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政府上台，结束了民主党在美国政坛长达20年的执政地位。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共和党的一些传统政策，如限制政府开支、维持财政平衡等。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则是希望通过扩大对外贸易，逐步减少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外发展援助。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加深，它也对其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外发展援助政策不断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更为显著，甚至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二个任期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为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大规模的发展援助奠定了基础。
一、"贸易而非援助"政策的确立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登陆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西欧的地位格外重视，这决定了新政府外交的重点依然是西欧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经济政策上，艾森豪威尔总统秉承了共和党的传统，紧缩财政开支，严格限制政府开支的规模。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则是力主扩大自由贸易、削减对外援助规模。艾森豪威尔总统坚信，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可以在较小规模政府援助的基础上实现。在就职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总统阐述了新政府的施政方针，他说："在认识到经济健全乃是发展军事力量及促进自由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之后，我们将努力帮助各地促进并实施那些能够鼓励生产和有利于贸易的政策。因为世界上任何民族的贫穷都会构成对其他民族幸福的威胁。"【1】美国学者博尔顿·考夫曼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归纳为"贸易而非援助"（Trade not Aid）【2】
"贸易而非援助"的想法并非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首创，早在1952年秋，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曾先后发表了两篇社论，针对杜鲁门政府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政策提出质疑，要求以推动欧美之间的自由贸易来代替对欧洲的援助政策。【3】《商业周刊》的社论得到了部分美国企业家的支持，银行家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Winthrop W.Aldrich）和吉列公司总裁小斯庞（J.P.Spang，Jr.）明确提出，美国政府应该推行降低关税、促进私人投资和货币自由兑换的政策。小斯庞甚至断言，美国只要降低6亿美元的关税，就可以在对外援助方面节省50亿美元。他将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称为"为了排斥外国商品的特权而正在给自己加税。"【4】"贸易而非援助"的呼声在美国企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间接影响到年底的美国大选。在竞选过程中，艾森豪威尔就将杜鲁门政府不断扩大政府开支作为竞选的主要议题之一，他提出的竞选纲领包含了平衡预算、减少政府开支的内容。
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后，组成了一个充分体现共和党财政经济政策的内阁。新政府的预算局长由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担任，财政部长由乔治·汉弗莱（George M.Humphrey）担任。这两位财政保守主义者体现了新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方向，包括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势。道奇和汉弗莱有着与艾森豪威尔相同的经济理念，他们都认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是拥有健全的经济，而健全的经济的基础则是拥有平衡的预算，通过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扩大对外贸易项目和在海外的私人投资，可以保证美国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艾森豪威尔总统给予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重视，他认为，"在外交方面，没有一种手段能像贸易那样强有力。"【5】在提交给国会的第一个年度咨文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初步阐述了新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其核心就是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公平的世界贸易"。为此，艾森豪威尔总统敦促美国的盟友"采取主动的措施，创造更加自由的市场和更加值得信赖的通货，以便进行更大规模的商品和服务交换"。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可以提供如下帮助：
第一，修改美国的一些立法，清除先前妨碍自由贸易的障碍。为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国会马上采取行动，重新研究《互惠贸易协定条例》（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并通过适当立法扩大该条例。
第二，尽政府的最大努力，鼓励美国私人资本投资海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项重大而明确的目标，我们鼓励为在国外的私人投资创造宽松的环境。"
第三，在不对我们和平时期的正常生产构成重大竞争的情况下，利用在海外的便利进行经济生产，制造共同防御所需要的商品。
第四，以我们提供的商品进行公平的交换，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我们自己所不充分的原料。【6】
