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一名句出自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在民国那个历史激荡的时刻，风雨飘摇，争扰纷纷，可是唯独学术如此活跃，至今我们所感叹敬仰的大师们，许多都来自于那个年代。梅贻琦爱才，不输于曹操，他千方百计招揽贤才，如培养华罗庚，保持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的友谊，在西南联大期间为学校请来了不少国内外知名人士访问、演讲等，成功保持了学校里自由独立的风气。有他一件轶事：在他做校长之前，“清华”学生运动高涨，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清华原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始建于1911年。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赔偿给西方国家大量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得到的部分，在时人的鼓励下，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其余的部分，于1924年由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在中国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其中相当部分以奖学金形式提供给清华大学。梅贻琦到任10年，在他和众多师生的努力下，清华大学一举跻身于名牌大学之列。梅贻琦在1955年来到台湾，利用上述“清华基金”的款项，筹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来演变成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字月涵，清华人至今仍感激梅贻琦为清华做出的卓越贡献，台湾“清华大学”一直遵循着梅贻琦治学的风气，并以他之字命名，举办一年一届的“月涵文学奖”，梅贻琦纪念奖章也是至今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梅贻琦所奠定的大师基础，一直被历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所传承。现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也常常请来各路名人，既有讲座，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自然，学校里的老师也是一流的老师，他们所具有的教授风范，果真非同一般。各有风格，上课特色各不相同。
我今天想说的这位老师，我认为也算是大师一名了。我知道我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仅是专业基础知识，也是治学态度和风格，更重要的是，在茫茫心闲的时刻，突然有一个警钟提醒你，什么是重要的。在你没有常识之前，不需要发表自己的观点。
很多人来到台湾交换，都能刷个分回去。并不一定特意为了刷个分回去，只是看见他们的样子，好像觉得在台湾提高绩点容易些。是因为学校对交换生要求低吗？还是因为台湾学校太多，层次不一？不管是什么原因，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可是一个学期过去，我却觉得，台湾老师要求并不低，尤其是今天要说的这位老师。
周四下午有一门《文心雕龙》，我跟另一名大陆同学一起修的。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这次两个人相依为命了。这门授课老师姓朱，名晓海，是专门研究南朝文化的教授。他已经六十出头，头格外大，神采奕奕，活力四射，他常常面带微笑，就是骂人也是嘴角上扬的。他算是我见过的，十分有性格的一名教授了。
朱老师上课十分有热情，他坐在讲台前授课，不需要休息，可以从头到尾一直讲下去，从来不间断。他的课是下午三点二十开始，理论上是六点半结束。在他第一节上课的时候，他便说：“我上课有个习惯，我不会下课，很可能会拖堂。你要是有事，自己提前走就行了，要方便自己出去。”
不下课？
嗯。这确实是件奇事了。
虽然以前也有老师两节连堂，或者三节连堂只休息一次。但是谁都知道这样下来很累，而学生也一般很难接受，下面即使没有睡倒一片，也会心不在焉，神游远方了。可是这个老师居然全然不在意！
接着他对我们声明：“上我的课，你可以吃东西，可以睡觉，可以不听课做你自己的事情，也可以不来，只要来考试就行。我不会计算你的出勤率，学期成绩期中期末考试各占百分之五十。不过我敢保证，你不来听课就答不出考卷来；当然你只要是天才，不用上课也会回答的话，你完全可以不来。只是我就一个要求：不能交头接耳。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没听清楚，就直接问我。”
