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新教育风暴》一书中看到，在新西兰的学校，学生们个个脸上“阳光灿烂”。为了寻求这种“阳光灿烂”，我在一次澳洲旅行时，特意托人在行程之外，安排了一个学校教育考察项目。遗憾的是虽然到了新西兰的一所中学，但是正值人家的新年假期，并没有见到多少学生。只是导引我们的留学生和他的监护家长告诉我，在他们这里，学生的学习的确不紧张，小学与初中暂且不谈，仅以高中来说，也是比较轻松的。他们的高中多数叫college，课程除了语言和数学必修之外，其余都可以选修。而且，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都是世界知名的教育输出国，他们每年要为世界各国培养大量的留学生。如此发达的教育，根本不需要为优质教育资源发愁，所以这里的学生学习压力不大，成长得很是轻松。路上，他们还告诉我，在澳新这样的国家，国家福利很高，就业机会也多，再加上这里的人都信奉基督教，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像在中国，大家都要做“人上人”，所以一辈子都轻松不起来。
这让我想起在香港街头那种补习学校的小广告了，香港的繁荣是不容置疑的，香港教育的发达也有目共睹，但是，香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补习学校的小广告呢？香港的学生就学压力也很大吗？由此，我联想起十年前教育时报的一则外埠报道，内容是日本高中毕业生继续补习的比例很大，因为日本的高中学生多数很迷信几所知名高校，考不上只好补习，且补习学校多属私立，收费又高，所以补习学校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很重。至今我还清晰记得那篇文章中有句话，“看着街头西装穿得皱皱巴巴的中年男人，大概他的家里有补习的学生”。不独香港和日本，前年在韩国，一个金姓的导游告诉我，他们国家许多城市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要上各种各样的特长训练班，也是很苦的。
依据上述情况分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原因，与经济发达与否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固然，如果经济发达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社会保障健全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会相对减少，那么，拼命往上挤的人就会少一些。不像目前的中国，如果挤不到相应的层面，就只能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会沦落到社会的最下层，一生将非常失败。但是，从根本上讲，只要处于东方文化圈中，只要你的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那么，一级一级往上爬，便会成为人们的习惯动作。正如柳宗元笔下的“蝜蝂”，本能地要往自己身上拽东西的，直到那些东西把自己压得动弹不得。我们东方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是引导人们一级一级往上爬的根本因素。只要社会存在着不平等，那么这种向上爬的动力将会源源不断。
植根于这样的文化土壤，适应人们向上爬的需求，再加上处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度，人们希望尽可能爬到更高的层次，希望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源，这既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又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痼疾。特别是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已经严重扭曲了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使得本来应该是帮助人发展与完善的教育，竟然成了帮助选拔与淘汰的工具！从我们国家的教育与就业情况不难看出，不要说现在是优质教育资源有限，高等教育不能普及，即使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宽裕，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也解决不了目前的问题。因为再平等的地方也要有差别的存在；只要有差别的存在，就必然会有选择；只要有选择，就一定有淘汰。现在许多学生家长不是一直在挑吗？从挑选地区、挑选学校、挑选班级到挑选老师。如此的社会环境，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
中国的教育目前已越来越偏离教育本身应有的特质。就教材而言，我们的教材与西方国家同等学龄段的教材相比过于艰深。尽管“教材浅但技术高”的德国故事，作为教育人多数已耳熟能详，但是新教材出来之后，“偏”、“旧”似乎改掉了一些，而“繁”与“难”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观。追根求源，这与中国教育以淘汰为目的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因为你要淘汰人，就要让教材具备相当的难度——没有难度就没有区分度，没有区分度你怎么能够“客观”、“公正”地淘汰人，根本不管这些教材上的内容与学生将来的生存与发展是不是有着十分要紧的关系。事实上，许多学生都已经感到，相当一部分知识，除了考大学的时候能够用上以外，进入社会基本是用不上的。
因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淘汰人，教材就要按照淘汰的需要编写，考试也必然要按照淘汰的需要来出题了。现在我们的老师出考试题，目的多数已不是检查学生到底掌握没掌握相关的知识，具备不具备相应的技能，是不是锻炼出了应有的学习能力，有没有培养出应当具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而是要难倒考生。似乎老师出题如果难不住考生，就算你这个老师没有本事、没有水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那些故意诱导学生思维向偏处想的似是而非的选择题，才有了只以出题老师的理解（包括老师知识局限）为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以淘汰为目的的教育都不能说是健康的教育。完全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积弊的根源，与教育自觉、自发地迎合社会需求，不自觉地把自己向淘汰式教育靠拢有极大的关系。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中国的教育永远不会超越自我，中国的孩子在上学期间脸上永远也不会“阳光灿烂”。
校长，请认清你的分量
日前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大师》，读过之后很是沉重。
在为期七天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包括清华、剑桥、耶鲁、香港大学校长在内的著名大学校长与会，虽然同两年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相比，大学校长已更敢说话，不再唯唯诺诺生怕得罪谁，但是，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仍然禁不住泪流满面。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的确，中国的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马寅初……一个个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一直为后人怀念。如今，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痛苦和矛盾。尽管有社会浮躁与教育浮躁的问题，有教育功利性泯灭教育天性的问题，但以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看法，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变革生产关系，最主要的是戒除官本位，给高校自主权，让高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
