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就业机会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应当保证工作机会均等，并竭尽全力为所有的人增加工作机会。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还是快乐生活的必须。世界经济史上铁一般的事实是，只要出现了从事工业工作的机会，大批人就会离开土地去从事这些工作。19世纪欧洲向美国的移民潮，20世纪初中国的“闯关东”和过去20多年的国内“打工潮”就是例证。如果剥夺人们的工作机会，是不可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工作着的是快乐着的。大量的证据表明失业除了造成收人损失和工作技能的折旧之外，还有许多更深层次的影响，包括心理上的伤害，工作动力、经验和自信的损失，发病率（甚至死亡率）的上升，家庭关系的破裂，社会边缘化的加剧以及种族矛盾和性别歧视的激化。就业与犯罪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若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失去工作机会，就会出现一个低机会成本犯罪的阶层。总之，失业对个人和家庭是极为痛苦的，对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是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失业。失业现象及其后果如此严重，就难怪被人看做是对一个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食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大萧条对各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以前任何一次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世界各国的产出和物价急剧下降，银行危机一国接着一国发生。失业率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持续时间之长，更超出任何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年），英国和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以上。同样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增长恢复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
在高失业率的萧条地区存在社会动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短短几年甚至数月之间，世界各地，从日本到爱尔兰，从瑞典到新西兰，从阿根廷到埃及，到处都掀起了社会的大动乱。拉丁美洲地区政府更迭频繁，1930～1931年两年之内，共有12国改朝换代，其中10国是以军事政变的手段变更政府的。没有高的失业率，希特勒可能在1933年德国大选中上不了台。1998年印度尼西亚在泰国之后，遭受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社会秩序开始不稳定，至今经济复苏缓慢，耽误了时间。要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有经济增长，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无法提供足够的新增就业机会。奥肯（Okun）法则揭示了周期波动中的GDP和失业之问的经验关系。这一法则指出，当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
3.经济制度改革的润滑剂
如果投有增长，即经济停滞，人们要想生活得更好些，就只能通过将别人的收人和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哪怕一小部分人十分富有，可以收入再分配的潜力也是极为有限的。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00美元时，一国通过静态收人再分配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使得人人都陷于每年仅有400美元收入的贫困而已。我们可以将一个经济系统看成是大小已经确定丁的馅饼，某人可以给自己切得大些，但这只能是切取r原来属于别人的那一部分。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经济增长会使一些人或者甚至使所有人的日子都会好过起来，而不必使任何人的境况恶化。即把馅饼尽量做得大些，以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得多些。做大了饼，以后怎样切、怎样分就相对容易了。经济增长可以把饼做大，使每个人都分得大小不同的饼，使各人的生活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若所有（或所有主要）的人或利益团体收入水平趋于更好（这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则有利于经济制度改革。
相反，当经济出现衰退，即负增长，饼愈来愈小，无论怎样分，大家得到的都愈来愈少，推行经济制度改革，难免使一部分人经济利益受损，容易激化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面临很大阻力。清朝末期，中国几乎没有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快速推行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小。以康有为领导的“百日维新”失败了。康有为曾说，“穷则思变，变则通”，其实，穷时思变，变难通。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凯恩斯的话，“物质上的匮乏刺激着人们去寻求变革，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来做实验的余地是极小的”。
经济增长对经济制度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一旦新经济制度所处的新兴部门开始快速增长，它无疑会削弱常规部门的经济制度，并加强更有适应性效率的新经济制度。同样，一旦常规部门增长比不上新兴部门，原本适应经济不断增长的传统制度便不再适宜了。人们逐渐不再相信这种传统经济制度本身。
二、经济增长的六个事实
1偶然出现的经济增长
我们所在的地球形成于45亿年以前，约15亿年后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即原始的单细胞生物。人类祖先在距今约35000年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整个进化过程雨转变为人类。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为止的4000年间，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瘟疫、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不存在渐进或激进的变化，静态社会统治着全世界。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末的欧洲，食物供给的增长将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最后只能是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抑制人口的增长。然而，在《人口原理》一书出版后，马尔萨斯改变了观点，他指出在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民的生活条件显著地改善了，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口比前几个世纪减少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和食物的供不应求，欧洲人开始主动控制生育以便为他们的子女和整个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几千年内，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基本没有变化。谁能料到，18世纪下半叶以后，由于工业革命发生，世界经济像火山爆发一样突然从停滞转为高速增长，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这种增长带来的经济繁荣。工业革命爆发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18世纪下半叶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制度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发生了一场革命。从此以后，经济得以迅速地发展，套用罗斯托的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阶段。从1820到1992年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8倍（人口增长了5倍）。
