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第一次蝗灾记录是在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最后一次蝗灾记录是在献帝建安二年（197年）。第一次螟灾记录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最后一次螟灾记录在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秦朝史料中没有蝗（螟）灾记录，两汉共发生蝗（螟）灾74次，其中西汉20次，东汉54次。西汉平均11.55年一次蝗灾，东汉平均大约3.6年发生一次蝗灾。东汉蝗（螟）灾害的发生频次大大高于西汉。蝗（螟）灾害的发生有着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鉴于螟灾次数很少，故与蝗灾一并讨论，不再单列。
一、秦汉蝗灾时空分布
（一）秦汉蝗灾时间分布
1.秦汉蝗灾年际分布
秦汉时期蝗灾年际分布存在着较严重的不平衡性。既有较长的无灾年时间区间，又有连年发生蝗灾的时间区间：从前206年到前159年，长达48年的时间里没有蝗灾记录。前158年发生两次蝗灾之后，又连续10年没有蝗灾。前147年和前146年连续2年发生三次蝗灾之后，连续9年没有蝗灾。前136年发生蝗灾后连续5年没有蝗灾。前130年发生螟灾、前129年发生蝗灾，其后，长达16年没有蝗灾。前112年发生蝗灾后连续6年没有蝗灾。前105—102年蝗灾连续发生了4年之后，连续10年没有蝗灾。前90—89年连续发生两年蝗灾后，连续30年没有蝗灾。前58年发生蝗灾后，连续58年没有蝗灾。公元2年发生蝗灾后连续8年没有蝗灾。公元11年发生蝗灾后连续9年没有蝗灾。公元21年、22年连续2年发生蝗灾之后，连续6年没有蝗灾。公元29、30两年接连发生蝗灾之后，从公元31年起到公元45年止，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无蝗灾；公元52—56年连续5年有蝗灾，而公元73—91年，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无蝗灾；公元110—115年连续6年有蝗灾，而公元137—152年，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无蝗灾；公元153—158年，6年间有4个年份有蝗灾，公元167—176年连续10年无蝗灾；公元177、178年连续2年发生蝗灾之后，公元179—193年15年无蝗灾；公元194—197年连续4年有蝗灾，但公元204—220年则长达17年无蝗灾。
秦汉蝗灾在年际分布上具有很强的连年发生特征。西汉共计18个年份发生蝗螟灾害20次，其中有4个连续发生期，连续发生年份竟达10年份，占到总年份的56%。东汉时期共有37个年份发生蝗灾，其中连续发生期竟然达到10个，连发年份达29年之多，占到总发生年份的78%。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蝗灾有着很强的连年发生特征。
虽然蝗灾具有很强的连年发生特征，且在东汉时期最长连续发生年数也有长达6年的记录，但其总的年际分布却并不是高度集中，而是一个个的连发期分散到了长达355年的时间里（前158—公元197年），明显有着“小集中，大分散”特征。
螟灾发生次数比较少，秦汉时期共计有9个年份，秦没有螟灾，西汉只有1个螟灾年份，其他8个螟灾年份全在东汉，这八个螟灾年份中只有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灾年间隔最短的九年，长者则达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螟灾不是秦汉时期的主要灾害。
秦汉时期，共计有74次蝗灾，平均大约6年一次，发生率约16.8%。
蝗灾发生率最高的时期是安帝时期，19年间发生蝗灾11次，该期平均约1.7年一次蝗灾，发生率达58%；计有8个蝗灾年份，平均约2.4年就有1个蝗灾年份；安帝时期8个蝗灾年份中有1个连续6年的发生期和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蝗灾连续发生年份高达100%，属于高度连发期。其次是光武帝时期，33年间发生蝗灾12次，平均2.75年1次蝗灾，蝗灾发生率约为36%；计有10个蝗灾年份，平均3.3年出现1个蝗灾年份，该期蝗灾也具有高度连续发生的特征：两个连续2年，1个连续6年，全都是连年发生。东汉章帝、桓帝时期也属于蝗灾相对高发期，分别平均3年1次。东汉和帝时期平均约3.4年1次蝗灾，也是蝗灾发生较多的时期。
西汉景帝、武帝、王莽以及东汉明帝、顺帝、灵帝、献帝时期，蝗灾发生频率都较低，平均5年或5年以上才有蝗灾年份。
西汉文帝、宣帝、平帝时期蝗灾都是只有一两次。汉高祖、惠帝、吕后、昭帝、元帝、成帝、哀帝、孺子婴、更始帝以及东汉殇帝、冲帝、质帝时期没有蝗灾记录。
2.秦汉蝗灾年内分布
秦汉74次蝗螟灾害中有具体月份记录者35次，时间具体到季节者21次。大多数蝗螟灾害的发生时间是比较明确的。
