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廷也曾考虑到吴的地位，欲畀以鲁督，他又来一次“不要地盘”的声明。后来曹改“四省经略”为“三省巡阅”（直鲁豫巡阅使）时，坚以副使一席相属，“毋许一再固辞”，吴只好不置可否。此外徐世昌邀吴加入晚晴彩诗社做了一名社友。
九年（1920年）十月陈炯明攻入广州赶走桂系莫荣新之前，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宣布取消自主，西南各省纷纷通电否认，但北廷据以宣布“统一”，并发表“筹备新选举”命令，时人称之为“纸头统一”。那时吴在洛阳练兵，准备实力充足后再来一次“革命”。他常写两联语赠人，其一联云：“欲平大难须尝胆，誓扫倭人不顾身。”又一云：“花开阳春惟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
第一知己
自民国成立后，郭梁丞归隐胶县，眼巴巴只等吴子玉抬头。吴驻军衡阳时声誉鹊起，有人送喜信给郭说：“可了不得，你的老把弟一爬爬到半天云里了！”郭微哂着说：“这用得着你来报信？哪一天报上没有他的消息？”那人嬉皮笑脸地说：“我哪有千里眼顺风耳，也是从报上看来的，我来劝劝你的驾。”
郭大模大样地说：“慢来慢来，区区师长，容得着我这样人物？让他做了督军再说。”
北廷授吴为孚威将军，那个“喜报神”又向郭大献殷勤：“将军就是督军，也许在督军之上。现在该是您出山的机会了。”
郭说：“慢来慢来，将军不过是候补督军，让他实授了再说。”不料吴发表“不要地盘、不做督军”的两不主张，那人哭丧着脸又来纠缠着郭道：“咱们吴将军一辈子不做督军，那么您一辈子也不出山？”郭深以那人为奇，不禁反诘了一句：“他做不做督军，我出不出山干你什事？你好像比我们更着急。”
那人扑哧一笑说：“您是明白人，这正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郭喃喃骂道：“做鸡做狗听你的便，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
直皖战后吴以第三师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及两湖巡阅使，这比做督军更大，郭才检点行李由胶县投奔到洛阳来。不用说，吴莅站欢迎，即日置酒高会，有久旱甘霖之乐。郭向吴预作声明说道：“听说老弟禁止部下抽鸦片，我上了这把年纪戒烟是戒不了的。你容得我抽烟便好，不然的话，我打马就走。”吴皱眉一想，微此公无以至今日，万无放他回去之理。但禁令亦万无收回之理，他下了一道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许僚属破戒。
参谋长为军中首屈一指的幕僚，吴对郭敬礼有加，不欲作第二人想，便欲以此席相属。郭谦逊着说道：“舞文弄墨尚可承乏，运筹帷幄则吾岂敢。”吴乃聘为巡署高等顾问。郭偶然害病，吴亲侍汤药，郭有所进言，吴从不讨价还价。吴是个目空一切的傲汉，对郭独不然，每逢盛怒，郭至马上霁威。他命手下人待郭如待自己一样。
吴学画于蒋罗宾，学诗于杨云史。吴画竹只画竹竿，蒋替他添上枝叶，做诗则命杨改正后发表。蒋是吴的开平老同学，说起来有一段笑话。过去在同学时期，一天蒋买了一柄白扇放在桌上，吴提笔便写。蒋回来看见了说：“我不叫你写，干吗写得一塌糊涂？”吴自傲地说：“也许有一天，咱的字求都求不到手。”蒋说：“不成，你得赔我。”吴自知理屈，怏怏地买着扇面赔他。事隔多年，蒋到洛阳来投效，吴任为军事参议。那天蒋拿着中堂纸敬求“大帅墨宝”，吴说：“别人叫我写都写，你不成。”蒋愕然问故，吴说：“你记得我写坏了你的扇面吗？我不能老赔你。”蒋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不久翁钦生也到了洛阳-就是那个一脚把吴踢出烟馆的劣绅，吴亦委之为咨议兼教官，月薪百元，翁喜出望外。百元不算优差，喜的是奉了吴大帅的差委，从此可骄其乡党邻里了。
开平另一老同学王兆中也来依吴，得委上校副官。王颇想过“知县”瘾，上了个条陈自称“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大帅不信，请令河南省长张凤台以优缺见委，必有莫大贡献”。吴亲批“豫民何辜”四个字，原件发还。王不懂这四字的意义，欣然如奉丹诏，以为县篆稳稳在握。迟之又久，百里侯始终轮不到他的头上，他才带着原批请教那位代撰条陈的朋友，一经说破，才哑然若失。他又央求着那位朋友另作条陈请吴委充混成旅长：“愿提一旅之众讨平两广，将来班师回洛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批“先种树再说”。