然而，尽管很是荒唐，可目前中国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是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校长书记的任命是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上行下效，部属或省属院校的校长书记任命当然也由相应级别的党委或政府做出。不仅是上行下效，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仅大学如此，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校（园）长的任命，都得由主管他们的党委组织部任命。我所在的城市的一个城区，一所小学的教导处的副主任任命的权力，一不在教导处，二不在学校，三居然也不在教育局，而在该区的中共区委组织部——因为，这个位子有行政级别，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法，管理权限就在中共区委组织部。
长时间官本位的体制导致校长官本位的意识日渐浓郁，长时间的官本位追求也使得校长们越来越不愿意关心自己的“专业成长”——学校管好管不好不要紧，关键得“处好”与组织部门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处”好了，你当了科级校长还可以当副处级校长，当了副处级校长还可以当正处级校长。以此类推，以至于许多校长专业知识日渐漫涣，政客习气日渐显形，看起来越来越不像校长，倒更像是局长、部长了。
校长在学校的分量到底在哪里？校长在社会人群中的分量到底在哪里？难道真在那个行政级别上吗？诚然，那个行政级别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其工资待遇是要“挂钩”的。但是，我认识一位老校长，谈及行政级别，他大发感慨说道，“我是全省行政级别最高但是分量最轻的某某学校校长，说话的分量居然不及一个幼儿园园长”——言罢，唏嘘之状溢于言表。
我能够体会得到这位老校长在大半辈子追求之后的失落感。他在官本位体制与观念的河流里扑腾了大半辈子，虽然也熬了个一官半职，而且行政级别也与时俱升，但到最后，他除了那个看似眩目的“行政级别”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在学校，行政组织可以给你带来待遇，可以给你赋予权力，可以给你撑起威严，但是，它不能给你带来幸福感，不能给你增加魅力，也不会给你赢得真正意义的尊重！在学校，校长的分量不可能由你的行政级别来决定，如果你没有清晰而个性鲜明的办学思路，不具备在教学业务上过得硬的能力，不是在一心一意为教职工谋福利，不能够进行公正、科学而精细有效的管理——一句话，如果你缺乏校长应该有的人格力量，只凭着你的上级给你扣的那顶乌纱，仅靠有关部门给你定的那个行政级别，你将什么事情都做不起来——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分量。
尽管现在许多地方还在用行政级别“引诱”校长，但也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校长职级制——为培养真正意义的职业校长在做努力了。尽管目前许多地方的组织部门仍然霸着校园诸多职位的任免权力不放，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已明确把以前文件、通知里强调十多年却一直落实不了的“校长负责制”和“中小学校长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任免”写进了法律。违规的事情尽管不应该但做了也就做了，可“违法”的事情对于有关部门来说，是真的需要掂量掂量的。因为即使执政党，也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这可是宪法规定的。
所以，作为现任的校长们，怕真的要思谋思谋自己应该何去何从，真正应该认清自己的分量了。
今天与明天——由田忌赛马想到的
当教育走向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势之下，为生存而战成了许多学校在创业期重要的发展战略。特别是社会对素质教育了解不够理解不深参悟不透，或者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历史与现实原因无法接受的时候，多数学校形成了“升学率是学校生命线”的共识。
诚然，升学是必需的，因为这是个人深造甚至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口，无论百姓还是政府，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都无法逾越，尽管已经早就没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制，但养生糊口立业成家事业发展个人幸福，多数还得把这个当作基础。当一些不注意升学率只喊空头素质教育口号的学校，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把理想摔得粉碎之后，许多校长痛心疾首地发出了“没有升学率过不了今天”的慨叹。
但是，由此而引发的一轮一轮此起彼伏难以遏制屡禁不止的片面追求升学率，又像巨大的黑洞把正常的教学吸拉得扭曲、变形并日渐朝着崩溃与毁灭发展，痛定思痛的教育人开始提出，“没有升学率过不了今天，只有升学率过不了明天”。
十三中学的昨天曾经很是凄惶，在没有升学率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学校一届初中还招不到80人，实在难以维持的局面使得十三中人不能不为生存而战，一个悲壮的救亡图存计划凝聚了十三中学的人心，几年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2003年，一个轮回下来之后，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十三中学的升学取得骄人的成绩，把装备精良生源优秀师资充足经济宽裕的几所兄弟学校比得羞愧难当。次年升一中再次取得优异的业绩，让社会开始对十三中学刮目相看。
但是，升学率所代表的只是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十三中学培优教育结出的硕果，并不能代表十三中学教育质量已经达到了人民满意的程度，这一点有平均分与及格率、优秀率三项指标为证。而且如果只是照此发展，用不了太久，十三中学就会显出强弩之末的颓势。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原本部分兄弟学校没有认真抓升学，尽管喊了，却没喊响，尽管抓了，但没抓住，条件虽好，合力不足；十三中学却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自古以来哀兵厉，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有了今天的成功。但是，尔后的形势是大家都要抓升学，兄弟学校原有的生源优势装备优势师资优势经济优势都能够转化成能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用同样的劲头赛跑结局可想而知。二是十三中学生源先天不足。十三中学的服务范围内有着大量的败落企业，工人家庭特别是下岗职工家庭很多，学生成长的经济环境与智力环境都受局限；同时，十三中服务区域覆盖焦作市的老城区，居民成分复杂，许多个体商贩子女也都在此就学，流动性大，稳定性差，学生成绩难以掌控；而不少兄弟学校比十三中学的生源好得多，特别是以实验中学为代表的中心区，家长素质与经济支付能力都比较强，如理工大学的子弟小学的学生从小就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长大，这些生源任何学校无法比拟。三是十三中学在培优教育方面的突出成绩在于集中优势力量，精力集中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缩小了金字塔的塔基，从2005年中招533分以下降13分仍然降不到十三中学的考生和十三中学考生及格率、平均分位次来看，这个趋势已十分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