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理论基础指导下建立的。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学理论建设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同财政学直接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论和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基本原理，不容置疑地作为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只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有了共同认识，学术争论的其它分歧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财政与国家、国家职能、国家本质和国家经济活动性质的关系，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财政历来就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事实已非常明显。国家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本质、职能和活动范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范畴的定义，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实践证明的客观真理。当然也要指出，国家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阶级性、本质和职能，并不意味着财政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阶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而不是道德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决定。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变化了，只要阶级存在，国家存在，同国家共存亡的财政，其职责和功能也将随之变迁，这种变迁反映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不是阶级印记的消失。这一点，不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当今世界，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在核领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争夺战。到80年代中期，美国核武库已经拥有核弹头13，923个，爆炸当量38.86亿顿，足够将全世界毁灭多次。为称霸全球，美国国防费用一直扶摇直上。200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总额高达3099亿美元，比2000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2889亿美元增加了210亿美元，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1月4日，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惜斥600亿美元巨额资金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NMD）系统，坚持修改1973年美苏两国共同签署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强调价值观等“软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利用领先的信息技术和广泛的民间途径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加大“同化”异己国家的力度。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究竟代表谁，为谁的利益服务，财政有没有阶级性，一清二楚。“公共财政论”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国家的创立是人民通过协议订立契约的结果，是人们的自觉意图而产生的；政府是执行公意的机构，为社会契约的履行一视同仁提供公共产品；财政只同市场相联系，弥补市场失灵，服务于市场。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一百多年前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科学成果，其基本点在于研究资本循环周转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即研究加快资本运动速度，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任何社会的生产括动，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世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而丧失其重大价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同我们认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程度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没有运用好再生产理论，把握好商品经济的流通规律，从而饱尝了经济折腾所带来的苦果。
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从再生产角度考察，微观方面如何加速资本循环周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率；宏观方面研究分析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即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使之保持一个协调的比例关系。这些对于指导经济工作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价值运动中处于分配环节，是联结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纽带，对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起着巨大能动作用。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由于结构调整滞后，再生产各部分之间比例失衡，出现了生产过剩，社会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有鉴于此，为了给经济回升创造一个比例协调均衡的经济环境，政府启动财政手段，选择了积极财政政策，增大公债发行力度，扩大财政支出。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1999两年增发国债2100亿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了产业结构状况，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经预测，1998年1000亿元的国债投资，已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2000年新增国债500亿元投入使用，将为我国经济回升，形成持续发展局面注入新的动力。财政推动经济增长功不可没。可见，坚持再生产理论，把财政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再生产中审视，联系生产建设实践，来研究财政的职能作用，选择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才能摆正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地位，使其发挥自身应有的职能作用；离开了再生产理论，财政分配、资源配置、稳定经济就没有正确目标。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是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科学地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被商品、货币、价值等历史经济范畴所掩盖着的社会生产关系。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分配直接表现为价值分配，是价值运动的中枢，财政分配对象主要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财政参与价值分配、价值流通、价值增殖的运动，财政政策选择，税率的确定，税收转嫁与归宿，无一不以劳动价值论为重要依据。深入领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精神实质，用以指导财政税收工作实践，自觉遵守支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开辟充裕的财政收入来源。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概括，涵盖了中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法制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中，关系全局、决定全局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指导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强大理论武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财政学建设需要解决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比如新形势下的财政概念、财政存在前提，财政本质、职能，政府、市场与资源配置，财政运动规律，财政政策选择，“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学”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要用新的思维方式结合实际花大力气探索，作出切合国情的科学回答。坚持以邓小平特色理论作为构建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说到底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为楷模，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写出具有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新篇章。为此，我们应当以追求真理为最高职责，既要继承老一辈学者潜心研究的优秀成果，使之丰富和发展，又要吸收借鉴各国财政理论的精华，为我所用。
三、关于财政学属性定位
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科学门类划分上，它的属性是什么？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一个共同观点，把财政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一流行观点是否准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无庸讳言，财政学与经济学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是财政学产生、发展的前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对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起着指导和方法论的作用。财政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又是经济学理论在特定领域的延伸和抽象，为经济学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提供了源泉。财政学与经济学两者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财政学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处处可见。把财政学定位为依托经济学，又相对独立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科学依据的，必须充分肯定。
但是，把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仅仅局限在经济学视野范围，是有重大缺陷的。财政运行实践表明，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历史范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任何社会制度下的财政活动，都是以实现统治阶级政治意图为导向的。奴隶制国家财政、封建制国家财政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尽管收支内容、表现形式各有特点，可是国家的财政政策财政措施，如赋税、公债和公共信用，则必须与其时代背景的政治学说相一致，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的工具。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历来都是为政府一定时期内实现政治经济任务服务的。财政理论与政治学说相结合，政治学说的更替影响财政理论的更替，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代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物质文明日益进步，财政学同社会学、法学的关系愈益密切。人类生活实质上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而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往往受到一国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任何社会制度都要有财政支持。国家财政运行必须充分研究社会经济与社会政策取向，解决社会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社会人口、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环境污染、财富分配。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财政。财政学与法学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国家预算的确立、审查批准要按照宪法规定及行政法规程序进行；财政收入的取得必须遵守税法和相关法律规定；财政支出要符合预算、审计、国库法，以及会计法规的规定。
以上情况说明，财政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依托经济学又跨越经济学，兼及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几个领域的—门边缘学科，把财政学的学科属性界定为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是不全面的。
十三、关于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创新的几个问题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我国理论界，特别是财政学界梦寐以求的追求目标，也是新世纪财政学家们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呢？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以下几个方面最基本的问题，以便通过广泛深入讨论，求得共识。
一、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
我认为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成熟的社会科学著作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概莫能外。这是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创新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财政学理论体系建设成败的关键和核心。因为财政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财政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由于财政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学理论体系建设就不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什么是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简括起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而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和创新，是新的历史时期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现新的奋斗目标，走向新辉煌的行动纲领。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在一起的。十分明显，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创新，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运用他们创立的理论、立场和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一切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客观实际、体系严谨、科学的财政学理论体系。离开或者偏离这个指导思想，具有中国自己特色财政理论体系的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道理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