我没有搞错吗？这个老师对于同学们的反应可以不在乎？他不在乎你早到晚到或者不到，他不在乎你上课吃东西喝水看小说睡觉？
下面没有一个嘘声。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听他讲话。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厉，考试题目也难，选择他课的学生也都是像他这样认真严谨的学生。有一名同学甚至在考卷发下来后对着题目和答案，跟助教讨论了四十分钟。我心里嘀咕着，这人也太钻牛角尖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课了。
他果然全心全意扑到讲课当中，而且果真拖堂，拖到一个小时之后也是有的。他上课总是二百分钟、二百一十分钟、二百二十分钟的下来，中途甚至很少离开自己的讲台。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东西，常常一直讲到五点半之后就饿了，拿出自己备好的小零食吃了起来，边吃也不耽误讲课。他上课吃东西，我不但没有觉得很反感，反而又多了分亲切。我一开始还留意过他吃的都是什么，也无非是些旺旺雪饼、粟米酥（或者黑米棒，具体什么忘了）、巧克力、小饼干之类的。上他的课分外累，每一天下课都饿得如狼似虎，见到吃的就扑过去。
朱老师上课不是讲课，而是骂课。以他的理念，你只需要听我讲，我讲的都是专业知识。他认为所有的学问都来自于日常生活，而且表现在最开始、最细致的地方，包括每一个字的来源，每一个典故的渊源。他常常想起来就气得跳起来大骂，骂现在人不会做学问，啰啰嗦嗦一大篇说不到重点上，还动不动就搞“苟异”，基础知识都不牢固，还想着推陈出新，要死。他看到我们忙着低头记笔记也骂，双眼一瞪，眉角飞扬，大喝一声：“你别光记下来，你应该记到脑子里！”或者神情激愤，遇到一个文字，马上跳起来，拿起粉笔就往黑板上板书，完了给我们讲这个字的来源，然后高声说：“记记记，你们该记的是这个！追根溯源，这个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
不仅骂现代人，老师和学生等等，还骂他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从上第一节课开始，就表现出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他从来不过分吹捧自己的研究对象。应该说，他从第一节课开始，就在不停地骂《文心雕龙》和刘勰。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文心雕龙》。
南朝有个刘勰，是世家高族的末枝了，家门苦贫，一直没娶亲，跟着和尚抄了十几年的经书。后来朝廷把他召去做官，他人很聪明，会钻营，不是个清心之人，吃了这么久斋饭，可还是驱除不了世俗之心，也想攀个高枝，得到权贵认可。于是就给当时的皇帝上书，建议皇帝把所有的祭祀都改为瓜果蔬菜。皇帝有两种祭祀，给祖宗祭祀和给天地祭拜，这皇帝崇佛，之前只把祖宗祭祀改成了瓜果蔬菜上供，早就想把天地这一块也改了，可是碍着皇帝的身份，又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次看见有人附和，非常高兴，就给他升了个中央的官。但他又是个文学青年，有自己的主意，自己写了本文学理论，评价时人著作，也有点愤世嫉俗。昭明太子也喜欢他，倒不是因为这文学理论，他俩在文学上主意不大一个样。皇帝也没重视他的理论，只是碍他经书读得多，又写一手好字，再加上博通佛经，马屁拍得到家，于是命他到寺院里抄写经书。他一方面说自己上承皇恩，一面又暗地里牢骚没人重视自己的文艺范儿，最后心灰意冷，果然又出家为僧，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雕龙是古代一个人的字。刘勰自己看不上那个人来，非要说，我的题目可不是取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不行。我是说啊，用文之心的精巧，可以雕出龙来，有这等神功了。
现代人很喜欢刘勰，觉得他是我们老祖宗的荣耀，一千多年前就有文学理论了，不输给外人。西方人的学问传到东方来之后备受吹捧，中国一群人看不顺眼，非觉得自己老祖宗什么都好，气呼呼地一头扎到古书堆里左右摸索，满脸蛛丝灰迹，急得满头大汗，最后还终于叫人家找到了。看到这一本《文心雕龙》后，顿时两眼放光，捧在手心里当成了红宝书，得意洋洋地到处拿出去跟人家炫耀：看，我们老祖宗的书！跟你们那也差不多，不过比你们早一千多年呢！
《文心雕龙》就这么火了起来。
朱老师非常讨厌现代人吹捧刘勰的样子，他自己对刘勰有一堆意见，对南朝文学的特点也不甚赞同。第一节课开始讲课，就花了好长时间来骂刘勰。他说刘勰的文字不是南朝的好文字，刘勰写东西必定要咬文嚼字讲求对仗效果，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骂训诂学是胡扯，等等。他对于《文心雕龙》的价值，一者赞其写作特点简洁有力，二者是取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当然，他有的是要骂的。他会骂现代身边不合理的地方，骂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骂是他的语言，是他人生和做学问的激情。他不会选择站在哪一边，该骂什么他就骂什么。他毫不隐晦自己的生活，他养过猫，爱看言情小说、网络小说，看得甚多，连大陆90年代“盲流”这样的专业名词都知道。他还骂台湾作家不够敬业，写了一本书就想吃一生的版税，敬业精神比起大陆作家差远了。我听了，跟同学偷偷一笑。大陆作家当然很辛苦啦，江山代有才人出，压力甚大，盗版业又甚为严重，只有自己的才华可靠。我还想成为一名作家呢！
