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本章在简述宏观经济周期理论及政府调控原理的基础上，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状况，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改革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及改革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
第一节 周期理论及政府调控原理
一、经济周期的定义与特征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并具有规律性的扩张与衰退相互交替的经济现象。它具有以下特征：
（1）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
（2）经济周期是经济活动总体性、全局性的波动。
（3）一个完整的周期由复苏（Recovery）、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萧条（Depression）四个阶段组成。
横轴T为时间，通常用年份表示；纵轴GDP为一个国家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一定时期内以可比价格衡量的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总和。N线代表宏观经济活动的正常水平，它向右上方倾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口增加、技术进步等原因，实际GDP将持续稳定地增长。现实的宏观经济运行中，GDP不会以固定的增长率不断增长，表现为波浪式前进，从而形成一个个经济周期，并且一个周期接着另一个周期。如果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是一个完整的周期，那么一个完整的周期就由复苏（A—B）、繁荣（B—C）、衰退（C—D）、萧条（D—E）四个阶段组成，其中A、E为周期波动的底部，称谷底（Trough）；C为波动的顶端，称顶峰（Peak）。
如果纵轴为GDP增长率，表示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水平线N表示长期中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将呈现波浪式运动。同样，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一个周期由复苏（A—B）、繁荣（B—C）、衰退（C—D）、萧条（D—E）四个阶段组成，其中A、E为谷底；C为顶峰。
在宏观经济的波浪式前进中，要判断某一时期的经济运行处于哪个阶段，主要看一个社会的总产出（或总收入）水平（即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就业量、销售量、资本借贷量、物价水平、利息率、利润率及企业库存等经济指标的变动。
（4）周期的长短由周期的具体性质所决定。
一般按照时间的长短可以划分为：1）基钦周期（短周期），平均长度为3.5年，由英国统计学家基钦（Joseph Kitchin）1923年发现；2）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平均长度为8—10年，由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Juglar）1860年发现；3）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平均长度为50年，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Kondratiev）1925年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于1939年发表《经济周期》一书，该书对经济周期进行了综合分析，在对上述周期按照时间长短进行分类的同时，指出每一个长周期包括六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
二、经济周期的原因
为什么宏观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也就是经济周期的原因是什么？用不同原因解释经济周期的产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多达几十种，其中主要分为两大类：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
1.传统经济周期理论
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又分为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和外生经济周期理论，前者用经济之内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后者用经济之外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其中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有：（1）消费不足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随着人口增长、新发明出现、资本增长，产量有长期增长趋势，并要求有相应增长的消费能力。但储蓄增加、贮藏过多或收入分配不公引起消费能力下降，从而物价水平下降，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引起经济衰退与萧条。尤其是经济繁荣时，工资增长落后于价格，更使消费能力相对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引起经济萧条。（2）投资过度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投资过度，即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多。随着投资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量以及资本品的价格上升，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增加，但消费品的生产没有相应增加，生产结构失调，结果导致相应的经济萧条与经济波动。（3）货币信用过度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原因在于货币信用的扩张与收缩。货币信用扩张使利率下降、投资增加，经济趋向繁荣；货币信用收缩使利率上升、投资减少，经济趋向衰退。
外生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有：（1）太阳黑子论，用太阳黑子活动的规律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2）心理理论，用心理上乐观预期与悲观预期的交替来说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3）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引起经济繁荣，而创新的普及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4）政治周期论，认为政府交替执行扩张性政策与紧缩性政策造成了经济扩张与收缩的交替。
2.现代经济周期理论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较为有名的就是乘数—加速模型。所谓乘数理论，是说明投资变动如何引起产出变动的；所谓加速原理，是说明收入变动如何引起投资（指诱致投资）变动的。乘数—加速模型是将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结合起来，说明收入、消费、投资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经济周期完全由经济本身的内部因素决定的。
三、宏观经济调控
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仅导致一段时间的经济扩张和另一段时间的经济收缩，还会伴随失业（Unemployment）、通货膨胀（Inflation）、通货紧缩（Deflation）等一系列问题。失业，简单讲，是指劳动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找不到工作。出于照料子女、求学等目的自愿放弃工作而形成的失业被称为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由于经济结构转换、行业技术特点引起就业状态暂时中断而形成的失业被称为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由于经济衰退和萧条而导致的失业通常被称为非自愿失业（Unvoluntary Unemployment）。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价格水平全面、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通货紧缩刚好相反，是指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地下降。失业、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问题都可能给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各种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各国政府都会想办法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和措施来调节经济。
