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资源稀缺的问题，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学习经济”不同于“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定义有很多。按国际经济台作与发展组织（OECD）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的定义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挤。OECD根据其对。“知识经济”的定义，把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编撰的”知识（codified-konwledge）；一类是“意会的”知识（tacit-konwledge）。可编撰的知识指的是能够用语言和图形进行系统化处理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知识。而意会的知识指的是不可编撰的过去积累的经验、教训和隐藏在人的大脑内部的、很难用语言束表达的知识，将人们还未经过系统化处理的经验类的知识用学术上的分类概念给予了承认。现代软件技木能够把几乎所有的“可编撰的”知识用计算机进行处理。有人预言2100年就知识的生产而言，计算机将占98％，人类只占2％。人生产的2％主要是理念（idea）即“意会的”知识。而计算机生产的那98％则全部是“可编撰的”知识。】。“知识经济”预计美国经济会持续增长，解释不了2001年美国和全球经济的下滑。“知识经济”只承认知识的积累，否认生产力革命导致的知识革命，其理论基础是有缺陷的。具体说来，新知识和旧知识有本质的差别，是范式的不同，不能简单叠加，不存在知识总量积累这个概念，另外，现有知识存量可能因新知识革命而迅速过时。例如，人类关于农业经济的知识已被工业经济的知识淘汰；中国计划经济知识已从1978年起逐渐被市场经济知识逐渐取代。最后，知识的积累忽视了无知的存在。对康德来说，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 or Self-emancipation）的观念一直是他毕生的任务及向导。是因为这个哲人只看到了在他所处的时代牛顿经典力学的“法力无边”，没有预料到爱因斯坦对牛顿经典力学的革命。哈耶克指出，“人往往会对其知识的增长感到自豪和得意。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作为人自身创造的结果，对于人有意识的行动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的有意识知识的局限、从而也是人的无知范围，亦会不断地增加和扩大自身无知的范围”。
现在让我们从适应生产力变化的角度粗略界定“学习经济”：“学习经济”是在生产力连续增长和革命性跳跃所带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是具有资源配置效率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路径依赖，经济制度变革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有可能以利于经济增长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所以“学习经济”是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较好结合的体制。“学习经济”不意味着“知识经济”，因为知识革命是不断发生的，现有知识存量的淘汰老化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意味着任何世界上现有的经济，既非美国的模式，又非欧洲的模式。在这里，所谓“学习经济”就是一种面向全人类的可持续增长的理性经济制度，是今后世界各国从事经济改革的共同目标。
本书提出的新剑桥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存在“两部门四阶段”发展模式。第一阶段：常规部门的增长和发展。第二阶段：由于生产力突然发生革命，新兴部门的出现和快速增长，并伴随着革命性制度创新。第三阶段是两个部门的转轨阶段，新兴部门的生产力进步速度快于常规部门，投资增长速度快，逐渐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常规部门会迅速萎缩，实际上这一阶段处在两个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非均衡变化中。第四阶段是革命阶段，新兴部门的经济制度最后完全替代或“吞食”掉常规部门，成为新的常规部门。此后，经济又回到第一阶段。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系统都可能在任何一个阶段出现问题。若从“两部门四阶段”发展模式角度更具体界定“学习经济”，“学习经济”是能顺利和安全地完成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
所谓美国“新经济”和随之的衰退，本书认为，1971年世界生产力革命以信息技术的形式突然发生，同时，美国信息产业诞生，从1983年后美国在信息产业相关部门的带动下，开始快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实际处于从工业部门向信息部门转轨的第三阶段，但民众误以为是革命的第四阶段的脱离现实的判断，即“新经济”阶段，由此产生的长期预期过于乐观，由于美国金融体制在防止股市泡沫上存在制度性缺陷，再加上美国货币政策没有在股市泡沫形成的早期对之加以坚决扼系，股票市场狂飙，纳斯达克市场形成股市泡沫，最后导致股市崩盘，信息部门的投资滑坡。尽管如此，凭借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创造工作机会的能力，使消费增长很顽强，能帮助恢复经济增长。美国信息产业现今的困境是暂时的，无碍整体产业的基本健全。美国经济现正经历的经济转轨和蜕变将继续下去。但是，美国经济还远不是“学习经济”，过了此“劫”，难保能过未来生产力革命的“劫”。
经济思想毕竟仍是空泛的，对经济的理想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是重要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学习经济”的设计可能也应该有许多模式，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国情不同，经济制度也应不同。否则，有中国古代“橘生淮南则为枳”的风险。尽管如此，“学习经济”应包括一些共同的组成部门。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确实和人体有相似之处：都要有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或免疫系统等。根据新剑桥经济理论，我提出“学习经济”的蓝图，这个设计可能漏洞百出，但它可作为一个经济改革的参考，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同时，我要提醒读者，千万不要把我在当前通用技术状态下对“学习经济”的设想当做“学习经济”的不变的特征来僵化地理解，这就违背了“学习经济”思想的真谛。
