，与曾国藩对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读书，使曾国藩的学术观点“经世致用”臻于完善；读书，也使他的军事事业如日中天。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正面的抑或是反面的，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王船山学术。曾国藩对后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深厚的他，为鞭策和警示自己读书不要放松，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大概内容是：“死中求活，淡极乐生。”“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从中发现乐趣。2月17日，他感到病体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他却不以为然，晚上依旧读书不改。在他看来，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岁末，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他在日记中写道：“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这则日记既写到了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专心致志。可是他虽规定自己以后不做文，不看生书，但却无法实现心愿。因为不久之后，有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一部，这是他从未看过的新书，他拿到手后便不舍放下，从头到尾读完，全神贯注投入，全已忘记自己是病重之躯。后又有湖南王闿运送《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等自己所著之书，他收到后虽不是字斟句酌一一细看，但每部书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此后他又继续坚持阅读了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朱彬所纂《札记训纂》，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日本人所著《新论》，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陶篁村所挹《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等一批生书，他已违背自己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
1872年，曾国藩的久病之躯已是风中残烛。3月2日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3月5日，曾国藩出城迎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迎候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已是油尽灯枯，更是珍惜生命的余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坚持不懈地读《二程全书》，希望给自己对理学的研究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善于学习，勤于学习，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知识爆炸的经济时代更应如此，每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日日学习，月月学习，使自己不断进步，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不学习肯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体会到书中的意味和内涵
字谕纪泽儿：
接尔二十九、三十号两禀，得悉《书经》注疏看《商书》已毕。《书经》注疏颇庸陋，不如《诗经》之赅博。我朝儒者，如阎百诗、姚姬传诸公皆辨别古文《尚书》之伪。孔安国之传，亦伪作也。
盖秦燔书后，汉代伏生传，欧阳及大小夏侯所习，皆仅二十八篇，所谓今文《尚书》者也。厥后孔安国家有故《尚书》，多十余篇，遭巫蛊之事，未得立于学官，不传于世。厥后张霸有《尚书》百两篇，亦不传于世。后汉贾逵、马、郑作古文《尚书》注解，亦不传于世。至东晋梅赜始献古文《尚书》并孙安国传，自六朝唐宋以来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吴才老及朱子、梅鼎祚、归震川，皆疑其为伪。至阎百诗遂专著一书以痛辨之，名曰《疏证》。自是辨之者数十家，人人皆称伪古文、伪孔氏也。《日知录》中略著其原委。王西庄、孔渊如、江艮庭三家皆详言之（《皇清经解》中皆有江书，不足观）。此亦《六经》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邓先生讲书，仍请讲《周易折中》。余圈过之《通鉴》，暂不必讲，恐污坏耳。尔每日起得早否？并问。此谕。
涤生手示
六月十四日辰刻
曾国藩在强调读书时认为，读书不一定要读熟，但一定要读懂。如果读书时确实看明白了，时间长了一定能体会到其中的意味，心中就会出现心旷神怡的感觉，知识自然而然就精进了。
不读书不行，死读书更不行。现代社会，书如浩瀚海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我们在泛舟书海之时，千万不要迷失了方向。我们既不要做目不识丁的文盲，更不要做满腹诗书的“睁眼瞎”，要学会把书本的死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活技能。读书要读得进去，更要走得出来。
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年少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兵法，每当谈论如何领兵打仗，他总是口若悬河，认为没人可以抵得上他。他曾经与他的父亲赵奢谈论过兵法，赵奢也难不倒他，但却不认为他可以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这是什么原因，赵奢说：“领兵打仗的大事，而赵括却把它看得轻松平常。要是赵国不任用赵括做将军还好，如果一旦让他做了将军，那么导致赵国的军队吃败仗的人一定就是赵括。”
后来，赵王听信谣言，拜赵括为大将军，替换廉颇守卫长平。他的母亲给赵王上书，说赵括只是读了些兵书，从没带兵打过仗，而且为人骄傲，不能担当重任。可是赵王不听，执意要用赵括。
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20万到了长平，廉颇办了移交，长吁短叹地回邯郸去了。赵括统率着40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不与敌人作战的命令全部废除，下命令说：“秦国再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那边范睢消息，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到长平与赵军作战，布置好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军果然追赶过来。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25000人，切断赵军的后路；另派5000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40万赵军切成两段。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只好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切断了。
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了40多天，兵士都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带兵想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赵括射死了。赵军听到主将被杀，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结果40万赵军被秦军在一夜之间全部活埋，可怜赵国最精锐的40万军队，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
赵括就是犯了蕅益大师所说的错误，自以为熟读兵书战策，胸中有万千韬略，增长了“悭、贪、嫉妒、傲慢，鄙覆习气”，结果却“自毁伤”。
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虽然满腹经纶，书本知识丰富，但没有实际的本领，不能够把书本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结果，在实际的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但丢了性命，而且使赵国从此走上衰败的道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死读书、读死书，不但误了自己，而且还误了国家。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实践出真知”，意思是只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知识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成为你的能力。大到关系国家命运的事件，小到个人的生活小事，“实践出真知”都是极其正确的。
常言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在一定情况下确实如此。书本给出的规范，总是一些抽象的定律和原理，而具体的生活情境却无限复杂，用知识指导生活，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也需要诸多创造性的中间环节才能有效实现，否则，知识的规范将使人手足无措。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人活在世上，实践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但是产生理论知识的源泉，而且有些精深的技艺是难以从书本上得到的。当然，忽视书本知识，排斥间接经验，盲目地将书本知识一概视为糟粕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学习不必“择地”“择时”
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
四弟来信甚详，其发愤自励之志，溢于行问；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阁不如出外较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夕做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