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中东欧的地缘政治、国家版图和人口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这导致少数民族问题出现新的局面。从地缘政治看，中东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从两战期间脆弱的独立地位转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可以整个中东欧国家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只有南斯拉夫例外。从人口和版图来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再次经历了国家版图的变化，大多数国家都变得比过去更小，波兰和罗马尼亚尤其明显，失去了大量人口和领土。从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角度看，中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节二战后中东欧民族构成的新变化和少数民族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大国的安排下，中东欧国家重新确立了边界。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中东欧国家在民族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特点和规律可循，这些共同特点是：
第一，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战后中东欧国家在民族构成方面大大“纯化”或说“同质化”，少数民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个数在中东欧国家越来越少。中东欧少数民族人口从1930年的27.2%变为1970年的为7.2%，中东欧国家少数民族比例的变化（1940年后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并入苏联不再存在）：
由此可见，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变化都十分明显，其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已经十分低，接近纯粹的“民族国家”了。
第二，中东欧国家几个最大的少数民族几乎消失了。“消失”的少数民族最明显的是犹太人。二战期间，中东欧犹太人，尤其是波兰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和杀戮，已经所剩无几。(1)二战后，中东欧国家并不欢迎犹太人继续留在本国，而是通过诱压并施的方式促使犹太人离开。60年代后，绝大多数犹太人离开了中东欧，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可以说基本结束了。其次，中东欧国家的德国人也已经大幅度减少。战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执行驱逐德国人的政策，德国人在战后不久就都离开了中东欧回到德国，德国人作为少数民族在中东欧的存在基本结束了。
第三，二战后，中东欧少数民族问题总体上比两战期间简单化了。最具有代表性和挑战性的几个民族问题是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族，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波兰的犹太人。其他的少数民族问题在冷战期间基本被掩盖下来，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这些被掩盖的民族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和欧洲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存在的罗姆族问题。
（一）波兰
二战期间，苏联和德国联合瓜分波兰。苏联出兵波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重新获得1922年《里加条约》中失去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939年月，苏联出兵占领波兰东部，然后将获得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分别并入相应的加盟共和国，同时，波兰在西部得到部分得到部分德国领土作为补偿，德波边疆重新推回到奥得河。这样，波兰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就从波兰历史上消失了，而增加了的几百万德国人和以前在波兰的少部分德国人在波兰政府的驱逐下，很快都回到了德国，这样波兰国家已经大大“纯洁化”了，大的少数民族已经不再存在，剩下的几十万犹太人成为波兰十分扎眼的少数民族。60年代后期波兰再次发起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使犹太人基本离开了波兰，犹太民族也不再存在。到1975年，据估计，波兰的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2.1%。(2)从那时到今天，波兰成为中东欧最“纯”的国家之一，少数民族保护在波兰已经不是受人关注的问题，包括欧盟在内各种相关国际组织，也基本未在少数民族保护方面与波兰才出现过争执。
（二）捷克斯洛伐克
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变化除了匈捷边境布拉迪斯拉发地区做了稍稍有利于捷克的变动之外，最大的变化是在外喀尔巴阡地区。该地区在1938年11月的第一次维也纳仲裁中被划归匈牙利，1947年对巴黎会议上对匈牙利条约中宣布废除该条约，该地区早在19456月的苏捷协定中，已明确将该地区划归苏联。
另外一个民族问题是德国人问题。1945年，德国战败，苏台德地区重归捷克斯洛伐克，当地的数百万讲德语的居民被驱回德国，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存在。
这样，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构成也大大“纯化”了，留下的唯一一个较突出的少数民族就是主要居住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匈牙利族。如何对待这个少数民族成为此后捷克斯洛伐克少数民族保护中的主要问题，也是捷匈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矛盾，捷克人作为统治民族，对斯洛伐克人一直没给予平等地位，导致两个民族的隔阂越来越深。
（三）匈牙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匈牙利追随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获得了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南部地区。在民族构成方面，两战期间最大的少数民族德国人离开了匈牙利，也有些斯洛伐克族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使二战后匈牙利的少数民族人口大大减少，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匈牙利成为比波兰还“纯”的国家。