秦汉时期蝗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冬季也曾经有蝗灾记录。具体到年内各月，则主要是发生在从三月份到九月份这七个月中，其中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这几个月发生蝗灾的可能性比较大。四月份和六月份两个月份发生蝗灾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三月份和五月份，再次是七月份，八月和九月发生蝗灾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十二月发生蝗灾的可能性更小，一年间一月、二月、十月、十一月在四百多年间没有蝗灾记录，可以认为这四个月发生蝗灾的可能性最小。蝗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一年中有四月份和六月份两个高发期。
两汉相比较，东汉蝗灾次数明显多于西汉，西汉蝗灾的高发期在秋季，东汉蝗灾的高发期在夏季。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一月、二月、十月、十一月都没有蝗灾记录。
（二）秦汉蝗灾空间分布
秦汉时期，地点具体的蝗灾共计30次，西汉4次，东汉有26次。蝗灾记录最多的地区是司隶，高达15次之多，其中，西汉两次，东汉13次；其次是兖州，有4次记录，西汉1次，东汉3次；豫、青、徐、凉四州东汉时期各有两次蝗灾，西汉时无蝗灾记录；冀、扬二州东汉时各有1次蝗灾，西汉时无蝗灾记录；荆州西汉时有1次蝗灾记录，东汉时无蝗灾记录，西汉时的朔方无蝗灾记录，交、幽、益三州两汉均无蝗灾记录。
螟灾秦汉时期共计有7次，全发生在东汉，并州一次，其他6次全在司隶。
许多时候，可能是由于蝗灾的灾区面积太大，只是记作郡国蝗、六州蝗、九州蝗、十州蝗、天下蝗等。
可见，秦汉蝗灾具有灾区面积大的特征。全国共有13个州，竟然有一年内（112年）10个州发生蝗灾的记录。另外，郡国八十蝗；六州蝗；九州蝗；六州大蝗；七州蝗等记载也充分证明了我国蝗灾很容易超大面积爆发，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东汉的京师洛阳及其以东的沿黄河地区和淮河流域是蝗螟灾害的重灾区。北方只有幽州无蝗灾记录，长江以南只有扬州有发生蝗灾的记录，益、交二州则无蝗灾记录。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地处西北边陲的凉州也屡次发生蝗灾。
二、秦汉蝗灾成因
（一）现代蝗灾成因观点
导致我国大面积严重蝗灾的蝗虫叫东亚飞蝗，这种蝗虫繁殖力强，对温湿度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分布区域广泛，食源广泛，饥饿的蝗虫甚至会对人畜等进行攻击，历史上曾有这种蝗虫吃猪、吃人的记载，如晋天福年间（936—943年），“天下大蝗，连岁不解，行则蔽地，起则蔽天……入人家舍，莫能制御，穿户入牖，井溷填咽，腥秽床帐，损啮书衣，积日连宵，不胜其苦”，“唼啮群豕，豕困顿不能御之，皆为所杀”。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食之，顷刻皮肉俱尽”。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蝗，人有不辟路径为蝗所食者”。更严重的是，这种蝗虫具有很强的迁飞能力，能够飞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危害范围极大。
秦汉时期蝗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从气候环境、地理环境等方面对之进行分析。
1.秦汉蝗灾形成的气候环境
蝗灾的发生与气温有关，蝗虫的卵孵化成幼虫需要一定的温度也需要一定的湿度。根据竺可桢、王子今等人的研究：西汉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气候温暖湿润期；东汉正处于由温暖湿润期向寒冷干燥期的转化期。相比较，东汉的气候环境可能更有利于蝗虫的繁衍生息，这也可以从东汉时多次爆发大蝗灾得到证明。
2.秦汉蝗灾形成的地理环境
蝗灾的形成与黄河中下游松软的黄土有很大关系，这种黄土不仅松软透气性好，而且直立性好，特别适合蝗虫产卵及其卵的孵化和幼虫的出土。黄河下游面积广大的冲积平原几乎全是这种黄土层。黄河河道很宽，存在着大面积滩涂，面积广大的滩涂正是蝗虫繁衍的乐土，再加上西汉后期黄河于魏郡决口，黄河河道从魏郡以下南流入海，80多年间，从魏郡以东黄河基本上没有明确而固定的河道，“漭瀁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灾及兖州、豫州，形成了面积更加广大的滩涂，为蝗虫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公元70年王景治理黄河以后，虽然修筑了河堤，使得河汴分流，但王景所修黄河大堤的堤间距很宽，滩涂面积还很大；再者，黄河回归旧河道以后，原来乱流时期河水所及地区短期内也是很难恢复耕作的，这些地区涉及到兖州、豫州两个州的广大地区，遗留滩涂也成为蝗灾的策源地。可以认为，黄河在西汉末年的溃决以及60年后东汉对黄河的治理，恰恰给蝗灾的频繁发生创造了良好的地理环境。
3.蝗灾与水灾、旱灾有密切关系