听他的课，很辛苦，但是一入情境，听下去却十分有趣有益。他的课讲起来深入浅出，常常有故事在里面，并不容易遗忘。比如有一“酱瓿之议”，出自《汉书·扬雄传》，是刘歆讽刺扬雄的一句话。
扬雄是古代很有名的一个宅男，汉朝把他也作为圣人之一。他非常聪明，是他最早提出关注各地方言。他自己是宫门口的一个保安，全国各地都要到中央觐见，他心里就想，这不就是收集各地方言的绝佳机会吗？于是他利用职位之便，有人要进宫，他就拦住人家，问人家：“你打哪来的？”对方一听，就被吓住了，唯唯诺诺地说：“我是河南来的。”他就说：“那你们那这个字怎么发音？”对方就老老实实地用方言念了出来。他听了十分满意，一扬手就说：“去吧。”就这样，他就写出了一本《古文苑》。
扬雄仿照《易》，写了一本《太玄》，十分深奥难懂。刘歆见此就讽刺说：“你好好地白白折磨自己做什么！《周易》在汉朝被国家鼓励，学者们研究它，国家就发工资，都这种待遇了大家还看不懂，你这本书又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又深奥难懂，大家怎么会看呢？恐怕后人就拿这本书来覆酱瓿了。”
刘歆是个文人，好歹说话文绉绉的，也不至于太过分。其实，说覆酱瓿，已经是跟当草纸一个意思了，都是不用，闲置在一边，没什么价值。缻是古代一种小型的装酱料的容器，跟碗差不多，口粗底细，里面装着肉酱。这肉酱做起来比较麻烦，得洗干净，放麯风干，加盐加酒，闷好发酵，做成酱料，常常是鱼肉酱。吃饭的时候，就把瓿放在桌子上调味，食物蘸酱，才能吃下去。孔子吃饭就爱吃肉酱。后来子路参加政变，就被剁成了肉酱，孔子听说之后，再也不吃肉酱了。肉酱很香，常常有虫子也被味道吸引，或者有小虫子在旁边飞啊飞，闻到香味就晕了，掉了进去。为了防止肉酱被各种不明来物污染，人们就拿一个东西盖在上面，这就是覆酱瓿，通俗说，就是盖肉坛子。一个绝佳的好作品，却只能沦落到盖坛子，这是多么憋屈的一件事。刘歆这么小气，既不看好这本书，也不愿说好话，可是扬雄对此并不在意。
这个故事很长，可是这样讲出来，却十分难忘。后来考试果然考到了“酱瓿之议”。
他的考试，也狠狠地敲打了我一下。
期中考试前，为了好好表现一番，我特意学了很久的正体字，想着往试卷上写正体字（也就是繁体字，香港叫繁体字，台湾叫正体字，两者又有差别），还到网上查了很多翻译和文论。网上还真没对《文心雕龙》有十分细致的研究，最多不过是阐述刘勰的文学理论，那些比起朱老师的授课内容来说，都显得十分粗糙了。我仔细地把他上课的笔记看过一遍，到了期中考那天，面带微笑走进考场。
助教人很好，他每节课都坐在最靠近老师的座位，考试之前还拷给过我上课的录音档。考试由他来监考，他发下一册答题纸来，然后是一张试卷。
我看到试卷的那一刻，两眼就虚了。
助教站在讲台上，微笑地看着我们，说：“老师说了，大陆的同学可以用简体字回答。”
我虚弱地冲那个助教微微一笑，表示我知道了。
事实上，看见试卷那一刻我就蔫了，这题目，确实未曾见过。这种出题方式也是第一次见。老师虽然上课讲文章字词句，把最基础的部分都细致地讲了，可是考试却又不拘泥于此。文章最重要的还是文本，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题目答案很死，就是文中原句。我十分悲剧了。
下课问起台湾本地同学，这才恍悟，原来有考古题！而我们都傻傻不知道。
期中考试后，天渐渐凉了。朱老师每次来上课，都在肩膀上披着一件深绿色毛衣，里面是一件白衬衫。他上课依旧认真仔细，我们听得也格外认真仔细了。等到期末考试，再也不敢犯同样的错误，把每一篇每一句都认真翻过，以防万一，又找本地同学要了几份考古题，每一个题仔细做过来。同学看到我来要题目，十分慷慨，顺手就翻出来一份拿给我，大方地说：“你拿着吧，我还有一份。”我感动得差点要痛哭流涕了。
果然又是难了一倍，题目依旧是死题，不需要自己发挥，课本上都有。
考试那天，背了一上午的默写，中午匆匆忙忙又看了一遍考古题，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教室里已经坐着好多学生了，看见他们，我哑然失笑，原来大家都拿着一份考古题在背，也有人一边对着书一遍遍地看。没有人说话，整个教室学习气氛非常浓厚。
同学走进来，我们相视一笑，给彼此放松情绪。
考卷发下来，迅速一览，心里有了点安慰，果然百分之七八十是考古题。慢慢地我放松了许多，看到“酱瓿之议”，尤为开心了一下。
每一个大师都会留给后人一些警示。
我想我以后将很难忘记这样一个大师级别的老师，是他严谨的态度和激情的授课提醒我，什么是重要的，应该怎样坚持去做一件事。基础很重要，文本本身很重要，知识都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在你没有常识之前，不需要互动，不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