匈牙利是冷战期间少数民族保护最好的中东欧国家。匈牙利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居住在匈牙利领土内的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包括使用本民族语言、用本民族语言教学与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权利。实际上，冷战时期，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宪法都有少数民族保护条款，但只有匈牙利执行着条款。在60—70年代，德国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就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民族社团。1988年，吉普赛人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匈牙利吉普赛人民主联盟。全国还建立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学校、图书馆、广播台，出版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报纸和刊物。
然而，在少数民族问题方面，匈牙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匈牙利族散落在中东欧邻国，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如何帮助这些同胞，成为匈牙利二战后和冷战结束后的重要问题。
（四）保加利亚
在二战中保加利亚重新获得多布罗加以及从希腊和南斯拉夫获得部分领土，但1947年的巴黎和约重新使保加利亚失去获得的大部分领土，但和约规定保加利亚维持“1941年1月1日原有的疆界”，(3)这样，实际上承认了1940年9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克拉奥瓦条约”，将南多布罗加划给保加利亚，北多布罗加仍然归罗马尼亚。这样，保加利亚的疆界在二战后有所扩大，使保加利亚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维持在两战期间的水平上。
（五）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是一战后获得领土和人口最多的中东欧国家，这个大大膨胀的国家在二战后遭到重创。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被纳入苏联，南多布罗加被划归保加利亚。不过，1940年8月30日的维也纳仲裁在1947年巴黎和约中废止，罗马尼亚重新获得特兰西瓦尼亚。总的来看，冷战期间，罗马尼亚在民族构成方面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纯化”。
二战后，罗马尼亚最主要也是最头疼的少数民族就是匈牙利族，主要分布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如何对待这个少数民族，不仅是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是匈牙利的少数民族问题，更是关系到双方关系的重大问题。
（六）波罗的海三国
二战期间，苏联兼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再次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重新成为被统治民族，两战期间的少数民族则重新成为统治民族。苏联对这些民族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因此普遍的不不满，民族矛盾雪上加霜。20世纪90年代初，三个国家成为从苏联首先独立出来，苏联的国家大厦顷刻解体。
第二节冷战期间中东欧少数民族保护状况
1947年-1948年，中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冷战的开始，也使中东欧纳入了苏联范围，形成苏东集团，这个集团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才宣告结束。
与一战后中东欧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相反，冷战期间中东欧国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维下，出现了“去民族化”倾向，大体上是要求减少民族差别，淡化民族特色，将所有民族融化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主要是将少数民族融化在主体民族之中，即走向同化政策。
由于中东欧与西欧国家形成对立的两个集团，冷战期间国际上欧洲出台的一些与少数民族保护有关的条约和制度，中东欧国家基本未加入。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虽然中东欧国家也参加了，并且其内容有保护国内少数民族的条款，但是在中东欧国家，这些条款并没有得到落实。
因此，冷战期间，中东欧少数民族问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的存在被掩盖，甚至不被承认，民族特色不再被强调，而是有意淡化；第二是在少数民族保护方面，中东欧国家执行的是同化政策，相对两战期间的一些保护措施来说，出现了历史性倒退；第三，中东欧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虽然大大降低了，但民族矛盾却加深了，这些民族矛盾在东欧剧变之后全面暴露并登峰造极。
社会主义时期波兰对犹太民族的政策，是冷战期间中东欧少数民族政策的一个典型，我们以此为窗口，冷战期间中东欧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民族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帮助和影响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将以如下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即一方面坚持平等的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坚持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观点和民族团结的观点。简言之，就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民族具有天生的差异，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也会存在民族问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是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列宁深知沙皇俄国时期存在的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大国沙文主义等问题，并将沙俄称为“各民族人民的牢狱”。