蝗灾的发生与水旱灾害有着密切关系。诸多学者对此都有论述，如马世俊认为蝗灾发生于水灾旱灾的交替中，因为水旱使沿河、滨海、河泛及内涝地区出现大面积的荒滩或抛荒地，即形成了适宜于蝗灾发生并猖獗的自然条件。西汉时，气候可能更加湿润，地表水可能更多，不利于蝗虫繁殖，因此，必当天旱地表水减少时节，蝗灾才屡屡暴发。西汉蝗灾与干旱的对应关系相当明显。如，前158年旱蝗，前147年旱蝗，前129年旱蝗，前105年旱则导致从前105到前102年连续4年的蝗灾，公元2年旱蝗，公元22年旱蝗。东汉时期，旱蝗、水旱蝗灾之间的伴发关系表现得相当明显，蝗灾频繁发生与当时水旱灾害连年交替发生有很大关系。如：公元28年东郡以北地区发生水灾，公元29年发生旱灾蝗灾；公元54年水旱蝗灾同年发生；公元95年发生水灾，第二年即公元96年便发生蝗灾；公元107、108、109年连年水旱，公元110年六州蝗；公元110年水旱蝗（六州蝗），公元111年水旱蝗（九州蝗），公元112年三月十州蝗，公元112年水旱蝗；公元129年水蝗；公元166年水旱蝗；公元197年水旱蝗。
满志敏先生在谈及干旱作为影响蝗灾时间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时说：“干旱与蝗灾的统计关系非常良好，史书上常把旱蝗并列一起记载。这里无须引证更多的史料记载，只要简单地提到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其一，陈家祥在研究历史蝗灾中已经得出中国蝗灾与干旱有良好的统计关系。其二，国家气象局等单位在编制《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时，把蝗灾作为气候上干旱的间接指示。”就两汉史料来看，有很多年份旱灾蝗灾同时发生，有时连续旱蝗灾害。公元29、30年连续2年；公元112、113、114、115年连续4年；公元194、195、196、197年连续4年发生旱蝗灾害。
（二）秦汉蝗灾成因观念
秦汉时期，人们认为蝗虫生于水，故称蝗灾为“鱼孽”。汉代人对于蝗灾成因的认识主要是受天人感应观的影响，往往把蝗灾与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附会比照。
首先，认为统治者胡听乱信、听信谗言是“有鱼孽”即有蝗灾的原因。《后汉书·五行志》引《五行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时则有鱼孽……”
其次，认为国家兴师动众与周边民族发生战争是招致蝗灾暴发的原因。如两汉书《五行志》在记载蝗螟灾害时，常常附载前后发生的战争作为解释。《汉书·五行志》载：“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边，中尉不害将车骑材官士屯代高柳。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先是，五将军众三十万伏马邑，欲袭单于也。是岁，四将军征匈奴。”顺帝永建五年，“郡国十二蝗。是时，鲜卑寇朔方，用众征之。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师蝗。去年冬，乌桓寇沙南，用众征之。”
再次，认为皇帝大臣等贪得无厌为政严苛会招致蝗灾。平帝元始二年秋“蝗，遍天下”，《汉书·五行志》则归因为“王莽秉政”。桓帝永兴元年七月，三十二个郡国发生蝗灾，《后汉书》的记载认为是“梁冀秉政无谋宪，苟贪权作虐”所引起的。光和元年，汉灵帝诏策询问“连年蝗虫至冬踊”的原因，蔡邕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说：“臣闻《易传》曰：‘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
最后，认为是皇帝大臣为政不善、冤狱不理造成的。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师蝗。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就是说探究蝗灾原因的人往往把导致蝗灾的责任推到有关官员身上，认为是有些官员为政不善、冤狱不理造成的。和帝还因为这事下诏自责并谴责大臣说：“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者也。……百僚师尹，勉修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安帝元初二年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安帝于五月甲戌日下诏，也认为灾害原因是自身为政不明，处理事情不恰当造成的，对此，安帝感到非常焦虑和恐惧。同时，又认为蝗灾的暴发与各级官吏瞒报灾害有关，瞒报灾害就是“欺天”即欺骗上天，这种欺天行为将遭到上天降灾的惩罚。又指出，要想消弭灾害，必须赶快实施“假贷”等赈灾措施以安抚百姓。其诏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异不息，忧心悼惧。被蝗以来，七年于兹，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今群飞蔽天，为害广远，所言所见，宁相副邪？三司之职，内外是监，即不奏闻，又无举正。天灾至重，欺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复假贷，以观厥后。其务消救灾眚，安辑黎元。”
三、秦汉蝗灾防救
秦汉时期对于蝗灾的应对措施主要有节约、捕杀、禀贷、薄征、赐爵、祈禳、皇帝责己谴臣、选士等。
（一）节约