2.长期经济增长
18世纪下半叶经济增长降临人间后，人类总体上享受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16个首先工业化的国家长期生活水平增长率是1.6％。尽管如此，世界经济增长的进程是曲折的。1929～1934年的经济大衰退几乎摧毁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普遍担心的是经济衰退和萧条，但这些困境不仅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持续增长。例如，美国1950～1960年增长率平均达到3％～4％，这种情况使人感到，似乎经济危机的周期被抹平了，危机的周期变成了高低的波动，变成了经济发展的节奏。
就在此时，1973年石油危机突从天降，发达国家陷人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的滞胀时期。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的气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报告的题目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的宣称是简单而富有影响的：“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当前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地继续下去，那么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候，我们的行星，将达到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的预言与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事实相左。让我们看看世界经济的“领头雁”。18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1820～1890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登上世界经济第一宝座，每年增长1.2％，1890～1900年间，美国赶上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号巨人。尽管有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在1890～1989年问平均以每年2.2％的速度长期增长。虽然1981～1990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并出现较大的波动，但世界经济仍然在继续增长。尽管美国经济2001年硬着陆和衰退，但这个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庞然大物白1993年以后到2001年持续8年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使“增长的极限”的预言变得苍白无力。
3.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
目前，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愈来愈严重。对1700年前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作的估计表明，世界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差不了多少。例如，美国【指美国建国之前的英国殖民地时期。】、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人均收入只有细微的差别。从l700年至1820年，世界各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没有拉开距离。一个世纪之后，即在1820年前后，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有些拉大了，欧洲和美国的人均收人要比中国、日本或俄国高出一倍。中国、日本和俄国几乎是踏步不前；但那时印度和中国的GDP加在一起仍占世界GDP的一半。1820年之后的19世纪，世界曾次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但地理分布不均匀，它使欧洲的人均收入提高了两倍，使美国的人均收入甚至提高了三倍，世界其他地区提高缓慢。
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问的差距已经是很大了。以美元计算，美国GDP现在约是10万亿美元，而非洲所有国家的GDP总和大概为2000亿美元，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发达国家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0美元，世界上有大量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每人每天只有不到两美元的收入，如非洲南撒哈拉等低收人地区，这两者之问的差距是惊人的。
世界银行基于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类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接收人被划为低收入国家（按1992年汇率折成美元的人均收入低于675美元）和中等收人国家（1992年人均收入在675美H到8000美元之间）。后一组国家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均收入低于27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以及人均2700美元～8000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组别大多数是工业产出快速增长的亚洲和少数拉美国家（地区），有时又被称为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或经济）。按世界银行的分类，最后是高收入国家（也叫工业国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它们的人均收入高于8000美元。
4.“现代经济增长”特征
“现代经济增长”是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所使用的术语，其含义是将工业经济与商业时代或封建主义时代相对照。对于“现代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库兹涅茨在其领取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词中作过一个有启发性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人们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根据库兹涅茨的观点。经济增长是一种提供经济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两个方面。即先进的技术与制度和思想的协调与完善。
按照库兹涅茨的分析，现代经济增长具有6个特征【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钱纳里（Hollis B.Chenery）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他试图通过分析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长期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和结构的资料，来识别和总结发展的共同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供指导。】：1.人均GDP和人口高速增长；2.生产力高速增长；3.经济结构高速变迁；4.社会和意识形态高速转变；5.经济发达国家有开拓国际市场和原材料的倾向；6，经济增长有限扩散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更具体来说，这6个特征是这样的：
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和人口增长率很高。1750年以来的200多年中，发达国家人均产量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大致为2％，人口每年平均增长1％，因此总产量大约年平均增长3％。这意味着，人均产量每35年翻一番，人口每70年翻一番，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24年翻一番。增长速度远远快于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前的整个时期。
第二是生产力的快速增长。按库兹涅茨的估算，人均产量增长的50％～75％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对于现代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