可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主要强调的是自由贸易和美国的私人海外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则只字未提。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取消对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援助，但起码可以说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援助并不热心。这也决定了新政府对杜鲁门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态度，以及在发展援助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政策。
总的来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是持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杜鲁门政府在"共同安全"借口下的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包含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一方面，美国的对外援助强调其"利他"和"人道主义"色彩；另一方面，美国对外援助又强调实实在在的自身国家利益。第一个原则体现在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援助项目上，如以第四点计划为标志的杜鲁门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第二个原则主要体现在一些短期的，但需要大量财政投入的项目上，如军事援助和物资援助。对杜鲁门政府的上述对外援助原则，艾森豪威尔政府予以猛烈抨击。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美国对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援助中的"利他主义，即使不是虚伪的，也是天真的……将美国的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描述为与美国利益无关的一种表示……没有哪个国家会相信它"。而对"自身利益"的解释看起来则更危险，因为它很容易被解释为通过资助其他国家谋取某些特殊利益，如通过壮大其他国家的力量帮助保卫美国；或者如共产党人所宣称的，是一种通过金钱购买其他国家对美国帝国主义目标支持的尝试。当我们谈论为了美国的防卫而在其他国家支付金钱时，我们就陷入了（共产党人的）陷阱。"【7】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杜鲁门政府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援助的基本原则不仅削弱了美国在不发达地区的地位；而且，由于这两个基本原则的相互抵触，使得美国政府也很难在国会里面为之辩护。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在对外经济援助方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平衡预算为名，裁并对外援助机构，削减对外经济援助的份额。从而开始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第一次调整。
上任伊始，预算局局长道奇就在致负责对外援助事务的共同安全署署长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Stassen）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新政府的首要以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复查1954年度预算，继续朝着实现预算平衡的目标努力"。具体做法包括"减少政府雇员的数量"，将各部门包括共同安全署的雇员削减到维持正常工作的最低限度。【8】这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即新政府即将对负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机构作出调整。
1953年4月初，总统的政府编制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9】正式提出了建立"援外事务管理署"（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对外援助和对外经济活动分散在为数众多的政府机构之中，导致了浪费、目标混乱和效率低下。为使美国对外援助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将"所有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机构中"，即建立一个新的援外事务机构。这个机构将集中或协调美国所有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新机构的领导必须由总统任命并对总统负责。他将与国务卿一起向总统汇报涉及外交领域的工作，与国防部长一起汇报涉及军事领域的工作，并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
备忘录建议，下列机构的功能和权力将转交给新成立的机构：
现在由共同安全署行使的权力和功能，以及根据法令和行政命令授予的共同安全署署长的权力；根据《国际开发法案》授权的技术合作署的权力和职能、作为技术合作署拉丁美洲分支的美洲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权力与职能；涉及美国参与的国际组织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和救济项目；国防物资采购署（Defense Materials Procurement Agency）在国外开发和采购国防物资的功能等。概括起来，新成立机构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援助、救助、技术援助及防务支持援助等领域制定并管理政府的对外经济项目；对制定和实施军事援助项目给予持续的监督和一般的指导；向预算局、总统及国会提交项目预算报告。
第二，负责在国外获得国防物资及负责采购在国外的开发活动所需要的物资。
第三，在国内的活动是与商务部合作，促进私人资本在海外的投资及国际贸易的发展。【10】
1953年6月1日，以政府编制顾问委员会的备忘录为基础，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递交了改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机构的特别咨文，他指出："我们必须将现在分散在几个部门的、从事对外援助及相关经济活动的行政分支机构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即组建新的"援外事务管理署"，同时解散"共同安全署"及其他相关办公室。新的"援外事务管理署"将承担对外援助及相关的经济管理责任，包括：《国际开发法案》所授予的管理权、帮助逃离共产党统治区人员的项目、美国所参与联合国的技术合作项目、联合国儿童紧急基金等。为避免引起民主党国会议员的疑虑，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强调，将技术合作署由国务院转移到"援外事务管理署"，并不意味着新政府"打算修正美国技术合作计划的特点，即它是一个同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合作以发展其经济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长期努力"。【11】