政府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经济政策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财政政策（Fiscal Po licy）是指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收支来调节总需求从而调节经济政策。通常，在发生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型财政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因为减税和增支都能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刺激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增加政府支出，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因此，政府增加支出的来源往往通过发行公债来募集。而在经济过热和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宜采取紧缩型财政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是增税和减少政府支出，因为增税和减支都会抑制消费和投资，从而抑制总需求，达到抑制经济过热和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所谓货币政策（M onetary Policy）是指一国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以调节利率或者直接调节利率来调节总需求从而调节经济的政策。货币调控的主要工具是改变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改变法定准备金率、改变再贴现率等。通常，在发生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型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是下调利率（降息）、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债券、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而在经济过热和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采取紧缩型货币政策，包括调高利率水平（加息）、在公开市场上卖出债券、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各项措施所具有的特点，实际运用中往往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考虑两项政策的选择和搭配问题，比如，在遇到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政府就会双管齐下，同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货币政策；而在遭遇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同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和扩张型货币政策；而在出现轻微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苗头时，采用一松一紧的政策搭配。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3年的恢复调整，1953年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到目前，已经进行了十个五年计划，并进入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从1953年到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近141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4%。如果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改革开放的标志，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GDP从1953年824亿元增加到1977年的3201.9亿元，增长不到3倍，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8%；改革开放以后，GDP从1978年3624.1亿元增加到2003年116694亿元，增长了31倍多，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4.3%。显然，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
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波动也是明显的，周期性比较突出。以实际经济增长率波动为主要考察对象，按照“谷―谷”法划分，从1953年到2001年的49年间，中国经济共经历了九个经济周期，而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第十个周期。
1953—2005年间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特征概括为：（1）频率很高。1953—2001年的49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九个周期性波动，其中，改革开放以前有五个，改革开放以后有四个。第六个周期中，1977、1978年属于改革前，1979—1981年属于改革后，但由于该周期的波谷年份位于改革后，所以，将这次周期作为改革后的第一个周期。2002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新的第十个周期。
（2）周期较短。前九个周期的平均长度为5年半，但时长时短；总体看，周期长度呈延长之势，特别是第九个周期，历时11年。
（3）波动幅度高。九个周期的平均落差为16.1%，比同期的日、美、英、法、德都高；但总体来看，改革前波动幅度大，除第一个周期波动幅度为9.6%以外，其余均在10%以上，平均落差高达23.4%，改革后波动幅度小，每个周期的波动幅度都在8%以下，平均落差为6.9%，比改革前下降16.5%。改革前后波动幅度下降极为显著，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
（4）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基本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无关。
在经济增长率周期性波动的同时，我国的物价水平也呈现出相应的波动。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所有产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制定，而且价格较低，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的整体物价水平低而稳定，只在1961年出现了16.2%的零售物价上涨率，这是伴随当年GDP下降29.7%所引起的物质匮乏而导致整体物价的大幅上涨。
改革开放以后，物价水平开始伴随着经济的波动而波动，1982-2001年，与我国经济经历的三个明显的经济增长周期相对应，以零售物价上涨率为指标的通货膨胀率也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周期。GDP增长率的相对高点出现在1984年（15.2%）、1987年（11.6%）、1992年（14.2%），相对低点出现在1986年（8.8%）、1990年（3.8%）和1999年（7.2%）。同期，零售物价指数（RPI）的相对高点出现在1985年（8.8%）、1988年（18.5%）、1994年（21.7%），相对低点出现在1986年（6%）、1990年（2.1%）、1999年（-2.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与物价波动周期说明：（1）我国的经济增长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通常RPI的高点比GDP的高点滞后一年，而在低点基本一致。（2）经济增长周期具有收敛趋势，而通货膨胀周期具有发散趋势。GDP的峰值与谷底差在第一个周期、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分别为6.4、7.8、7.0；RPI的峰值与谷底差在第一个周期、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分别为2.8、16.4、22.9。
第三节 改革前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
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是一种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引起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九个经济周期，各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改革前与改革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差别相对较大。
一、改革前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
改革前，宏观经济波动的总特点是经济增长率“大起大落”，而物价水平长期稳定。这是因为，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既是宏观调控的主体又是宏观调控的客体，因此，改革前的每一个经济周期，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调控有关。尤其是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整个扩张阶段，中央一声号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各部门到各企业，都是齐步走，一窝蜂地大干快上，很容易使波动的峰顶“高耸入云”，直到难以为继才被迫终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主要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当经济过热时，价格并不随之上升。经济运行的失衡不以价格上升反映出来，只表现为物资短缺。
改革前宏观经济波动的五个周期的原因分别如下：
