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点遗憾自己出生在一个移民村庄。这里原是长江故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邻县迁徙过来很多农民，把这块小小的冲积平原填得满满的。村庄的每一页历史上都只有芦苇，没有一棵古树，没有一栋房子遗留自民国或者晚清；村子里的人都是清一色晨炊星饭的农人，没有哪一家有书柜有藏书，文脉气象也如其历史一样荒芜空白。那时候我自以为是村子里唯一一个爱读书的少年，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孤单。
那是一个暑假里漫长的下午，我在后院的柳阴下轻声诵读着当时很流行的阶梯体长诗《理想之歌》，读到“西伯利亚的冷风，也吹来了新沙皇的叫嚷”这一句的时候，一个人站在了我的面前。我停下来，抬眼望他。“林……”我只知道他姓林，还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我对他并不熟悉，他虽然是我们村子的，但隔了好几个生产小队，平时很少见到他；他又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还是四类分子。所谓地富反坏，到底是哪一类，我也不得而知，在城里，则多了****一类，称为五类分子。反正都是阶级敌人，他们只能甩开膀子干活，夹着尾巴做人，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否则无产阶级****的铁拳就砸过去，毫不含糊。
他和我对视的时候，目光有点躲闪犹疑，甚至还有一点羞怯，清澈得像个孩子。浅笑良久，他声音柔和地问我：“你喜欢读书吗？都读些什么书？”弱弱的一问，仿佛在我少年的心田滚过一声惊雷，连高柳上浩荡的蝉声也感觉戛然而止。从来就没有谁这么问过我，连经常在讲台上讲评我作文的语文老师也没有这么问过我。我笑笑，不知道怎么作答。我也实在没什么书看，就把手中的这部口号式的诗集递给他。他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很有礼貌地还给我，临走时还摸了摸我的头。
我对他好奇起来。我告诉父亲，今天他来我们家了。父亲说，他是个读书人呢，全村数他学问最好。“比章老师还好？”章老师是我们村年纪最大的老师，过年的时候，全村人家里的春联都是他写的。父亲说林先生成分不好，不能当老师，也不能当干部，也没有谁请他写春联。还说章老师只读了五年书，林先生读了十五年。父亲居然叫他林先生，我对这个称呼也很惊讶。“那林先生为何要来看我呢？”其实我心里是这么猜想的：林先生一定是听说我品学兼优，是个读书种子，才来和我搭讪的。我问父亲是想让父亲表扬我一番。谁知道父亲没有表扬我，而是说，林先生这样的人，难得有个说话的人，才和你小孩子说说话的。
从此我每次看到林先生，就对他特别留心了起来。我看出了他和普通村人的区别。像他这个年纪的农民，全都剃了光头，可是他留着清爽的短发。他的衬衣也就是当时农村里最廉价的老大布做的，但是浆洗得比一般人干净，还泛着白。瘦削的脸上，依稀还有早年残留的书卷气，已经被粗重的农活磨砺得粗糙的手指间，似乎还有淡淡的书墨清香。
可是我终于没有和林先生有更多交往，好像不久他就去坐牢了。这个独孤寂寞、小心翼翼的读书人，终于没有逃脱厄运。有天晚上村里放映电影《龙江颂》，第二天林先生和两个农民、一个知青被派去江堤上抬石头，一路上他们说起了这个电影。这个知青为了投表现，去公社告发他们，说他们诋毁样板戏。派出所来人把林先生和两个农民抓起来，关在村部的油厂里。两个农民很快被放了出来，而林先生因为是四类分子，重点审讯。那时候我大姐在油厂当炊事员。她回来讲述林先生被拷打审讯的情状，还颤抖不已，泪眼模糊。她听见派出所长很凶恶的嚎叫，特别是拳头击打林先生胸脯的沉闷声响，以及林先生悲惨的呻吟，很像是电影里国民党拷打共产党的情景。派出所长非要他交代是怎么诋毁样板戏的，而林先生只是承认，一路上只说了电影放得晚，看得眼睛疼。后来林先生就去坐牢了，一直到改革开放才被放回来。不过那时候那个告发他们的知青早已得了精神病。
林先生坐牢回来不久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已经在村里当民办老师。林先生的儿子清理遗物时，有一些旧书，被我的一个同学拿了来送给我。其中有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作文辞海》，繁体字竖排，但我爱不释手，那个时代哪有这样的书！那些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都是闻所未闻的。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这本书抄了下来。虽然只是一些段落，但是这本书让我比同时代人早很多年大略窥探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时至今日，这本书和我的手抄本我依然保存完好，常常要拿出来端详轻抚，有时还忍不住臆想，林先生的魂灵也许还依附在这本书里，诉说着他的冤屈和悲伤，也悄悄默默地守护着他那一抹与寒荒时代完全不相容的文化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