因此，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就十分重视苏联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问题，并大力反对大民族主义。对大俄罗斯主义和沙文主义，列宁还特别强调“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4)然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建立开始，民族问题就一直成为苏联东欧国家的棘手问题。不仅民族不平等、民族矛盾广泛存在着，还继续存在着民族斗争和民族迫害，对于犹太民族，甚至还出现了针对他们的民族屠杀。犹太人，这个在曾经在俄罗斯东欧国家生活了一千年的民族，始终未能融入主体民族并享受和主体民族同样的待遇，而是不断地受到各种歧视和迫害，甚至在崇尚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未能避免饱受歧视、迫害和驱逐的命运。而在社会主义波兰，他们的命运尤其艰难。
二战前，波兰是苏联东欧国家中犹太人最多和最集中的国家，由于德国纳粹疯狂屠杀等原因，波兰犹太人从二战爆发前的350万，到1944年波兰从德国解放时，下降为6—8万， (5)存活率1.7%-2.3%，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6)从解放到1945年，大约有20万犹太人从苏联返回波兰。因此，1945年，波兰犹太人人数在25万左右。40年代后期（1946——1950），大量犹太人离开波兰，到50年代初时只剩下8万左右。(7)此后，在1956年—1958年，1967年—1969年期间，又出现两次较大规模的犹太人向外移民，使70年代后犹太人在波兰只剩下6000到10000。(8)而且，剩下的基本上是同化了的中老年人，波兰犹太人的数量在70年代还在不断减少。因此，可以说，随着1967—1969年最后一次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国外，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波兰消失，犹太人在波兰的千年历史宣告结束。
二战期间，犹太人积极参加反纳粹斗争，为波兰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按照常理推断，这些在战后存活下来的几万犹太人，应该受到波兰的额外尊重。然而，尽管这几万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对波兰社会和国家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波兰对犹太民族仍然执行着打压、压迫政策，反犹主义有增无减，犹太民族被迫移民国外。在70年代犹太民族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反犹主义仍在波兰徘徊。这些事实似乎与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违背，然而，在东欧社会主义时期，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本文以东欧的典型国家——波兰为例，对其犹太民族政策，主要是其反犹主义的原因、结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同时，以点带面，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反犹主义存在的一些共同原因。
二、社会主义时期波兰犹太民族政策的演变
从1947年波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到1990年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崩塌，社会主义波兰的犹太民族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7年——50年代中期，执行民族平等政策阶段。尽管冷战初期，东欧国家受到斯大林对犹太人严厉政策的影响，但是，这个时期东欧犹太人处境总体上看却比苏联更为宽松和自由，尽管5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斯兰斯基案件”，并牵涉到很多犹太领导人，但是，与苏联不同的是，东欧各国的政府没有破坏的犹太人生活各个方面，犹太人的社区组织和一些研究会继续存在，犹太拉比也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这个特点在波兰和保加利亚表现得相对来说更为明显。拿波兰来说，1944年7与22日，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后，卢布临政府发布了7月宣言。考虑到犹太人对战争所做的贡献和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和国际支持，宣言明确提出要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宣言指出：
“遭到纳粹占领者残酷压迫的犹太人，将获得保障重建他们的生存条件，重新获得法律和事实上的平等权利”。(9)
1947年，波兰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波兰非常强调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的权利。不久，波兰出台的宪法也规定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任何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都将受到惩罚。(10)波兰的其他一些法律条款中也对各民族平等进行了规定。
波共领导人十分重视犹太民族问题。1952年贝鲁特针对国内出现的一些歧视犹太人现象，特别强调指出，要尊重犹太人的平等权利。1957年，波兰出现了反犹主义的迹象，波共中央委员会对此也提出了严重声明。(11)因此，在这个阶段，尽管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反犹事件，但是由于政府的积极干预，反犹主义烈度比战前大幅度下降，反犹势力和反犹活动得到较好的遏制。
第二阶段：50年代末—60年代末，限制、打击和驱逐犹太人阶段
1956年，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后，被斯大林派来执政的“莫斯科派”犹太人被指责要“为斯大林错误负责。”(12)接下来的非斯大林化使斯大林时期未处理的一些犹太官员被解职。之后，反犹主义成为波兰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以至“想晋升的官员必须积极反犹”。(13)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哥穆尔卡支持犹太人迁走，1956年，哥穆尔卡放松了对犹太人的移民，1958年取消了对犹太人的移民费，这样使上万犹太人移民国外。