1953—1957年第一个周期的原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3年的恢复调整，1953年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时期，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各产业保持增长势头，中国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但是1954年在反冒进运动下，中央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非农产业增速减缓，其中1954年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出现负增长，经济出现衰退，经济增长率迅速从上年的14%下降到5.8%。1956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适度扩张政策，导致工业加速增长，当年经济增长率14.1%，达到第1个周期的顶峰。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又使经济衰退并跌入这个周期的谷底，当年经济增长率仅4.5%。
1958—1962年第二个周期的原因：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实行“赶超”政策，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片面追求“多、快、好、省”，“一大二公”、“一天等于二十年”、“一棵白菜三百斤”等浮夸风盛行，全民炼钢导致农业衰退，非农产业高速增长，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22%。1960—1962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党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七千人大会，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经济全面滑坡，1960—1962年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其中1962年为-29.7%，是历次周期中衰退最严重的一年。
1963—1968年第三个周期的原因：1963—1965年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不是紧缩而是实行均衡扩张政策，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各产业高速增长，其中农业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经济进入第3个周期的繁荣阶段，1964、1965、1966年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7%左右。然而，1966年5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无明确的政策主张、政治统帅一切的情况下，许多领导干部、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等遭到批斗和迫害，很多经济管理部门和生产部门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各产业全面减速，1967年第二产业出现负增长，1968年则三次产业全部负增长，经济进入第3个周期的衰退期并直达谷底。1967、196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2%和-6.5%。
1969—1972年第四个周期的原因：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和国家为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又把国民经济重新置于计划经济的轨道上，恢复了“文革”中断的经济发展政策。当时武斗之风渐趋平息，生产秩序开始恢复，各产业开始加速增长，1970年经济增长率为23.3%，达到这个周期的顶峰。然而，在1971—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国务院决定压缩基建投资8.7亿元，减少重工业投资2.14亿元，劝退农民工370万人，工农业增长大幅度减速，经济衰退，1972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为2.9%。
1973—1976年第五个周期的原因：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决定调整原计划，加强企业管理，在农村重申“六十条”，工农业回升，农业回升更快，经济进入第5个周期的繁荣期，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3%。但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政治对经济的干扰较强，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到1.1%。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主持工作，实行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增长率又迅速回升到8.3%。1976年10月，党和人民粉碎了“四人帮”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然而，当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经济发展又遇政治干扰，经济跌入这个周期的谷底，经济增长率为-2.7%。
二、改革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长期被抑制的总需求获得释放，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随着价格的逐渐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藏的通货膨胀公开化，物资短缺表现为价格上升。经济一热，物价就迅速上升。价格信号取代数量短缺信号传递着经济失衡的信息。价格作为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和资源配置的方向器开始发挥作用。我国政府也逐渐根据价格信号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同时，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经济活动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中央政府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企业成为调控的客体。这样，当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中央政府就可以主动、适时适度地采取逆向的紧缩措施，防止盲目扩张；而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则采取扩张的政策，抑制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增长。政府这种“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做法也成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
改革后宏观经济波动的4个周期的原因分别如下：
1977—1981年第六个周期的原因：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当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79—1981年，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产业处于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但降幅不大。
1982—1986年第七个周期的原因：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继续推行农村改革的同时，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开放沿海部分城市作为吸引外资的窗口，1982—1985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信贷规模的膨胀，国家银行贷款余额增长率1984年为32.8%，1985年为23.9%。信贷规模的膨胀导致货币超额投放。货币流通增长率1984年为33.1%，1985年为19.8%。货币超额投放导致物价水平不断上涨，1985年零售物价上涨率高达8.8%。为抑制通货膨胀，1986年开始实行“双紧”政策，经济增长率回落。
1987—1990年第八个周期的原因：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高速增长政策，不惜用通货膨胀刺激增长速度，1988年货币流通量增长了31.8%，结果1987、1988年连续两年经济增长在11%以上，可是货币投放过快，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到18.5%，这是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货币贬值引起社会恐慌，出现了“抢购风”。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及伴随的严重通货膨胀，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重点在于控制通货膨胀、压缩基建规模、整顿流通领域和紧缩银根，结果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1989、1990年经济增长率都在4%左右。
1991—2001年第九个周期的原因：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了经济计划指标，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为了启动经济，1992年货币流通量增长了43.2%。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2、1993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3%以上，与此伴随，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1.7%。针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克服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对金融秩序进行整顿，并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然而从1997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下滑轨道。1997年10月社会商品零售价格首次出现负增长（-0.4%），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进入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并存的时期。为了拉动内需，克服萧条，刺激经济，1997年以后，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到2002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有复苏迹象，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
