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是人类深化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过程，只要实践在发展，人们的认识就不会停顿，对客观规律的探寻也就不会止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迫切需要解决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具体的实际问题。“国家分配论”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只不过五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并不认为它的理论体系、学术观点已经完美无缺，拒绝一切有益的优秀科学研究成果。西方财政学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目前也处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的观念、新的理论，实事求是的概括。“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需要在实践中修正、丰富和发展。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一个思想解放和深化改革的新高潮将会又一次到来。财政学科建设必须大胆突破传统的、僵化的模式束缚，摆脱抽象的“经院式”的研究，要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为红线，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密切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再生产规律，联系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深刻认识财政分配同生产力的结合形式。从全新的角度更广阔范围上考察财政分配与经济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财政分配与生产力结构优化、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给“国家分配论”以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注入新的活力。许毅教授关于《广义财政学体系初探》一文提出的设想很有启示，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可以作为探索新的财政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的参考。
十一、简论中国财政学建立的理论基础
一、为什么要研究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
财政理论问题是财政学的基础，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则是建立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财政理论的根基不同，财政学理论体系，结构及其基本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财政理论是由财政、税收、公债等财政领域涉及的一系列基本财政概念和财政运行的基本原理、原则和规律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人们社会实践系统化理性认识的结论。财政理论既来源于社会实践，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又是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正确的财政理论是财政领域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对于指导财政实践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近几十年来，财政理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出发，从不同角度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学术论著，为推动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财政学建设、完善财政学理论体系，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财政理论研究的众多文献中，遗憾的是不少学者把财政理论等同于财政学的理论基础。财政理论探索多局限于财政学基础理论范围，而忽略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一个更深层次，并带有根本性问题，即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从而导致财政学理论体系建立的争论，迄今为止，学术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长期无法求得基本共识。本文试图就财政学理论的根基，提出一些粗浅见解供讨论参考。
二、西方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学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集前人财政理论之大成，予以融会贯通，于1776年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着“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学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西方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因此，人们都称亚当·斯密为西方财政学的鼻祖，创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学是不言而喻的。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财政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最后3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国家职能便从过去的“城市警察”拓展成为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工具，凯恩想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学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学说，财政学理论也现出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学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财政学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但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理论根基，即资本主义价值观始终是一致的。
三、中国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理论基础指导下建立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学理论建设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同财政学直接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论和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定不移地作为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财政学理论和理论的理论基础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财政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建立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和流派，但是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财政学理论之根基不能多元化，只要这个原则问题有了共同认识，学术争论的其它分歧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财政与国家、国家职能、国家本质和国家经济活动性质的关系，做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指出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列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财政历来就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事实已非常明显。国家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本质、职能和活动范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范畴的定义，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实践证明的客观真理。当然也要指出，国家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本质、职能和活动范围，并不意味着财政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变化了，国家存在、同国家共存亡的财政，其职责和功能也将随之变迁，这种变迁反映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一点，不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100多年前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科学成果，其基本点在于研究资本循环、周转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即研究加快资本运动速度，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点。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从再生产角度考察，微观方面如何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率。宏观方面研究分析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即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使之保持一个协调的比较关系，对于指导经济工作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价值运动中处于分配环节，是联结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纽带、对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起着巨大能动作用。可见，坚持再生产理论，把财政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再生产中审视，联系生产建设实践来研究财政的职能作用，选择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才能摆正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地位，发挥自身应有的职能作用，离开了再生产理论，财政分配、资源配置、稳定经济就没有正确目标。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是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通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科学地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被商品、货币、价值等历史经济范畴所掩盖着的社会生产关系。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分配直接表现为价值分配，是价值运动的中枢，财政分配对象主要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财政参与价值分配、价值流通，价值增殖的运动，财政政策选择，税率的确定，税收转嫁与归宿，无一不以劳动价值论为重要依据。深入领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精神实质，用以指导财政税收工作实践，自觉遵守支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开辟充裕的财政收入来源。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概括，涵盖了中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法制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关系全局、决定全局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指导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强大理论武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财政学建设需要解决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比如新形势下的财政概念、存在前提，财政本质、职能，政府、市场与资源配置，财政运动规律，财政政策选择，“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要用新的思维方式结合实际花大力气探索，做出切合国情的科学回答。坚持邓小平特色理论作为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说到底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为楷模，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写出具有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新篇章。
四、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新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可以是我国理论界，特别是财政学界梦寐以求的追求目标，也是新世纪财政学家们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味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呢？我认为有必要对以下几个方面最基本的问题，开展广泛深入讨论，以求得基本共识。
1.正确对待“传统理论”
科学的理论，总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科学研究的任务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在于探索和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不论自然科学也好，还是社会科学，各国学者在探索客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的过程中，不管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断研究和继承前人付出巨大劳动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