其时秘书长因事撤职，应由机要秘书杨云史升任，偏偏来了个郭梁丞，吴不委他委谁？郭在北洋团体中素有“郭嘉”之称，学问平平而机谋甚富。吴向来不到八大处（其时吴幕中著名人物有参谋长李倬章、政务厅长白坚武、参谋处长张方严、副官处长孙芝田等），只常在秘书处闲坐谈天，一谈谈上好几个钟头不倦。郭若要天上月，吴恨不爬上天去把月亮捧下来。本来重感情是人类的通性，也是人类的美德，但吴之重感情有时嫌其太过，对郭和对张夫人都有太过之处。下举一事以证其对郭之太重私恩。
那时吴夫人李氏已死，张佩兰变成了唯一的吴二奶奶了。一天张偷吸大烟被吴撞见，不禁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家中人首先犯禁，教我如何约束部下？”张从来少见吴的疾言厉色，这次例外的盛怒使她慌了手脚，吞吞吐吐地说：“我害病，偶然抽几口当药吃。”吴指着张的鼻子骂道：“生病？我有医院。这劳什子要能治病的话，那么不用开医院，都开烟馆好了。”他们两口子在内房闹得天翻地覆，张的母亲从后房爬了起来向吴说：“好了，你现在做了大官儿，把咱们娘儿俩都逼死了吧！”吴倏地把烟枪掷出去，老太太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有人把内房的事报告郭，郭到任何处是不用通报的，他赶忙地跑来说：“老弟，我刚来找你时不是有条件在先，答应我不戒烟吗？”吴诺诺连声。郭说：“现在把我抽烟的家伙都摔掉了，这不是成心和我开玩笑！”吴呆了一呆说：“老哥的家伙？怎么不早说！快快拿去。可是下次别再借给你的弟妇。”事实上哪里是郭的烟具，不过借此打打圆场而已，也许吴亦借此下台，不然的话，难道真和张夫人闹离婚不成？
郭在吴处言听计从，惜年老善病，有黄昏夕阳之感。他虽做到洛帅的上客，毕竟还是幕僚，从段芝贵手下做起直做到老把弟由戈什哈变成了威震八方的上将，始终不脱幕僚的地位。他动了“衣锦还乡”之思，偶然向吴提及，吴说：“这事好办。”隔了几天，北京政府发表郭为山东盐运使。郭撅着嘴向吴说：“你倒好，自己高高在上，你看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吴连连说：“是我一时糊涂，让我保柴钦唐做盐运使，替老哥另保省长位置。”
郭吁了一口气说：“老弟，听我说。我不做省长则已，一做非山东本省不成。让我在家乡露露脸，死亦无憾。”吴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说：“别省好办，山东就难如登天了。山东省长熊炳琦是曹老帅的参谋长，难道他的参谋长不配做省长，得改用我的秘书长去做！”（熊任鲁长是十一年十月间事）郭冷冷说：“我不过偶然说说，听不听由你。”
吴因此大费周折，经六个月之久，北政府允调熊另任要职，鲁长人选由吴保荐。吴自觉可告无罪于鲍叔了。不料郭福命太薄，幕僚终是幕僚，求于身后题曰“前山东省长郭公之墓”竟不可得。当吴欣然报命之际，正郭感疾阽危之时，病势一天天沉重，虽以巡帅之威，不能改造穷幕僚的苦命，他毕竟伸腿死了。吴临棺大痛，亲撰挽章曰：“公而无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天津会议
直皖战后吴的地位在奉张看起来依然“区区师长”，而国人崇拜之者愈多，推为北方唯一的伟大人物，其享名之久及得民之专非其先辈项城、合肥所及。但吴与战前判若两人：战前指陈国事，尽口诛笔伐之能事；战后不建一言，不划一策，埋首洛阳，像一个“与世无争”的隐者。
十年（1921年）四月中旬，北廷因蒙事吃紧，电召曹、张入京。曹、张先往天津举行所谓“巨头会议”，张下榻恒记德军衣庄，曹居曹家花园。所谓“巨头”是曹、张和靳云鹏，后又加入王占元为“四头”，而区区师长乃“不巨之头”，自无列席发言之资格。论者谓：“奉张打不破阶级观念，然那次堂堂三位巡帅的出身-一个胡子，一个布贩，一个马弁，不见比秀才出身的吴高贵许多。”
其时中山先生已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湘省则宣布自治，北廷仍粉饰“统一”，筹办选举甚力。天津会议主题为援蒙问题，而彼此谦逊不遑，对地盘之争及阁员之分配则又“当仁不让”。奉张保荐其亲家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又欲收察、热、绥三特区为己有，进而攫取京畿军警大权。因分赃问题一会儿抓破了脸，几不欢而散，一会儿“各取所需”，又呼兄唤弟亲热异常，与市井小儿之乍啼乍笑者竟无区别。