在美国国会内部，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合并美国对外援助机构的建议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一些国会议员认为，各种类型的对外援助属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国务卿的统筹指导下，从美国对外政策的整体考量中决定如何实施。有美国学者预言，"如果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先生倾向于为确保此种业务的控制权而战，他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但是，他显然更乐意甩掉那些业务的责任。"【12】由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到1953年6月底，"援外事务管理署"正式成立，除了贷款业务仍然由进出口银行负责、与军事援助有关的项目由国防部负责外，其他所有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均由"援外事务管理署"负责。"援外事务管理署"署长由前"共同安全署"署长哈罗德·斯塔森担任。
"援外事务管理署"的成立，也预示着"技术合作署"在国务院内部相对独立地位的消失。不过，即使合并到新成立的"援外事务管理署"，"技术合作署"仍然有机会作为新机构的单独一部分，在对外技术援助领域发挥作用。然而，斯塔森显然已经下决心执行艾森豪威尔政府精简机构、紧缩开支的政策。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裁减原技术合作署的工作人员。这一年8月初，斯塔森将技术合作署469名雇员中的132人解雇，其中29人为联邦最高级的雇员。紧接着，斯塔森又宣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执行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项目中，更高程度地利用志愿者组织、大学和基金会"。斯塔森认为，在公众与公众之间建立联系是对外援助的最佳途径，它比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对外援助更容易取得公众的理解，也更容易产生直接的效果。
9月初，斯塔森又迈出了解散"技术合作署"的关键一步，即免去了原"技术合作署"所有高级官员，包括原"技术合作署"署长斯坦莱·安德鲁斯的职务。而且，在免去安德鲁斯职务时并未任命接替者，哪怕是临时接替者，这就意味着，技术合作机构在新的"援外事务管理署"中连分支机构的地位都没有。对上述一系列举措，斯塔森解释说："我感到太多的精力被浪费在华盛顿的计划和重新计划上，我希望在华盛顿看到少量的人，而在技术合作领域看到更多的人。"【13】
斯塔森将"援外事务管理署"在全球的工作按四个地区进行了划分，每个地区设立一名地区主任，负责统筹管理该地区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事宜。这四个地区及其负责人分别是：远东地区，由前福特基金会的远东问题专家罗曼德·迈耶（Raymond Moyer）担任主任；在近东、南亚和非洲地区，斯塔森任命他过去在海军后备役部队的同事哈罗德·史蒂文斯（Harold Stevens）海军上将担任主任；欧洲地区的负责人暂时无法查到；拉丁美洲，由已经年满70岁的前美国罐头公司的董事长达莱·菲吉斯（Dudley Figgis）担任主任。尽管斯塔森的上述任命遭到了外界的强烈批评，但他坚持认为，尽管这些地区主任缺乏从事技术援助的经验，但他们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而且，这些退休的或退役的军人和企业家，在处理政府和援外技术人员的关系上，将比以前单纯的技术专家更富有经验。
不过，斯塔森在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中广泛利用非政府组织的计划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方面，美国社会的这种志愿者组织对"援外事务管理署"的设想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用年迈的企业家和军人取代年轻的技术专家，尽管可能不会导致管理水平的下降，但这些人在与志愿者组织合作共事的过程中，在处理技术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时能否像以前那样富有成效则是令人难以放心的。而且，上述管理者的经历也意味着，在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中，军事的和企业利益的考虑将取代技术援助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美国教会组织公开反对斯塔森对外援助模式的调整。美国教会组织在不发达地区并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但却拥有独立的宗教意识形态利益。在美国教会组织看来，第四点计划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色彩要远比"援外事务管理署"的政策更有吸引力，"援外事务管理署"的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政策具有一定的外交冒险成分，它将使教会在不发达地区的传教活动变得更加困难。"全国教会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公开宣称，应当保护第四点计划的人道主义方式，因为很多不发达国家愿意同美国的技术援助计划合作，但并不愿意参加到美国的军事计划中。"将下述情况告知政府是教会的责任，如果或当技术援助从最初的人道主义援助目标转向军事战略或冷战策略时，它正在冒失去发起这一计划的这部分人的善意和友谊的危险。"【14】美国教会组织认定，参与这样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是危险的，因此不会与"援外事务管理署"进行合作。
与调整对外援助机构几乎同时进行的，是重新审查杜鲁门政府对外援助的预算。其指导原则是削减对外援助预算，紧缩政府财政开支。
新政府上台不久，以道奇为首的预算局便开始对杜鲁门政府提出的1954年度财政预算进行重新审议，特别是杜鲁门政府的对外发展援助计划，更是道奇审查的重点。按照道奇的最初设想，美国在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方面的预算将被削减30%或60%，对近东、非洲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由最初预算的2.4亿美元削减至1.75亿美元；对南亚、东南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则由最初的2.7亿美元削减7500万至1.5亿美元；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从最初的2500万美元削减300万至1000万美元。【15】
