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不安分的石狮人显然已不满足于“估衣摊”式的小打小闹，办工厂成为当时很多人不约而同的第一选择，如何对待爆发自民间的创业冲动，成为当时摆在晋江县政府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一种意见顺理成章地认为，包括石狮在内的晋江本来就是国家投资的空白之地，不发展私营经济岂不等于坐以待毙？但也有人认为私营经济搞到最后还不又成了资本主义，到头来得不偿失。
从理论上讲，作出这道选择题并不太难，真正难的是必须具备面对现实的决心与勇气，就在同时的安徽，中国的理论界正在为一个叫“傻子”的炒瓜子能手而吵破喉咙，争论的焦点是一道算术题，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说，如果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而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个体户居然破天荒地雇了12个人，在很多人看来，瓜子事小，但对这种雇工行为如何定性却关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惊动了邓小平才平息，邓小平对私营经济的态度是“放一放、看一看”。
正当全国的理论家们还在拼命争论“傻子”现象时，晋江一批土生土长的农民早已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改革开放之初，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总是不经意地从民间萌芽、进而肆无忌惮地衍生，直到这股力量引起社会广泛注意时，往往又要再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有关方面才事后“追认”。
也许不会有人想到，1979年10月，晋江县陈埭镇洋埭村的一位村民就想起要办一家胸罩厂，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大众女性大概没几个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即使知道也应该连想都不敢想，但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不仅突发奇想，而且马上行动起来。为了筹集资金办厂，他以每股2000元的标准向乡里乡亲募集了14股，招聘了帮工11人，虽然这些帮工多是亲属，但按照当时“超过8个就是资本家”的尺度，他已经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有了钱后他马上借了一间房子开工了。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一定不知道什么叫所有制，但就是凭着一股市场意识的本能和冲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所有制的创新。结果短短1年时间里，晋江全县办起了联户企业500多家，投资总额1000多万元。很多年后的今天，晋江骄傲地把自己称为中国的品牌之都。
什么叫联户企业？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除了补充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个体户外，个人办企业尚未名正言顺，于是在政策的夹缝中，人们很快想到了挂靠集体经济，政府也乐观其成。他们不仅没有拿起意识形态的大棒扼杀这种民间智慧，反而多方动员农民联户集资办企业，采取“总厂设分厂，大厂带小厂”的办法，仅1980年晋江县陈埭镇一个镇，就由政府申请集体企业营业执照20多份，而就在这20多份集体企业营业执照下面居然挂靠了190多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联户企业。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就这样进行着。1981年春，在晋江县委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政府郑重宣布：一、允许农村资金、技术、劳力自愿组合和自由流动；二、允许农民联户集资办厂；三、允许股金分红；四、允许供销员提成；五、允许招收雇工；六、允许产品随行就市定价，并且鼓励和动员大队干部带头集资办厂。与1981年比较，1982年晋江全县乡镇企业总数减少了8户，而联户企业的户数、从业人数和收入总额，则分别增长了297%、85.9%和135.4%。
事隔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看到这份简短的公告时，仍不能不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经济的普遍认同感到惊讶，尤为让人感叹的是，这一连串清晰的“允许”虽然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但在当时却无异于一种离经叛道，一种胆大妄为，其中的每一个“允许”日后都将极大地困扰中国民营经济的那些先行者们，很多人甚至因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仅就“允许供销员提成”这一条而言，直到1984年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替代不了的，应该得到各方的肯定和支持。
在此我们更有兴趣的是想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私营经济的野火对闽南这一方水土情有独钟？
西方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中国崛起的真相，在他们眼里，似乎只有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能代表中国的繁荣与复兴，只有深圳、东莞、昆山这样的新生儿才能印证中国的变化与活力。但事实的另一面却是，古老的中国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龙头已经开始与信息化对接，龙身正在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速度工业化，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刚刚松动的黄土文明中。一旦巨龙翻身，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从后卫变前锋，从最预想不到的地方闯出一片天地。
在漫长的计划经济年代里，所谓城市只能被束缚在人为的格局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有限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集中于远离沿海的内地和山区，也因此成就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工业城市，并同时深刻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随后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些城市几乎无一不承受着转型的痛苦，步履蹒跚。
1979年春，当中国第一次出现“经济特区”的字眼儿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珠三角再一次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不过这一次他们所带来的不再是革命的火种，而是隆隆不断的商业号角。一夜之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凭借特有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这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昔日的桑基鱼塘被一座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所取代，广东货成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甚至连拗口难懂的粤语都成了一种时尚。