反犹主义从1958年后越来越凶猛了。政府加强了对犹太人移民、生活、工作、就业、上学的管制。1960—1961期间，公众言论进一步受到严厉控制。尽管官方没有公开地、积极地主导反犹主义，但也默许了政府下属各部门和社会上的反犹行动。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反“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失去工作。到1961年，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从安全部门、警察部门和很多军队部门赶走了。
1966年，波兰的社会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967年的中东战争和1968年的“三月事件”，又使波兰的反犹主义再次出现高潮，并最终导致政府决定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去。
1967年中东战争之后，各种反锡安主义、反犹主义故事和谣言四起。1967年6月，哥穆和东欧其它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讨论了共同反以问题和国内反犹问题。哥穆回国后，召开了波兰工会代表大会，要求清除国内的援以力量和越来越厉害的“修正主义”。哥穆尔卡极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反犹主义和反以主义。他说：
“我们不希望我们国家存在第五纵队。”(14)
1968年3月，由于波兰政府禁止公演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名著《先人祭》，使学生和一些知识份子进行了游行示威，政府出动大批警察，进行武力镇压，这就是“三月事件”。三月事件之后，犹太知识分子，尤其是敢于直言的犹太知识份子遭到了迫害和攻击。
对于1968年的三月事件，波兰当局和教会组织认为，这是犹太人挑起来的阴谋，对此，政府号召波兰人团结到对犹太人的斗争中去，1968年3月19日，哥穆尔卡还在大会发言中指出，要犹太人对事件负责。1968年11月11—16日，波党“五大”在华沙召开，对三月事件进行了总结。然而，“五大”的报告并没有从政策失误找出问题的根源，更没有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相反，却把一切现象都归罪于“修正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1969年6月11日，所有的波兰主要报纸刊登了波兰新闻社官方消息：
“为了促进那些认为以色列比波兰好的人移民，我们引进了一种特别的简便程序。波兰新闻社被告知：这种给那些要移民以色列办证的临时程序有效期截止到今年9月份。”(15)尽管消息后来被证实也是虚假的。但是，这的确使那些还没有下定决心的人尽早下定决心。
从1967—1969年期间，在政府的宣传、利诱、威胁之下，约25000犹太人移居国外。(16)尽管波兰还有残余的几千个犹太人，但是他们正在老去，波兰犹太人的千年历史宣告终结。
第三阶段：70年代初——1990年，从反犹主义到反思反犹主义
在这期间，波兰犹太人只剩下几千人，而且基本上是已经被同化并融入了波兰民族的中老年犹太人。几千个犹太人作为只是作为个体存在，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减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可以说已经从波兰历史中抹去了。
70年代，波兰虽然没有了犹太人，却仍然存在着反犹主义。随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波兰的消失，犹太文化也开始在波兰人的视野之内消失了。犹太教堂、学校和其他一些固定资产被充公，犹太人住房安排给了波兰人，政府的历史中也很少提到犹太人，也很少提到犹太民族在二战中反纳粹的贡献。对于大屠杀，解释大屠杀历史。那就是将所有被杀的和被驱逐的都说成是“法西斯的受害者”。当对受害者民族进行归类时，犹太人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归为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主体民族。波兰更是将奥斯维辛看作波兰民族的烈士圣地，而很少提到犹太人在这里的死亡，似乎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国家生活过。
1970年12月，波兰发生经济社会危机，政府又企图将煽动的原因归结为犹太人。1976年提价导致的骚乱，已经没有犹太人可以怪罪了，但是安全警察仍然暴打罢工者，并使他们承认他们是接受了犹太人的报酬才这么干的。(17)
80年代，波兰政府的反犹立场和形象不断受到西方的批评。为了建立一个好的国际形象，波兰政府放松了对犹太文化的限制。
1981年，波兰犹太人贾吉尔斯基（Jagielski）成立了一个犹太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受到过内外各界的关注，共有四百多个犹太遗产被确认。随着犹太人来波兰的人越来越多，该组织的名声越来越大。在1983-84的纪念华沙起义40周年活动中，波兰政府和犹太人合作，在波兰办了一些犹太文化展览，受到国际各方人士的关注。1986年，克拉科夫大学校长，历史学家约瑟夫.吉洛夫斯基（Josef Gierowski）教授组织成立了犹太研究中心。同年，波兰天主教主教团建立与犹太对话委员会。一股反思反犹主义的思潮在波兰社会涌起。
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随着政府对文化的管制也放松了，国外犹太人到波兰逐渐增加，1986年，以色列外交官又出现在波兰的土地上了。新一代犹太人开始互相接触，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们创办刊物，成立俱乐部，学习犹太文化，举办开办夏令营等活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一些组织的资助下，一些波兰犹太人还得以去以色列旅游。
因此，80年代后期，尽管波兰仍然继续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令人欣喜的是，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在波兰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了。
三、社会主义时期波兰反犹原因探析
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期，波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一个具有着历史上最先进制度的文明国家里，为什么仍然会发生反犹、屠犹的现象，并且象14、15世纪的西欧国家那样，最后发展到将犹太人驱逐出国呢？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反犹主义的历史惯性。