第四节 改革后宏观经济波动的调控
一、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总体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五次收缩型的宏观调控和三次扩张型的宏观调控。五次收缩型宏观调控的时间段分别是：（1）1979—1981年；（2）1985—1986年；（3）1989—1990年；（4）1993年下半年—1996年；（5）2003年下半年以来。三次扩张型宏观调控的时间段分别是：（1）1987—1988年；（2）1992—1993年上半年；（3）1998—2001年。
具体来说，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我国政府于1979、1985、1988年三度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使通货膨胀率回落的同时，由于紧缩措施过于激烈，致使经济增长率急速回调。因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又于1987、1992年两度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使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同时，由于扩张措施过于猛烈，致使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因此，我国宏观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着极大的互动性，通货膨胀是实行紧缩政策的动因，而紧缩的政策又成了诱发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经济衰退是实行扩张政策的动因，而扩张的政策又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1993年我国政府实行的第三次紧缩政策，在吸取前两次调控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式的连续微调。经过四年时间，基本达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预期目标，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然而1997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出现了偏冷迹象。当年GDP增长率回落，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二十年来最低水平。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张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在扩张型政策的作用下，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局部领域（如房地产）表现出过热迹象，尤其是在2003年上半年遭遇“非典”（SARS）之后，下半年由于能源紧缺等方面的问题，我国经济呈现明显的回升之势，在此情况下依然采用扩张政策，那么政策的时滞效应很可能将带来下一轮通货膨胀。为此，我国政府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又转向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扩张型宏观调控：以1998—2000年第三次扩张型调控为例
1.1998—2000年的政策措施
在1993年实行紧缩政策之后，到1996年中国被认为已经实现软着陆，然而从1997年开始，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经济进入下滑轨道。生产资料价格连续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多。1997年10月可以视为我国经济正式进入通货紧缩时期的时间性标志，当月社会商品零售价格首次出现负增长（-0.4%）。从此开始，该指数在负值以下持续运行达28个月之久（1997年10月至2000年1月）。
如果说，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5月到1997年10月的三次利率下调，可以视为对前时实施“软着陆”过程中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利率定得过高的一种恢复性调整。那么，1998—1999年的四次利率下调，既是适应物价下降的被动行为，更被政府作为主要经济手段用于应付通货紧缩。这段时期，根据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降息为契机，货币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由适度从紧转向相对积极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除了降息之外，央行还实施了一系列调控和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国有独资银行贷款限额管理，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推行消费信贷等，促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在连续多次降息后，1998年上半年的形势仍无好转迹象，居民的心理预期下降，消费谨慎，储蓄加紧，货币投放量未如预期的理想，因此，从当年8月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被摆上台面，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国债，以增加银行资本金、防范金融风险；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000亿元投入，加上银行和社会投资，使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5%，国民经济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1999年延续了赤字财政政策，国家在年初预算安排的基础上再增发600亿元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使预算赤字达到1803亿元。增发的国债仍然专项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拉动全社会投资需求。同时，国家把调整收入分配作为一项拉动内需的重要政策举措。1999年9月，国家决定大幅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为此财政当年多支出540亿元，直接受益人达8200万。此外，国家还引入税收政策，推动出口，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主要措施有降低出口退税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19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2000年起暂停征收；出台房地产优惠政策，恢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在财政手段之外，国家还采用扩大学校招生、增加法定假日等措施拉动消费。
2000年，中国继续执行“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半年货币供应量依然保持适度增长，5月末现金流通量M。余额为136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8%，狭义货币M1余额为464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3%，广义货币M2余额为1240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7%。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加快，5月末余额为961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9%，前五个月累计新增贷款4447亿元，比上年同期多贷1814亿元。货币当局继续清理“软着陆”时期的紧缩政策，扩大公开市场业务，鼓励商业银行扩大票据承兑、贴现业务，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快推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大货币市场建设力度。
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仍占据主导作用，并且力度有所加大。2000年，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加大对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投入力度，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率，进一步促进外贸出口。当年发行国债4380亿元，财政预算赤字安排2299亿元，其中增发的1000亿长期建设国债继续投向前两年国债已经作了安排的项目。在国债发行上，时间比往年有了提前，频率明显加快，前半年就发行了五期，总额为1640亿元。在建设项目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吸纳了三分之二的国债投资。此外，当年安排165亿元财政贴息支持重点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继续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行政事业单位增资和“三条保障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所需资金给予补助。