如此大规模地削减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显然会给美国外交带来重大影响，不利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因而遭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国务院认为，在重新审核1954财政年度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预算时，应该以实现美国外交的基本目标为依据。如在近东和非洲，如果将技术援助和经济发展援助削减1.75亿美元，就必须重新修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目标。"这一削减将使美国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路线受挫，而这是一条避免由于我们的怠慢使这一地区落入共产党之手的路线，它将导致技术合作署从一些国家撤离，在另外一些国家也仅仅是保留名义上的项目"；同样，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预算削减9000万美元也将不利于本政府实现外交目标的项目。因此，国务院建议，对近东、非洲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削减幅度应该小于6500万美元。
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务院认为，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并没有明显好转，为避免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目标处于危险之中，预算局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削减1.5亿美元的计划绝对不能实施。在目前看来，将原计划削减7300万美元是较为适宜的。故国务院建议1954财政年度对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总额为1.97亿美元。
而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拉丁美洲在美国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中所占的份额本身就不高，故国务院不希望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技术援助作任何削减。而且，从经济上看，拉丁美洲是美国诸多战略和重要物资的提供者；在政治上，拉丁美洲国家是决定联合国重大政策的重要力量。因此，杜勒斯提议增加100万美元，用于对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的技术援助。【16】
在国务院的坚持下，道奇大规模削减对外援助经费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1953年5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就1954年度共同安全计划预算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要求国会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及盟邦提供大约5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支持这些国家的防务努力，同时提供大约5.5亿美元用于经济和技术援助。与杜鲁门政府的共同安全计划预算相比，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外援助方面要求的预算整整削减了18亿美元。【17】
为使1954年度共同安全计划的财政预算顺利在国会通过，国务卿杜勒斯和当时的共同安全署署长斯塔森都出席了1953年5月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和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杜勒斯表示，政府的主要宗旨是让美国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安全，政府对每一笔对外援助开支都是精打细算，计划里面已经榨不出任何水分。斯塔森则强调，呈报给国会两院委员会的对外援助计划代表着"国家安全委员会数月工作的成果，计划对涉及我们安全目标的每一个方面，以及在我们财政考虑中重要性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5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主动将共同安全计划的财政预算削减3.54亿美元。7月13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1954财政年度共同安全计划的财政预算，总额为53亿美元。【18】其中用于发展援助的预算为：近东和非洲地区1.15亿美元，亚洲（实际上是指南亚）7500万美元，拉丁美洲国家900万美元；用于技术援助的预算为1.05亿美元（在《共同安全法》的援助计划中，发展援助与技术援助是分列的——引者注）。【19】
在经过了上任之初对美国经济技术援助的初步调整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着手制定系统的对外经济政策。1953年8月1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克拉伦茨·兰德尔（Clarence B.Randall）为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Commission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主席，负责对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进行细致的评析，并对新政府未来的对外经济政策提出具体的建议。国会为这个委员会提名的人选既包括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也包括自由贸易的极端反对者，如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米利金（Eugene Millikin）、来自纽约的众议员丹尼尔·里德（Daniel Reed）以及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众议员理查德·辛普森（Richard Simpson）。但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挑选的委员会组成人员则主要是一些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不过也包括一名贸易保护主义者，即卡拉·帕克（Cola Parker）。9月22日，分别由国会和总统提名的兰德尔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到1954年1月，委员会完成了提交总统和国会的报告。