由于在经济上需要犹太人，波兰从966年建国开始，在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犹太人主要态度是欢迎和宽容。然而，13、14世纪，随着西方反犹风暴向东欧扩展，波兰也开始出现反犹现象。波兰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屠杀犹太人事件发生在1349年。传说犹太人正在传播“黑死病”，整个犹太人的居住区都付之一炬，不少犹太人遭到屠杀。(18)此后在1367年、1454年、1483、1491年，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活动，而且其激烈程度不断生机，到1483年时在屠杀的同时还开始出现驱逐犹太人的现象。16世纪和17世纪初，由于出现几个对犹太人相对宽容的国王，犹太人的命运有所好转。然而到17世纪中叶之后，波兰开始走向衰弱，反犹主义重新发展并走向疯狂。
1719年，波兰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波兰的衰落使犹太人的处境一落千丈，波兰不少人将波兰的衰落归因于犹太人，说他们“吸光了波兰人的骨髓”。(19)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社会对犹太人的攻击和杀戮活动也更加频繁和激烈了。
18世纪末，波兰被俄奥普三过瓜分，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怨气进一步增加。对犹太人的打击和屠杀活动进一步升级，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此可见，波兰的反犹主义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根深蒂固了，可以说波兰染上了反犹病。二战后，尽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的反犹主义不可能随着某种制度的建立而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第二，苏联的影响。
战后，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东欧基本紧跟着苏联走。在对待犹太人政策方面，也紧跟苏联。
苏联对东欧对犹太人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苏联对犹太人文化的压制，为东欧树立了榜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欲图消灭意第绪文化。所有犹太人聚集区的残留组织都受到破坏，同时，犹太人被禁止与国外犹太人和西方接触，因为那样将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的敌人——国外“帝国主义”和“锡安主义”勾结，其结果不是监禁就是处死。1948年11月，苏联甚至向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下手，不少犹太领导人相继被捕或者失踪，犹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赫鲁晓夫也是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尽管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之后带来了一阵“解冻”之风，但是，犹太人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继续在苏联受到歧视。大学对犹太人实行着严厉的限额制，文化上严厉控制犹太文化，犹太人学校基本被迫关闭。由于苏联的排挤和压制，犹太作家都基本沉默了，也不进行创作了。犹太人也不允许创办学校。犹太人的一些传统节日和活动也受到严厉限制，不少不遵守以上相关戒律的犹太人都受到了惩罚。(20)（2）苏联一方面对本国犹太共产党领导人的迫害和清洗，一方面直接插手东欧国家内政，清除犹太领导人。50年代初期，由于犹太人国家以色列投靠美国，朝鲜战争使冷战加剧等原因，斯大林掀起了又一轮反犹清犹运动。苏联不少具有犹太血统的高层官员相被受到控制甚至解职。在苏联各级政府机构里面，犹太人的代表不断减少。同时，苏联还策划了对东欧犹太领导人的审判和处决。其中最典型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案件。斯兰斯基是捷共总书记，他于1951年与另外13个人一起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斯兰斯基等11人受审后被枪决，罪名之一是“同以色列保持颠覆性的联系”。(21)
第三，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波兰国内的政治斗争包括两个方面：
（一）“莫斯科派”犹太领导人和“国内派”势力的斗争。二战结束后，苏联势力渗入东欧，斯大林安排了一批在二战期间流亡苏联的东欧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担任东欧国家领导职务，例如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波兰的贝尔曼、明兹，罗马尼亚的洛赞斯基（Rozanski）等。他们的到来使苏联带来的共产主义具有浓厚的犹太色彩。(22)在50年代中后期的非斯大林化过程中，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使东欧人民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极大的排斥感，而反抗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必然要迫害斯大林在东欧的犹太代言人。因此，斯大林安排犹太领导人到东欧执掌政权的做法，其本身隐藏着日后东欧反犹主义的火种，这个规律在除民主德国和南斯拉夫之外，其他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存在。
（二）政治斗争还有内务部长莫查为首的集团企图推翻当权势力，篡夺波兰的领导职务。从50年代末开始，以莫查便开始悄悄发展自己的个人势力，同时剪除异己。莫查正是选择了反犹主义作为自己政治攀爬之路，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同时也可以获取莫斯科的支持”。(23)因此，莫查的警察集团将所有的问题推向犹太人。以他为首的内务部以及警察组织边开始秘密建立犹太人档案，迫害犹太人，他利用波兰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反犹主义，迫害自己的敌人，同时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的势力控制了教育界、新闻界、司法部等重要部门。哥穆老婆也是犹太人，他有时还存在动摇，但是，由莫查集团掀起的反犹主义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哥穆尔卡本人也无法制止。