2.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许多人把持续的通货紧缩归因于1996年成功实施“软着陆”后，货币政策没有及时地作出相应调整。其实，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告诉我们，有波峰，就必有谷底。通货紧缩是对过热经济、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的结构性过剩的一种无法避免的滞后性反应，政府对投资规模的过度压抑只是使得这个过程提早到来。因为，低效率投资形成的大量银行坏账必须处理（J.P.摩根银行估计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坏账比率为36%），过多存货必须消化，扭曲的经济结构必须调整。
通货紧缩首先是一个货币现象，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给、扩张信贷，是治愈通货紧缩的一般做法。我国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初期，援用货币主义者的主张，希望通过增发货币、降低利率的方式来启动经济，可是政策效果并不显著，不景气的趋势仍在延续。1998年信贷出现了萎缩现象，银行贷款余额的增长率为17%，略高于1997年的16.7%，但大大低于1996年的21.2%。货币供应量受货币内生性的约束，增长有限。
自然而然地，人们将这种状况与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相对比，想到了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萎缩。有效需求=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在简单国民经济平衡公式中，储蓄=投资，我国的储蓄率高达40%，理应有很高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然而，从1997年的情况来看，正是高储蓄率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一，国有银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渠道，但出现梗塞现象，使得储蓄难以顺畅转化为投资。由于国有银行转换机制，收入与效益挂钩，新刑法对金融犯罪的界定，银行内部对道德风险的加强防范（如信贷人员对贷款的终身负责制），造成银行“惜贷”，大量的储蓄存款不能转化为贷款。第二，投资缺口经常出现负值，国内储蓄没有充分用于本国经济建设，闲置资源以贸易顺差形式输往国外。第三，投资难以找到适当方向。过去的投资已经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这种过剩是结构性的。由于科技开发能力的不足和劳动力素质的欠缺，投资过多地集中于技术含量低的资金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过多产品。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高储蓄率的存在使得投资挤占国内消费，造成产品过剩。本来，过剩产品可以依靠出口来消化，但我国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已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据相当份额，再增加份额难度加大；另外，生产能力过剩是全球性经济现象，再加上适逢东亚金融危机，给当时的出口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内需和外需同时出现问题，当时的环境决定了我们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国内，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从1998年8月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占据了支配地位，通过增发国债、调整收入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预定经济增长目标，1998年GDP增长7.8%，1999年增长7.2%，2000年增长7.8%，无疑财政政策取得了预期效果，甚至有专家认为，宏观经济出现了拐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主要依靠国债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作用逐步弱化，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表现在：（1）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弱；（2）国债投资对社会投资挤出效应越来越大；（3）长期的国家举债带来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
三、改革以来的收缩型宏观调控：以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第五次收缩型调控为例
1.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第五次收缩型调控的概述
在1998—2001年的扩张型政策的作用下，1998—2002年，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年均增长25.3%；1997—2002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年均增长一倍以上，二者的增速都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速。与此同时，银行的房贷风险也在积聚。截至2003年4月，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人民币，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7.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8.9%。过热的投资使房地产业成为一大高危产业，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必将导致金融业的巨大风险。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便开始多次对房地产过热现象提出警告。但受巨额利润驱使的投资行为仍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样难以驾驭。
2003年6月，经历了非典重创后的中国经济又开始以一种超常规的速度向前冲。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2002年下半年出现的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以及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和高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正日渐突出。部分地区的商业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违反有关规定，放松信贷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倾向。“通货紧缩以及S A RS的气氛还没有完全退去，满世界都已是工业机器的轰鸣声。”一位经济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投资热度。
2003年6月13日，央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件）。该《通知》意在抬高房贷“门槛”，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现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所长刘树成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指出，“121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已经延续了6年之久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发生了转折。然而，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121号文件”一经发出，旋即引发了房地产商们的强烈质疑。有人多次发表署名文章，指责该文件是“歧视高收入者”，是“仇富现象”。
2003年7月，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后两次在公开场合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过热的苗头，出现了朝过热发展的趋势。”他的依据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投资开始加速增长，到了2003年虽然出现了非典疫情，但投资依然加速。2003年上半年，扣除物价因素后，国内经济投资增速高达31.4%。而在1993年，全国兴起大规模的投资热，虽然投资增速高达60%，但扣除物价因素后，投资增速也只有26%。因此，31.4%的投资增长速度已经是历史之最。
樊纲的观点引爆了中国经济学界二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此后不久，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林毅夫、胡鞍钢、萧灼基等知名经济学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争论迅速从学术界上升到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几乎是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经济学家座谈对中国经济整体走势的判断，并听取下半年经济政策意见。