节约即节省开支。蝗灾危害严重，物资匮乏，节省开支是很好的抗灾措施。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四月，大旱，蝗。于是，汉文帝下令“减诸服御，损郎吏员”。
（二）捕杀
在中国古代，人们多认为蝗虫是神物，祈祷敬送者多，很少有敢于捕杀蝗虫者。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敢于下令捕杀蝗虫的人物之一。王莽还下令官府收购蝗虫，捕蝗多者可以得到奖赏。王莽地皇三年（22年）夏，“蝗从东方来，飞蔽天，至长安，入未央宫，缘殿阁。（王）莽发吏民设购赏捕击。”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已封为“安汉公”，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当发生蝗灾的时候，王莽果断下令“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
（三）禀贷
禀贷是古代常用的应对灾害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光武建武六年（30年）春正月辛酉诏中说：“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存者，如律。”章帝建初元年（76年），“南部（南匈奴）苦蝗，大饥，肃宗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安帝元初二年（115年）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安帝下诏：“……且复假贷……其务消救灾眚，安辑黎元。”
（四）薄征
薄征就是减免租赋，是常用应灾措施之一。和帝永元四年（92年）十二月壬辰，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稿；有不满者，以实除之。”和帝永元九年（97年）六月，蝗、旱。戊辰，诏：“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勿收租、更、刍稿；若有所损失，以实除之，余当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安帝永初七年（113年），“八月丙寅，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诏赐民爵。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满者，以实除之”。
（五）赐爵
安帝永初七年（113年），“八月丙寅，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诏赐民爵”。
（六）祈禳
桓帝永寿元年（155年）以前，公沙穆迁弘农令。县界有螟虫食稼，百姓惶惧。穆乃设坛谢曰：“百姓有过，罪穆之由，请以身祷。”于是暴雨，不终日，既霁而螟虫自销。
（七）皇帝责己谴臣
汉代人认为蝗灾的出现是统治阶级为政不善造成的，所以一旦蝗灾暴发，作为一国首脑的皇帝往往谴己责臣，把招致蝗灾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和大臣们，希望通过勇于承担责任、改善行政作为来消弭灾害。和帝永元八年（96年）九月，京师蝗。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诏曰：“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者也。……将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灾变？百僚师尹，勉修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
（八）选士
汉代国主们一贯认为蝗灾的招致是由于他们“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的缘故，为达消弭蝗灾的目的，往往下诏选举贤能的士人。如安帝元初元年（114年）四月，“京师及郡国五旱、蝗。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敦厚质直者，各一人。”安帝永初五年（111年）闰三月戊戌，诏曰：“朕以不德……灾异蜂起……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对于蝗灾成因认识不科学，加上当时生产力落后，所以每当蝗灾发生时，人们往往表现得束手无策。王莽虽然下令捕杀蝗虫，无奈他当政时间太短，且捕杀蝗虫的政策也没有被延续和继承。王充《论衡》也载有诸如“开沟灭蝗”之法，但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观”盛行之时，王充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无疑是有限的。直至东汉，史料所记蝗灾救治之法大多都是一些诸如“大赦天下”、“赐民爵”以及“减免田租”等措施，具体灭蝗的记载很少。灭蝗不力也是蝗灾肆虐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