第四，反犹主义作为战后波兰社会经济危机的替罪羊和解毒剂。从17世纪波兰走向衰落开始，波兰人开始将国家灾难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并逐渐形成了波兰历史上寻找犹太人作为“替罪羊”的规律。战后，波兰发生多次社会骚乱和危机。在几乎在每次危机中，波兰政府同样都将矛头指向犹太人。1968年的“3月事件”、实际上是波兰人民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情感的一次大爆发，同时也包含波兰人民对国家领导人盲目听从苏联的不满。而1970年和1976年的两次危机，则是盲目追求速度和工业发展等原因，使波兰经济越来越畸形发展，最重要的是消费品严重不足迫使政府对某些食品提价，而导致人民抗议的一次经济社会危机。哥穆尔卡执政后期，对波兰社会的这些问题有所认识，但是，以哥穆尔卡为首的统一工人党不是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再次祭出反犹主义的法宝，以平息波兰危机。因此，犹太人几乎每次都被用来做替罪羊，反犹主义成为了“波兰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解毒剂”。(24)然而，如果说在1970年之前，反犹主义还能够起到一定的“解毒”效果，那么，在70年代之后，犹太人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这副“解毒剂”也最终成为自欺欺人的药方。
第五，国际政治斗争的结果。
冷战中国际政治斗争也是导致社会主义波兰，乃至整个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排犹驱犹的重要原因。这首先是由于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及其“归队”问题引起的。1948年，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建立。以色列的成立虽然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其成立主要是得到英美等国家的支持。以色列成立后，与苏联的初衷相反，越来越表现出亲西方、远苏联的倾向。(25)1957年以色列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这更使苏联大为光火，认为这是以色列主动卖身投靠美国的行径，两国关系进一步冷淡，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时双方关系达到最低点。苏联与以色列关系变冷的同时，开始积极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因此，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就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支持以色列、以苏联为首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态势，苏东国家的反以立场由此形成。在反以立场的基础上，对本国犹太人就必然加强限制和打击，以防其“通敌”，即通西方和通以色列。其次，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形成了以意识形态化线的做法。战前，犹太人的中心在俄罗斯和波兰，信奉共产主义是他们的主流。战后，由于苏联和东欧大量犹太人移民美国、以色列，使美国和以色列成为世界犹太人的中心，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美国的犹太人也改变了共产主义信仰，逐渐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因此，信奉资本主义和西方价值观成为世界犹太人的主流，美国的犹太人甚至积极地参与美国的反共、清共运动。犹太民族的这个转变也是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不信任犹太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苏联东欧的反犹主义看冷战期间的苏东少数民族政策
从冷战期间波兰的反犹主义发展看，苏联的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是相同的因素，而反犹主义的历史惯性和国内的政治斗争、社会经济危机则是波兰社会主义波兰的反犹主义的特殊性因素。苏联的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只是间接性的，是外因，而波兰历史形成的反犹主义传统和惯性，国内政治斗争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影响是直接性的，是内因，也是社会主义波兰反犹主义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冷战期间波兰的犹太民族政策，以及社会上反犹主义的发展，正是苏东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命运的典型写照。当然，这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错，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有误。尤其是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左”倾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使它们对于犹太民族的认识也同样犯了“左”的错误。一方面，苏东社会主义者认为“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不符合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26)认为犹太民族追求的是犹太人的民族利益，而苏东社会主义者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犹太人忘记民族利益；另一方面，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理论拒绝给予犹太人民族地位，因为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犹太人显然不具备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共同地域。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犹太人的民族利益无疑要受到压制。
总之，冷战期间，苏东国家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保护都很不乐观，不仅中东欧国家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问题没解决好，而且犹太民族、罗姆族等少数民族问题也没解决好。中东欧国家的民族关系在1989年东欧巨变之时比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时候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关系的恶化成为中东欧剧变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内战与解体更是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点。另一方面，冷战期间，中东欧倒向苏联，使苏东阵营自绝于西欧之外，中东欧的少数民族保护问题也与西欧他脱钩了，甚至可以说是与欧洲少数民族保护发展的历史脱钩了，中东欧国家在现代国家建立之时在少数民族保护方面“先天不足”，又再次遭遇到“营养不良”，中东欧在少数民族保护方面就成为典型的“问题孩子”，而这些“问题孩子”的拯救，则需要等到冷战结束之后，通过国际、欧洲地区、国家三个层次的长期共同努力才可能得到解决。