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决定从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6%调高至7%。上调1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大体相当于冻结商业银行1500亿元的超额准备金，没有引起下半年金融机构贷款下降，应该说是一项温和的政策措施。但其调控力度明显大于“121号文件”，因为后者只是针对房地产业，而前者涉及和影响了整个金融界。实际中，从2003年8月23日宣布调高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到9月21日执行，中间有近一个月的政策宣示效应期间，给规范对象留出足够的政策反应时间，保持了政策的平稳与连续。
2003年8月31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该《通知》作出的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发展是健康的定论一扫两个多月来由“121号文件”带给房地产商们的阴郁之气。中央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既想防止经济过热又不想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这一轮经济运行刚刚进入上升期时就开始采取温和措施预防经济过热，表现出对经济过热的高度警惕性，是为了避免过去疾放疾收、猛放猛收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
进入2003年第四季度后，中央又频频发出对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预警信号，但并未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在市场需求和地方保护的驱动下，一些地方的投资额有增无减，某些被列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原本需要加以抑制的行业也顶风而起。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4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43%，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高的。投资急速增长的原因是工业投资大幅度增长，达78.1%，而在工业投资增长中，主要体现为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的投资高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直接造成主要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加剧和价格上涨压力加大。2004年一季度，煤、电、油的生产量和运输的货物周转量均保持近年来最高水平，但仍难以满足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有23个省（市、区）拉闸限电。
4月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势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同一时期，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也明显加大。3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除淘汰自焙槽生产能力置换项目和环保改造项目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扩大电解铝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严格禁止新建和扩建机立窑、干法中空窑、立波尔窑和湿法窑水泥项目。3月24日，央行宣布将从2004年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同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4月11日，央行又宣布将从4月2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4月2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4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事件涉及的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4月29日，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在1个半月内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新开工的所有项目。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要进一步控制信贷规模、降低信贷风险。
频频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在“五一”长假后初步显现。5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近期钢材价格明显回落，线材、螺纹钢代表品价格已经回落到每吨3250元和3440元左右，较3月初每吨下跌了750元以上。5月21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论坛”的开幕式上谈及对今年经济的预期时说，下半年经济会有一个很好的回落。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资金对过热行业的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200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表明，此次宏观调控，收到了明显的成效。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中，GDP增长9.7%，消费价格上涨3.6%，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这与前期相比，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进入2005年以后，宏观调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增强，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力度，更加注重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求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综合运用财税、货币、土地供给等政策手段，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控制投资反弹的同时，重点稳定房地产价格，控制房地产投资重新过热；化解外贸顺差扩大带来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着力进行改革攻坚，在农村税费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迈出了重大步伐，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改革对解决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弊端，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都有长远和基础性的作用。
2.第五次收缩型调控的新特点
在改革以来的五次收缩型的宏观调控中，与前四次调控相比，第五次调控在各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前四次调控都是针对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而进行的被动调整，第五次调控却是在出现局部经济过热和物价上升态势时进行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整。
前四次宏观调控中，首先，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4年达15.2%，1987年、1988年达11.6%和11.3%，1992年达14.2%。其次，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第一次的经济过热，起初表现为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随后财政用于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财政赤字，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第二次至第四次经济过热，都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再者，前四次宏观调控都要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0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6%（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一个高峰，也是1962年之后到当时的最大涨幅），1985年达8.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高峰），1988年达1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三个高峰），1993年达13.2%和1994年达21.7%（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物价上涨的最高峰）。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四个高峰，一个比一个高。总之，前四次的经济“大起”，每次都是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进行被动的调整。