兰德尔委员会的报告对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并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贸易与关税问题、对外经济援助、美国对外投资、对外农业政策、原料市场等方面应采取的政策，提出了详尽的建议。该报告对终止战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美国紧急援助政策予以特别关注，它强烈建议尽早停止基于资金补贴的经济援助。在技术援助方面，报告认为美国应当继续参与双边的以及联合国的多边行动，但应尽力避免技术援助成为花费巨大的项目。在帮助外国经济发展方面，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主要依赖私人投资，由于战后美国对外私人投资一直难以令人满意，美国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鼓励外国改善投资环境，为美国私人投资创造适宜的条件。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兰德尔委员会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但对另外一些内容，不同部门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如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部分，国务院与兰德尔委员会的意见差别就比较大。国务院认为，在目前的政策体系中，包含在共同安全计划内的以基金补贴为主要形式的援助，其主要背景是维护国家安全，另外也是为了帮助一些国家，因为他们自身的实力不能支持对我们安全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因而，"在攸关我们安全的地方，在对外援助方面适度的基金补贴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20】
在对大部分问题取得相对一致意见的情况下，1954年3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兰德尔委员会的报告为基础，在致国会的对外经济政策特别咨文中，提出了共和党政府系统的对外经济政策。特别咨文的中心思想是扩大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以及为实现上述目标所应采取的措施。在咨文中，艾森豪威尔总统首先肯定了美国援助在战后世界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同时指出，美国与"其他自由国家间的彼此贸易及资料流通仍被现存非经济的、人为的藩篱严重束缚着"，美国及其友好国家应一起努力，共同减少不合时宜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清楚表明，我们期待他们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外国的很多限制一直被认为是所谓资金短缺的结果，这一局面已经成为自由世界试图寻求解决国际收支平衡尝试的标志。他表示，美国不再通过资金补贴的方式来弥补其他国家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我们的目标绝不是去弥补资金短缺，更不是帮助消除这一问题，而通过提高贸易和投资水平来弥补资金短缺问题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定了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在强化国家安全、开发重要资源以及创造更多的机遇等方面是富有成效的，但他同时指出："经济援助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必须区分应急性的和长期性的问题，区分特殊的事件和一般的原则"。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尽可能快地终止以资金补贴为基础的经济援助是与我们的国家利益一致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美国将继续推动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合作项目，"这类项目应当集中提供专家和知识、技能，而不是提供大量的资金或物资。"
最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其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概括为：
"援助——我们希望削减；
投资——我们希望扩大；
货币兑换——我们希望更加便利；
贸易——我们希望发展。"【21】
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咨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放弃从杜鲁门政府开始的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援助计划，但很显然，新出台的对外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将共和党上台以来的政策系统化。其核心内容是配合紧缩财政开支的政策，尽量减少在对外经济援助方面的支出；鼓励自由贸易和外国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贸易和对外私人投资。对外经济政策特别咨文的提交，可以视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贸易而非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
"贸易而非援助"政策的正式确立，首先影响到的就是1955财政年度的共同安全计划预算。在1954年6月23日提交的关于共同安全计划的特别咨文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为共同安全计划要求国会拨款35亿美元，较杜鲁门政府的最后一个财政年度预算下降了40%。其中，79%的共同安全计划预算，即27.48亿美元是直接用于军事或与军事有关的对外援助；2.413亿美元用于援助韩国经济的重建；2.564亿美元用于对以近东和南亚为主的发展援助；1.316亿美元用于技术合作项目；0.705亿美元用于其他项目，包括联合国的志愿者计划。【22】
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预算来看，影响范围广，而开销较小的技术援助项目的经费较上一年略有增加，而基于基金补贴的发展援助经费则是在持续下降。这一方面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紧缩开支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本人对发展援助政策并不热衷。而在重组进出口银行这一问题上，更是充分反映了他在发展援助问题上的消极态度。
美国在1934年开办进出口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促进美洲国家的出口，提供短期信贷。战后，随着进出口银行业务的增加，它开始为美洲国家提供长期的开发信贷基金。汉弗莱，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保守工业家提出了重组进出口银行的计划。其目的一方面是将进出口银行完全置于财政部的控制之下，由他亲自来扎紧荷包袋的口子；另一方面，他要限制进出口银行经营长期信贷业务，恢复其原始功能。这位在财政政策上比艾森豪威尔总统还要保守的财政部长认为，长期贷款应该属于世界银行的业务范畴，进出口银行完全不必从事该项业务。"作为财政部长，我确实希望每一个人都明白，政府必须考虑它的权力及财政能力，是否应继续使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在国外发展具有竞争性的企业的大规模投资。"【23】他在给援外事务管理署署长斯塔森的信中强调，进出口银行不应再从事政治性的信贷，由于现有的法律要求对外信贷要有明确的偿还前景，所以进出口银行提供的政治性的信贷"实在不具备正当性"。【24】