曹反对张勋再执长江之牛耳，想来想去，给他个“林垦督办”的位置，张勋则薄此而不为。后有改任为“征蒙总司令”、“察热绥三特区巡阅使”、“平南总司令”种种拟议，因而“复辟”之谣大盛。安福系复从中构煽，奉张亦思利用皖系残余势力对抗直系，因而直奉决裂之谣亦大盛。
奉张借征蒙问题领得军饷二百万及开拔费百万，曹仅索回直军欠饷五十万，曹锐看了不服气，责靳偏向亲家（靳与奉张为亲家），不能公平待遇。靳说：“四爷，你不知道当家人的苦处。”曹锐大怒，倏地飞起茶碗来向靳掷去，口中喃喃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也跳起来大骂：“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奉张连连顿足说：“糟了，糟了，快快备车让我回家。”
“群英会”一剧变成了“探亲相骂”（曹、张亦为亲家），亲戚虽亲，不如权利亲。幸有王占元左面一拱，右面一揖，他到天津来只做了一个冷角（不能加入雀局），不料他不善捕雀而善解围，还算不虚此行。
此后他们的日常起居主要是打牌和看戏。牌打完了，戏看完了，过度疲劳的身体往床上一躺，非到天黑不起床，起床后仍然不外乎打牌和看戏。偶然兴之所至，讨论到地盘问题和用人问题，而这些就是他们心目中之军国大事了。靳陪着打牌，每次有输无赢。不是他手气不好，是官场秘诀之一-官场中陪上司打牌以输钱为不二法门，你输得越多，上司越欢喜你而造成了“红员”资格。靳是国务总理，其地位应居巡阅使之上，但巡阅使是当年的“太上政府”，所以事实上是靳的上司。靳输了不必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反正这笔糊涂账都写在交际费项下。
到五月上旬，曹、张等才入京觐见“总统”。他们有一套“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做作，声称除觐见外不谈政治。而局外人所闻，他们一言不合即以“备车”为要挟，慌得北廷忙于挽驾，忙于疏通，结果直系所得者为陕西地盘（阎相文督陕），奉系所得者为三特区地盘（奉张兼任蒙疆经略使，察、热、绥三特区概归节制），心满意足之后，在春藕斋赏牡丹或往居仁堂赴宴，以示封疆大吏与“政府”之和衷共济。
有两事值得一写：其时河南兵变，奉张为豫督赵倜缓颊，这是后来赵与奉系通款的一道伏线（吴驻洛阳，赵感芒刺在背之苦，亦为吴、赵不睦之另一原因）。鄂王与陕陈（树藩）订有攻守同盟条约，陕陈被迫去职，王有“兔死狐悲”之感，这又是王与直系乖离的一个动机。
总之，天津会议以奉张为主角，而曹为配角，王则仅处于“扫边老生”之地位而已。那时远处洛阳的吴一再促曹返任，有“久滞都门，无裨国事，群居终日，转多纷扰”之语。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
天津巨头会议后，王占元取道京汉路回鄂。车过郑州时吴派学兵队莅站欢迎，正巧下了一阵急雨，青年学兵鹄立于大雨滂沱中一个个胸脯挺直，仪容异常整肃。王跑回湖北来劈头便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假使王安于腐化生活，让他的部队扰民有余而临敌不足，他的纸老虎不会戳穿，也许还可以多做几年“巡帅”（王兼任所谓两湖巡阅使）。不料他觉悟得太快，转变得太快，迫不及待地下令裁汰老弱、添练新兵和整饬军纪，第一次就来一个“宜昌兵变”，接着又闹“武昌兵变”，兵变变成了湖北省的传染病。
鄂人深受兵变之祸，且受湘省自治之影响，乃发起“驱王运动”，与湘人前此之“驱张运动”同。北廷置之不理亦同。鄂人转而向湘省请愿亦与前此湘人之向吴师请愿如出一辙。
湘人自民九（1920年）驱张后，感于北军视湘省为其征服地，且南北战争以三湘七泽间为战场尤为切肤之痛，所以揭橥“湘人治湘”。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表“倡制省宪”的祃电（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其后赵恒惕继起颁布省宪法。这在北政府看起来，湘省不受号令，擅改官制而自立省长是个离经叛道的省区，而西南则以湘省为革命之前哨乃独树一帜，不啻脱离了革命领导而为变相之割据。
湘省欲超然于战局外，而结果两面不讨好。那时北方有直奉暗斗无暇南犯，南方革命势力尚在培植中，双方无形中把湘省当做缓行地带。不过吴屡次打电报责湘人“破坏统一”，威逼取消省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