而第五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11%的大起（2003年经济增长率为9.1%），而是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防止“大起”导致“大落”；针对的不是已经出现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不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而是部分行业投资的局部过热；针对的不是已经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而是物价上升的压力开始显现。总之，第五次宏观调控对于过热的部分行业来说，是及时的调控；而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全局来说，则是见势快、动手早、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控。
第二，前四次宏观调控都发生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但尚未“基本转型”的过程中，而第五次宏观调控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紧缩型宏观调控中。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表现出来，并折射到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形成各种声音的多元化。因此，第五次调控着眼于各方面利益的平衡。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哄而上。但在此后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基建总规模没有退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同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直到1986年宏观调控也没有到位，并潜伏着进一步经济过热趋势。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1993年6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措施，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但同时，一些地方和企业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也不断。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为抵御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全面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而是见势快、动手早、防患于未然；同时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与其他部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及证券公司、过热行业与非过热行业、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沿海与内地，以及高中低收入者之间，形成的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复杂利益格局。
第三，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在第五次调控中，娴熟地兼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更着眼于把握时机、节奏和力度。
就政府宏观调控来讲，一般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第一次至第三次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财政政策，强制控制财政支出（消减投资支出和控制消费支出）；行政性货币政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停止银行贷款；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第四次宏观调控时，已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如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第五次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注重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也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经济运行中既带有转型之前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冲动、一些企业投资实际上只负盈不负亏的软预算约束等），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企业行为的市场化等），还带有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如企业行为的非法制化、非理性化等）。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中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对症施策，确保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这是必然的选择。无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断成熟，以及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宏观调控将会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在调控的实施方式上，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宏观调控，在最初作出调整国民经济决定的头一两年内，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随后，才进行坚决的大规模的调整。在第四次宏观调控时，汲取了前三次的教训，在作出治理整顿的决定后，在实施上表现出雷厉风行的特点。第五次宏观调控因是见势快、动手早的调控，所以采取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准确地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
在调控的紧缩面上，第一次宏观调控中的最后一年（1981年），以及第三次宏观调控中的最后一年（1990年），都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力度较大的全面紧缩，使经济增长率较大幅度地迅速回落（198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5.2%，1990年回落到3.8%）。1993年6月开始的第四次宏观调控，亦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全面紧缩，但为“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为“适度从紧”，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平稳地、逐步地回落到10%以内的适度增长区间。第五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逐步转向“中性”。注重做到“四个既要、又要”：既要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又要切实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从宏观上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总之，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大幅度地回落和“着陆”，总体上看，经济还在适度增长区间内（8%～10%）运行，既不是“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通过适当的控速降温，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既平稳又较快地可持续发展，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第四，在前四次宏观调控时，国际上均不太关注；而在第五次宏观调控时，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已日益扩大。
2003年与1992年相比，我国进口规模由不到1000亿美元，扩大到4000多亿美元，增加了4倍；外商在我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额由100亿美元左右，扩大到500多亿美元，也增加了4倍；我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由不到200亿美元，扩大到4000多亿美元，增加了19倍。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从总量看，我国的进口额只占世界总额的3.4%；但从增量看，我国的进口增量约占全球进口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海外有关机构、投资者和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会如何，也予以了广泛重视。
思考题
中国经济周期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的宏观调控有什么区别？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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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分析，http：//www.unirul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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