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又称“武王伐纣”，[1]是周武王的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今卫辉市境内）进行的决战。由于帝辛（商纣王）先征西北的黎，后平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商朝灭亡。故《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商汤建立商朝，经历六百多年后，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帝辛（商纣王）时，已是危机四伏。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好酒淫乐，嬖于妇人”。政治上帝辛耗巨资建鹿台、矩桥，造酒池肉林，使国库空虚。宠信爱妃妲己以及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妄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叛。军事上帝辛致力于用兵于东南夷族，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帝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但商军主力远征东夷，造成商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空虚，无兵可守。
周部落本来是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陕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依靠优越的自然环境逐渐发展起来。到姬昌时，对内重用吕尚、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一帮贤臣，国力日强；对外姬昌宣扬德教，积极调停各方国间的争端，使诸侯纷纷依附。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据《史记》记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就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公元前1056年，姬昌对内称王，即周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里的时候作了《周易》，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公元前1055年，姬昌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公元前1053年，姬昌出兵东向攻黎（山西省长治市西南）；公元前1052年，攻邘（今河南省沁阳市）；公元前1051年，攻取了商王宠臣崇侯虎的崇国。这三场战争胜利后，周切断了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年，姬昌迁都于丰，使国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扰并更有利于向东进兵。至此，姬昌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公元前1050年，周文王姬昌病逝，世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继位后，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公元前1048年，牧野之战前两年，周武王曾观兵于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史记》中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实不是“不期而会”，根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国。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057年，一说公元前1027年），得知商纣王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而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周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于十二月二十八冒雨继续东进。从汜地（今中国中部河南荥阳汜水镇）渡河水（黄河，一说由孟津渡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于一月初四拂晓进至牧野。
商纣王惊闻周军来袭，仓促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初五凌晨，周军布好阵，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商纣罪行以激励将士斗志，统一战斗动作以保持阵形严整，严格申明不准杀降以瓦解商军。随后武王命吕望率一部精兵冲击商军前阵。商军纷纷倒向周军。武王乘势以主力猛烈突击，商军土崩瓦解。纣王仓皇逃回朝歌，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而死。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