“学习经济”的蓝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垄断竞争和充分竞争并存的产品市场，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允许革命发生但又管理风险的资本市场是“肌肉”，有适应性效率的常规和新兴部门是骨干，灵活的。国家学习体系是催化剂，是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劳动力市场要求劳动者终身学习。劳动者的素质体现在学习能力上而不是其知识多少上。这个经济既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又不掉进“福利陷阱”，社会的平等主要足通过人人有工作机会的基础上实现的。务实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运行的“方向盘”，包括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在不健全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学习经济”最薄弱的部门是对外部门，该部门特别是资本账户就像人体的膝关节一样脆弱。所以，有效的金融风险管理是“学习经济”的“护膝”，用以防范国际资本逆转导致的金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防止国际资本逆转对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未具备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实施资本控制是必要的，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可行手段。“学习经济”坚决反对高的通货膨胀，但它并不意味着高通货膨胀不会出现；不意味我们将不会有再一次经济短期衰退。
三、本书结构介绍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我在本章将对目前经济学发展的状况作个简要的评价。首先，我回顾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指出该学派的三大不足：忽视经济制度的作用，价格调整的粘性和不同性质的资本品完全叠加。由于经济增长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和永恒的主题。遗憾的是，当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几个事实不能够提供一个很满意的答案。总之。我认为，当代经济学发展处于一个科学危机阶段，需要有新的经济理论体系来带动一场科学革命。
在第二章，我将提出“学习经济”思想。该思想是这样的：人类文明的发展，造就了科学这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演绎体系：科学发展必然发生革命，但科学革命发生的形式和时间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预知的；必然发生但又不确定的科学革命导致必然发生但又不确定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导致必然发生但又不确定的生产力革命。但是，经济制度的发展是路径依赖的。当一个国家无法对生产力革命产生根本性影响时，就只有改革现有的经济制度，提高经济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第三章我将提出新剑桥经济理论框架，把科学和经济学紧密结合起来，挑战主流经济学。我将集中论述库恩的科学哲学框架，探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发掘生产力革命的根源。投资活动是把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技术革命是基本的技术框架被彻底取代而不是修改，是彻底地崩溃而不是修修补补。所以，由于技术范式不一样，资本的性质也不一样。我提出，两个通用技术范式的资本不等同，这动摇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在假设存在常规部门资本和新兴部门资本的前提下，我力图初步建立一个内在逻辑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在本章提出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两部门四阶段”模型和国际资本逆转模型。
第四章根据新剑桥经济理论框架，我对“学习经济”的国内结构调整机制做一个粗略的设计，重点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提出一个新的“国家学习体系”的概念。
第五章我对“学习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学习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五大目标是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防范金融危机。为达到这五大目标，一个国家的政府应根据国内经济状态和国际经济发展来务实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可大致分需求管理和供给两大方面，需求管理的经济政策叉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第六章，我对国际金融新体系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并提出我的设想，即建立一个“国家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组织”作为新体系的基础之一。
第七章是结束语。由于本书对怎样达到“学习经济”这个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制度谈得不多，我在结论中专门谈一谈经济改革之道。受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启发，我讲了一个亲身体会的“黄山经验”。“黄山经验”是一种既要执着追求理想又要脚踏实地行动的战略，希望这个战略不但对经济改革有帮助，对读者的生活也有启迪。
“学习经济”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什么意味呢？本书附录将谈一谈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供读者参考。
作者简介
本书对目前经济学发展的状况作个简要的评价，根据新剑桥经济理论框架，对“学习经济”的国内结构调整机制做了一个粗略的设计，重点强调了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提出一个新的“国家学习体系”的概念。
姚余栋，现任“学习经济论坛”秘书长。1971年4月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1992年获东南大学学上学位，井获“优秀毕业生”称号，同年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免试录取。）95年获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英同剑桥人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至1997午任中同经济体会常务理事（英国）、1997年当选剑桥大学沃夫森学院学生会手席，1998～1999年任“剑桥大学东亚经济论坛”秘书长、1998～1999年任剑桥中国海外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兼全英学联执委。曾分别于1995年在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和1999年在美国花旗银行伦敦分行金融监管部短期工作；2000年11月至2001年7月任世界银行经济咨询顾问。
作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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