注释：
（1）中东欧国家从1939年到1945年犹太人的统计表：罗马尼亚：1939——85万， 1945——30万，存活率35.3%；匈牙利40万——20万，存活率50%；捷克斯洛伐克：36万——5万，存活率13.9%；波兰：350万——6-8万，存活率1.7%——2.3%。参见Leo Cooper，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Palgrave Publishers， 2000， p165.
（2）Stephan M. Horak， 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 Minorities 1919—1980， a Handbook， p3.
（3）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68页。
（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2页。
（5）参见Leo Cooper，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Palgrave Publishers， 2000， p165.库珀（Leo Cooper）在其后又提到，波兰犹太人存活人口在4-8万之间，或者在8-12万之间（见该书167页）。对于波兰二战前与二战结束之时的犹太人人口，是一个十分难以准确计算的问题。学者们对此也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分歧不算大。格瑞采（Grayzel）与库珀（Leo Cooper）意见基本一致，参见Grayzel S.：A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8，p674；拉宾诺维奇（Rabinowicz）的意见是，1939年波兰犹太人为3474000，1945年为55509，参见Harry M. Rabinowicz： The Legacy of Polish Jewry， Thomsn Yoselff Publishers， 1965，p194；霍夫曼（Charles Hoffman）认为，1939年波兰有320万犹太人，1946年只剩下25万，参见Charles Hoffman：the Gray Dawn：the Jews of Eastern Europein the Post-Communist Er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p24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存活人口未包含成功逃出波兰到苏联和其他国家生存的波兰犹太人，库珀认为，大约有35万犹太人成功逃到苏联和一些中立国，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存活人口的话，波兰犹太人的死亡率在87%左右，参见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167。但是，就算这么计算，波兰的存活率也低于其他欧洲国家。
（6）Leo Cooper，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Palgrave Publishers， 2000， p165。
（7）Charles Hoffman：the Gray Dawn： the Jews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p256.
（8）Charles Hoffman：the Gray Dawn：the Jews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p245.
（9）Josef Banas：the Scapegoats： 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 Polish Jewry，Weidenfeld and Nicolcon Ltd， 1979， p27—28.
（10）同上，p28.
（11）同上，p29—30.
（12）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207.
（13）Leo Cooper，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 207
（14）The Scapegoats： 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 Polish Jewry，p87.
（15）The Scapegoats：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 Polish Jewry，p172—173.
（16）The Scapegoats： 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 Polish Jewry，p184。
（17）the Scapegoats：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 Polish Jewry，p213。
（18）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13.
（19）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p22.
（20）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he Czar and Soviet Union， Schochen books， New York， 1987， p290—291.
（21）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第192-193页。
（22）详见：Muller Jerry：“Communism， Anti-Semitism & the Jews”， <Commentary>， Aug，1988.
（23）The Scapegoats： 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 Polish Jewry ，p202.
（24）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208.
（25）这点具体参见杨曼苏：“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
（26）Arthur Kemp： March of the Titans： a History of the White Race， Chapter 61： The Suppressed Link-Jews and Communism . http：//www.stormfront.org/whitehistory/hwr6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