珠三角几乎统治了中国市场经济史上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也是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发轫之地。随后，以浦东开发为契机，以大上海的复兴为龙头，有着深厚商业文明底蕴的长三角后来居上，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人文环境，诞生了一批生龙活虎的明星城市，直到今天，它们仍牢牢占据着中国百强县市的多把交椅。
如果说珠三角靠的是天时，长三角靠的是地利，那么夹在两大强邻之间的福建，尤其是闽南则更多的只有靠人和了。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晋江石狮一带就长久活跃着一个个“资本主义”的幽灵，他们不仅与海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商业信息灵通，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都不服从命运的安排，有条件上，没有条件想办法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闽南人的商业精神。
实际上，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珠三角一带的地下工厂崛起之时，石狮人也正同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直觉告诉他们，加倍的勇往直前，砸碎的不过只是锁链，赢得的却可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就这样，一批长期生活在传统体制边缘的闲散人员被彻底激活了。
正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反复诉说的一样：“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复制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接轨。”事实上，石狮人就是这群“小人物”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小镇的传奇从此拉开了大幕。
这是怎样的一群“小人物”呢？他们或者上过山下过乡刚刚回到家乡，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或者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或者是不安分地每天都梦想去实行资本主义的那一边看一看，时刻琢磨着怎么“里通外国”，或者由于过剩的精力整天在街上打架斗殴，但他们无一不品尝过生活的艰辛，都不甘心过平庸的生活，都具备敢于蔑视一切常规的勇气与意志，都相信爱拼才会赢。
下面所要讲述的是石狮一个叫李贤义的普普通通的青年的故事。1978年时他已经快30岁了，此前他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天地里扑腾了一段时间。李贤义50年代初出生于当地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小山村，这个村曾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走出过一位华侨将领李子芳而远近闻名，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家乡人民贫苦的生活。为了战胜饥饿，青年时期的李贤义自学了驾驶拖拉机和所有他能摸得着的汽车，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和一群乡亲们就集资买了一辆45马力的拖拉机跑起了短途运输，几年下来为生产队赚了几万元。1978年，他第一时间集资买了一辆日野货车，没过多久就从一辆到两辆，从两辆到十辆，从几个人到一群人，最后把一个叫子英车队的运输专业队跑火了。在那段突如其来的火热岁月里，子英车队把石狮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车队效益，不知是谁的主意，他们把一箱箱鸡蛋从石狮装上车，然后按照预先的计划一路设置好适宜的温度，结果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到南方后鸡蛋已经变成了一只只欢蹦乱跳的小鸡。即使今天听到，鸡蛋变小鸡的故事仍像是新闻，但像这样的创业故事在当时的石狮每天都在发生。石狮人就像一个个训练有素、无师自通的魔法师，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文化水平多高，他们在市场经济这个陌生的舞台上从一开始就是那么自信和游刃有余。
也许在石狮人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想不到的，没有不敢想的，更没有想到了却不敢做的。对当时的李贤义和他的子英车队来说，每一趟长途运输都是一次捕捉商机的机会，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现新大陆”。30多个风霜寒暑走过，无论是动态孵化小鸡还是后来把日本淘汰过来的旧轮胎翻新之后二次出售，无论是80年代初在香港创办汽配公司，从只有一两个雇工干起，还是后来立足深圳大手笔进军汽车配件产业，最终被媒体称为中国玻璃大王，李贤义自己也从一个走出家乡的石狮青年成长为一名企业家、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而所有的成长轨迹都应该追溯到1978年的那个春天，从那台不起眼的日野货车开始，从那个鸡蛋到小鸡的故事开始。
事实上，回溯那个一闪而过的春天，只有压抑太久的人们才能最强烈地感受到“气候”变化的气息，在闽南乃至中国的各个角落，无数个李贤义已经悄悄上路，无数个充满传奇的创富故事每时每刻都在演绎，尽管前方的道路注定不乏坎坷，但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当自己的命运终于不再受制于人，当人民的创造力终于有了喷发的舞台，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也从此开始了。
很多年后，一位政府官员再次来到石狮，在他的记忆中，自己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泉州开会时忙里偷闲到这个小镇上买了一件衣服，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中国服装业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目睹历史的变迁，他不由地这样评价石狮的变化：如果说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打响第一枪，那么可以说，中国城市经济的改革正是从石狮开启了先河，当时石狮人搞商品经济与小岗村那18个农民按手印的意义是一样的，从历史上看，石狮也是中国开放的“小岗村”。
其实，无论用怎样的笔墨都很难描述从1978年到80年代初的中国，一场观念上的变革正日夜冲击着人们曾经封闭、近乎干枯的灵魂，每一次大胆的前行，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都有可能掀起一场意外的波澜。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率先从东南沿海展开，石狮的命运迎来了千载一遇的转折。
从跨度更久远的历史时空看，500年前，一个同样熟悉海洋的弹丸小国——葡萄牙在国王的支持下，凭借三艘帆船开始了探索东方世界的旅程；1492年10月12日，一个叫哥伦布的西班牙冒险家第一次登上美洲的高山之巅看到了一个新世界；随后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无一不从海洋上燃烧起一个国家的使命和梦想。而就在18世纪初，一个名叫彼得的俄罗斯青年悄悄来到欧洲的码头当起学徒的时候，一位中国的盛世君王却在离北京不远的大山里盖起了自己的避暑山庄。随着中国离海洋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一切与海洋文明相连的精神联系都渐渐黯淡。
如果没有1978年的那个开始，闽南人纵使多么熟悉海洋都不可能架起冲浪的风帆，石狮人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复活“资本主义”的秉性，他们不可能往来穿梭于内地与海外之间。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次的出海不再是某一个孤胆英雄的传奇，当时代的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一群热爱生活的水手带着同样的默契聚在一起，然后吹着口哨，从一个个看不见的小码头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