汉弗莱限制进出口银行信贷业务的努力遭到了来自国务院的抵制。自共和党政府上台以来，国务卿杜勒斯一般只关心国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在这一问题上，他倾向于尊重总统的意见。在进出口银行的对外信贷业务问题上，杜勒斯则是持较为强硬的立场。与其他内阁成员相比，杜勒斯对冷战对手苏联在欧洲以外的经济活动更加敏感，在共和党内部，他较早意识到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他也理解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政治霸权的经济特性。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杜勒斯认为，削减进出口银行对不发达国家的信贷对美国将是灾难性的，进出口银行应该通过促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投资，推动其经济持续发展。而且，以杜勒斯为首的国务院官员坚持认为，进出口银行一直是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国务院应继续保持在进出口银行业务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在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基本上是听从杜勒斯的建议，但这一次，他却站在了财政部长的立场上。在1953年4月30日致国会的关于重组进出口银行的特别咨文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由国务卿及四名全职官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改由一名董事长负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理由是，将进出口银行置于单一的管理者领导，比由一个委员会负责会"更有成效"。【25】然而，改组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国务院失去了在进出口银行问题上的发言权。在国会通过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重组方案后，他随即任命格林·埃德加顿（Glen E.Edgerton）将军为进出口银行的行长。埃德加顿是一位退役的军事工程师，在政治观点上接近共和党保守派，被认为是"除了国际银行事务外，在一切世界事务中拥有丰富的阅历。"他上任后，忠实地执行财政部紧缩开支的政策，进出口银行的长期开发贷款基金也立即由1952年的2.75亿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4000万美元。【26】
长期开发贷款基金的大幅度下滑让那些最初支持进出口银行改组的政界人士也感到相当不满。他们认为，进出口银行是帮助美国的拉丁美洲盟友促进商品出口的适当手段，进出口银行的做法会让美国的拉丁美洲朋友失望，并可能在拉丁美洲刺激反美情绪的高涨。国务院官员警告说，除非美国政府"维持一个得到从事开发贷款授权的政府信贷机构"，否则大范围的"社会革命"可能会迅速扩散。【27】杜勒斯试图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3月举行的加拉加斯泛美会议上，允许他对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宣布，进出口银行将重新开启长期信贷业务。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依然未采纳杜勒斯的建议，只是要杜勒斯向与会代表承诺，美国准备在1954年底召开一次专门的经济会议。
这一次，国务院在进出口银行及其经营长期信贷业务方面的立场得到了"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The Senat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的支持。该委员会主席为哈默·坎普哈特（Homer Capehart），他在国会里被认为是最保守的议员之一。在1953年访问拉丁美洲之后，他对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他极力主张应加强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合作，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要为拉丁美洲提供更多的长期及短期信贷基金。1954年1月，在坎普哈特的倡导下，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召开了关于进出口银行与世界银行的听证会，这也是进出口银行成立20年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大多数人赞同进出口银行应被允许从事开发信贷经营活动。在此基础上，坎普哈特于6月11日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关于进出口银行的法案，要求建立独立的进出口银行董事会、恢复进出口银行在国际与财政问题的国家咨询会议（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and Financial Problems）中的代表，以实行更为自由的银行政策。坎普哈特还要求将对进出口银行的45亿美元借贷授权再增加5亿美元，坎普哈特的提案得到了国会议员的广泛支持。而白宫被迫让步，同意增加对进出口银行的借贷授权，但同时继续将进出口银行的信贷限制为短期信贷，而长期信贷业务则留给世界银行。事实上，尽管对进出口银行类似的限制以前就存在，但该银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经营长期信贷的业务。
在进出口银行问题上，尽管有美国学者认为是国务院击败了财政部。但实际上，作为一家政府银行，进出口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财政部的制约。如坎普哈特所要求的，并得到白宫支持的每年增加5亿美元的信贷资金问题，汉弗莱以维持财政平衡为由，从1954年5月到1956年3月，平均每年只增加2亿美元。而且，作为处理相关国际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国家咨询会议的主席，他对制定有关进出口银行的政策依然保持着决定性的影响。
总的来看，在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援助问题上，除了技术合作项目得以继续并略有扩大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基本上持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在开发贷款基金方面甚至加大了限制。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总体方针，即维持财政的收支平衡，是导致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因。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要求变革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考虑其以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对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援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